【不可思议的印度】仅次于印度教的回教徒，约占印度人口的15%，人数超过2亿，是世界第二多。他们为这个国家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产，在北印度最受欢迎的金三角行程中，赚尽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观光财。        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我介绍过占印度人口1.7%的锡克教徒，和0.4%的耆那教徒，因为他们神秘又独特，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回教徒，留给北印度最珍贵的观光资产。仅次于印度教的回教徒，约占印度人口的15%，人数超过2亿，是世界第二多，仅次于印尼。印象深刻的原因，不是人数众多；或是印度三大国际知名男星：阿米尔汗、沙鲁克汗、萨尔曼汗都是回教徒。而是他们为这个国家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产，在北印度最受欢迎的金三角行程中，赚尽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观光财。 印度金三角，旅行必去         所谓金三角指的是德里–阿格拉–斋浦尔，算是旅游印度的基本款。虽然我来到印度已经一年两个月，其实去过的地方不算多，除了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英国殖民时期首都加尔各答外，就是阿格拉和斋浦尔。尤其世界遗产的观光景点、阿格拉的泰姬玛哈陵，最受欢迎，我有一位外国朋友已经去过15次。对她而言，次数不是重点。而是即使去过15次，当她经过红砂岩镶崁大理石的雄伟拱门之后，遥望长长水道、喷泉隔开两边对称花园尽头的纯白泰姬玛哈陵，仍会因为惊叹它的优雅、高贵和精致，感动到「起鸡皮疙瘩，」她形容。不知道如果也去过15次的我，还会不会像她一样感动。但确定第二次拜访的我，再看人称「永恒泪珠」的泰姬玛哈陵，仍然觉得美到令人悸动。        印度回教徒留给这个国家珍贵的观光资产，不只是著名的泰姬玛哈陵，还有同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名世界遗产的阿格拉堡，以及位在德里的胡马雍陵、红堡、贾玛清真寺和古达明纳塔，都是我个人喜欢的金三角必访景点。除了古达明纳塔是印度第一个回教政权–德里苏丹国所兴建，其他都是和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并列印度三大盛世的蒙兀儿王朝所兴建。 蒙兀儿王朝建筑的白色vs.红色       印度南边环海，东北侧是险峻的喜马拉雅山，因此外侮多由平坦的西北部进入。建立蒙兀儿王朝（Mughal，波斯语「蒙古」意思）的，就是由阿富汗一带过来、信奉回教的波斯人。立国时间和明朝嘉靖年间相当。统治三百多年的蒙兀儿王朝，历任六位重要的君主，最后由英国殖民政府终结了他们的辉煌。关于蒙兀儿王朝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当然是建筑；第二是绘画；第三是三世皇阿克巴大帝。      蒙兀儿王朝建筑的精彩，除了优雅精致的大理石建筑，以泰姬玛哈陵为代表外，还有雄伟宏大的红砂岩建筑，位在德里的胡马雍陵就有「红色泰姬玛哈陵」的美名。理由是，泰姬玛哈陵是蒙兀儿王朝五世皇沙贾汗为死去的妻子所兴建，而悼念二世皇胡马雍的陵墓，则是他当初参考的原型。胡马雍陵呈现的就是由波斯引进的建筑美学：园顶、双拱门、水道、喷泉和左右对称的庭园，泰姬玛哈陵的特色也是如此。来到印度之后，虽然常听人开玩笑，这里的名胜古迹除了陵墓还是陵墓，但大家悠游其中还是赞叹不已。 蒙兀儿王朝的绘画和大帝       蒙兀儿王朝另一个令我惊艳的珍贵遗产是印度细密画（Miniature），虽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它的起源。一年多前我刚来印度，就去位在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参观。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馆藏多元而丰富，二是新旧陈列室的差别很大，例如铜雕陈列室就是欧美博物馆的水准，我最喜欢的细密画陈列室就很陈旧，但一点都不影响赏画的心情，因为实在非常精巧、美丽。细密画同样源自波斯，感觉是用细如发丝的画笔所画成。除了有种巧夺天工的感觉，用色的班斓、神话的精彩，都让人一幅接着一幅，虽然眼睛都要看成斗鸡眼，但还是乐在其中。      印度细密画主要分为三大来源，一是本土宗教细密画、二是蒙兀儿细密画、三是拉杰普特细密画，中国大陆还有专书介绍。其中蒙兀儿王朝每个君主，几乎对印度细密画的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在三世皇阿克巴大帝时代最是鼎盛。事实上，蒙兀儿王朝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建筑泰姬马哈陵的沙贾汗，即使他让爱情可以永垂不朽；但我真正钦佩的是阿克巴大帝。阿克巴大帝14岁登基，东征西讨的忙碌让他终其一生都不识字，但他却透过9个臣子为他读书，仍然好学不倦，而且因为包容各种宗教、族群、艺术，武功也最鼎盛，所以是唯一称为大帝的君主。大家如果对他的故事有兴趣，可以看一部翻为《帝国玫瑰》或《阿克巴大帝》（Jodhaa Akbar）印度电影，或可了解一二。      第一次到金三角旅游，我们请的中文导游就是回教徒，由德里到阿格拉，听他一次又一次透过蒙兀儿王朝的建筑，诉说昔日印度回教徒的辉煌。我问他的对照今日有何感想？他微笑不语。对照人数更少的锡克教、耆那教，印度回教徒给人印象似乎不如过去鲜明、深刻。   作者洪渼涓，歴任《天下杂志》记者、中华汽车公关、《天下杂志》行销总监三个工作，期间旅居三个大都会，都在美国。现任家庭主妇的角色还算熟悉，但印度德里则是陌生至极。由陌生到熟悉、由惊吓到惊喜，其实就是敞开心胸，就可看到印度不可思议的精釆！ 

    这一趟阿塞拜疆之行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就算写成一整篇文章，也未必能说得尽。    说来也有趣，我之所以踏上这段旅程，是被两位跟我在德国读大学的阿塞拜疆兄弟硬请过去的。他们拍着胸脯跟我说：“别担心，包吃包住”。盛情难却，我就踏上了那片陌生的土地。我们三人关系之所以特别铁，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在俄语群，经常能聊起苏联的笑话和文化，那些带着苏式幽默的段子，只有说俄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讽刺与趣味。另一方面，我们都是穆斯林，每到星期五，我们就会一起去清真寺做礼拜。那种信仰上的共鸣，在异国他乡尤其令人安心，也让彼此间多了一份默契。有一次聊天时，他们向我介绍起阿塞拜疆的宗教情况：这里的穆斯林大约一半是什叶派，一半是逊尼派，但两者却能和平共处，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让我非常惊讶。更出乎意料的是，虽然伊朗是什叶派大国，但它在阿塞拜疆几乎没有什么宗教影响力。阿塞拜疆和伊朗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对我这个政治系出身的人来说，这样的现状一下子就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简单介绍阿塞拜疆的地理位置    阿塞拜疆位于亚洲西部与欧洲东部的交界处，属于外高加索地区。它的地理位置特点如下：东临里海：有长达约800公里的海岸线。北接俄罗斯：以大高加索山脉为界。西北邻格鲁吉亚，西部与亚美尼亚接壤。南部与伊朗为邻。     此外，阿塞拜疆还有一个飞地——纳希切万自治区，位于亚美尼亚、伊朗和土耳其之间，不与本土接壤。  旅程日记。     当我刚登上从伊斯坦布尔飞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飞机时，耳边忽然听到有人说俄语，我的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在土耳其时，我常常在清真寺里遇到一些人想跟我聊天，可我们只能像哑巴一样互相微笑，因为大多数土耳其人不会说英语。我当时就想：到了阿塞拜疆，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 这种兴奋的情绪一路延续到了我抵达巴库机场。过边检时，我还特意“秀”了一下我的俄语，结果却意外地引起了边检官的怀疑。她反复问我拿的到底是不是我本人的护照，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不敢相信，我一个从未踏入阿塞拜疆的人，居然能说出一口没有外国口音的俄语。她甚至怀疑我是哈萨克人，拿着假中国护照。更让她疑惑的是，我护照上的照片还是17岁的我，现在的模样显然和那时有些差距。 我赶紧解释，说我曾在俄罗斯留学，俄语是在那儿学的。但她依然不放心，最终还是把她的上司叫来一起审核我的护照。那一刻，我从兴奋的巅峰突然紧张到跌入谷底——不过现在回头看，也算是旅途中最有戏剧性的插曲之一了。    出机场后，我的兄弟们来接我，带我前往他们的住处。一路上，窗外不断掠过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办公楼，彻底颠覆了我对阿塞拜疆的认知。我原本以为阿塞拜疆位于高加索山区，应该比较贫穷，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只有连绵的山脉和落后的村镇，根本没想到城市里竟然如此现代、有活力。但突然间我也意识到，阿塞拜疆其实拥有雄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且全国人口不过一千万出头，资源丰富、人口适中，自然生活条件不会差。再一对比，邻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就没有这种天然的恩赐。因为缺乏石油和天然气，它们的发展也相对受限。看到这一点，我不禁感叹：真主对穆斯林确实是极其仁慈的。看看世界其他角落——像越南、菲律宾，许多人不得不在工厂里辛苦劳作；而在不少穆斯林国家，只需钻一口井，财富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地底下涌出来。更有意思的是，格鲁吉亚也拥有一条不短的海岸线，但却没有油气资源。再看看东南亚，那些穆斯林国家几乎都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而非穆斯林的越南、缅甸、菲律宾，虽然同样拥有海岸线，却没有得到类似的自然馈赠。      此刻，我脑海中浮现出古兰经中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要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是无法统计的。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16:18 东南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布非常不均，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     到他家之后，我们先去了附近的超市。走进超市的那一刻，我几乎就不想离开了。货架上不仅有各种诱人的俄罗斯美食，还有大量突厥的食品，香肠就有几百种，分俄式，突厥式，比我去过的俄罗斯和土耳其还要多，让人眼花缭乱。这让我一下子意识到，阿塞拜疆的文化确实兼收并蓄，东西方元素自然融合。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奇怪。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文化本就相近，两国语言都属于突厥语系，而其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的相似程度，就像马来语与印尼语一样，高度互通。再加上曾经受过沙俄和苏联长期统治的影响，俄罗斯文化也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这个超市里，仿佛我眼前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而是整个欧亚大陆文明的融合展台。 早餐吃得土耳其甜点，阿塞拜疆新鲜的大饼，俄式清真香肠和酸奶油膏     吃完饭后，我们驱车前往一座宏伟的清真寺。一路上我注意到街头有不少交警维持秩序，几乎每个主要路口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忍不住跟朋友开了个玩笑：“你们这治安管得这么严，是不是你们‘独裁国家’的象征啊？” 他听了笑着回我：“说是独裁也行，但我们这儿治安比你们土耳其好太多了。你在街上丢个东西，没人会顺手牵羊——不像你们那儿。现任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的父亲——盖达尔·阿利耶夫，曾在苏联时期担任克格勃（KGB）阿塞拜疆分部负责人。他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在政治系统中拥有广泛人脉和影响力。可以说，今天的阿塞拜疆政权是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延续。顺便一提，阿塞拜疆的副总统正是现任总统的妻子。这种安排在外人看来或许颇具争议，但在这里却构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稳定”结构。 盖达尔·阿利耶夫清真寺     主麻礼拜尚未开始，清真寺内已坐满信众，逊尼派与什叶派几乎各占一半。气氛庄重而安宁，我留意到两派在礼拜动作上有些细微差别。比如，什叶派在礼拜最后会举手三次，而逊尼派则通常只向右、向左行礼。宣礼之后，伊玛目上台主持礼拜。他是逊尼派，却身穿一袭黑袍，似乎是对什叶派信众的尊重。在主麻演讲的结尾，他祈愿：“愿真主喜悦四大正统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以及所有圣门弟子。”这一幕令我颇感意外，也深受触动。显然他常这样说，而什叶派信众对此并未反感，反而安然接受。礼拜过程中，我对身边什叶派的动作还不太习惯，例如他们在起立时也会举手。但这并未让我感到格格不入，反而让我意识到，这正是理解彼此信仰实践的良机。礼拜结束，大家纷纷起身互致问候、握手致意。那一刻，我由衷感到欣慰：在一个宗教分歧频发的时代，能够在同一座清真寺中见到逊尼与什叶并肩礼拜、和睦共处，这种画面既珍贵，也希望成为未来的常态。     礼拜结束后，我们开车去了军事公园，参观在第二次与亚美尼亚战争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在路上，我和同学讨论并验证了我对阿塞拜疆宗教现状的一个假设：为什么阿塞拜疆现在一半是什叶派，一半是逊尼派？据我所知，阿塞拜疆最早在阿拉伯人传教时是逊尼派；后来被伊朗的萨法维帝国统治时，当地人被强迫改信什叶派。到了苏联时期，许多人渐渐淡忘了宗教。苏联解体后，来自北方邻国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如车臣）以及土耳其的宗教教材和伊玛目可以自由进入阿塞拜疆，因此，年轻一代很多人又转向了逊尼派。朋友也认同我的说法。他还补充道：土耳其电视剧在阿塞拜疆很流行，其中一些带有宗教色彩比如讲述奥斯曼一世的剧集。我还问他，这里的什叶派会不会在卡尔巴拉日（阿舒拉节）自我伤害。他说不会，最多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悼念诗，用手拍胸表示哀悼。我又问这里有没有什叶派实行临时婚姻（“契约婚”）。他先是问那是什么，我解释了一下后，他立刻告诉我，阿塞拜疆没有这种“邪恶的传统”。我又问，在这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通婚常不常见。他说，他爸爸是什叶派，妈妈是逊尼派。他还说：“我是 Sushi”——Shia and Sunni 的混合（笑）。 书店里摆着从俄罗斯运来的伊斯兰书籍。真主至大！在苏联统治时期，人们怎么能想到有一天，伊斯兰书籍竟然能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书店里？     在阿塞拜疆，虽然读书的风气称不上浓厚，但在公园长椅上或地铁车厢里，仍能偶尔看到人们安静地阅读。相比之下，在土耳其，这样的画面几乎完全看不到。根据一项调查，约有60%的土耳其人在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读完一本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公共场所中，手捧书本的身影如此稀少。阿塞拜疆之所以保有浓厚的阅读氛围，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沙俄和苏联时期深植人心的俄语文学教育。在这片土地上，阅读不仅是一种个人修养，更是一种文化延续。走进书店，俄语文学区总是书香四溢，几百本厚重的经典作品井然排列。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从普希金、契诃夫到果戈里，这些名字如群星般闪耀，而我们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尝试阅读一些阿塞拜疆语文本，发现其中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虽然这种语言现象与历史渊源密不可分，但进一步了解后我意识到，造成更多阿塞拜疆语与土耳其语在词汇上的差异，关键在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进行的语言改革。在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推行了一场深远的语言工程。这并非出于“语言纯化”的目的，而是基于民族主义、世俗化和去奥斯曼化的政治诉求。改革者认为，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代表着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和帝国传统，与新共和国建立的民族国家认同与世俗现代化道路不相容。因此，许多传统词汇被有意替换为源自突厥语词根的新造词。有趣的是，我曾给一位阿塞拜疆同学看过赛义德·努尔西的《光明全集》中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文段，他的反应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个比现代土耳其语还好懂。    土耳其长期推行的极端世俗化政策，在社会日常中也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今在许多大城市里，如果你在街上对陌生人说“赛俩目”（Salam），他们往往会装作没听见、不予回应。我亲身经历过，在入境土耳其时，我对边检人员说了“赛俩目”，他不仅没有回应，甚至流露出一种刻意的冷漠。这种现象在土耳其并不少见，除非是在清真寺里，才有可能听到有人自然地回应“赛俩目”。    相比之下，在阿塞拜疆，情况完全不同。“赛俩目”是一个活在人们日常交流中的问候语，无论你在街道，还是在小超市、政府场所，都能听到它。我在阿塞拜疆的边检口岸向工作人员说“赛俩目”，他立刻面带微笑地回应；就连小超市有卖酒的老板，也会自然地回复“赛俩目”。宗教问候在这里并不被视为政治表态，而是一种普通的礼貌与文化认同。    那天晚上，我们在巴库老城简单逛了一下，然后前往一座较老的什叶派清真寺礼拜。原本我是想去逊尼派清真寺，我的阿塞拜疆朋友却一再保证：“没关系，这里也可以礼拜。”    进去后，果然看到有几位逊尼派的穆斯林在按自己的方式祷拜，我便也跟朋友一起加入。然而，寺里的摆设让我有些无语。伊玛目领拜的位置上方挂着一块黑布，写着有关阿里（愿主喜悦之）的内容，而黑布上方则是一面阿塞拜疆的国旗。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突厥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当代突厥语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毒瘤。它披着文化复兴的外衣，实则将民族身份凌驾于宗教认同之上。伊斯兰教倡导的是“乌玛”——一个超越种族、国家的信仰共同体。但突厥民族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厥人”的概念塑造成一种优越感，把非突厥穆斯林边缘化，甚至将伊斯兰自身的多样性简化为国家和民族服务的工具。      晚饭时，我特地提出要尝尝高加索山脉的肥羊肉。朋友们多是城市人，吃不惯这种油脂丰富的肉，只有我一个人点了带肥肉的羊肉汤，吃得津津有味。令人惊喜的是，阿塞拜疆的饭馆菜品种类丰富，整体水准也明显比土耳其的更合我的口味。这里的饮食受到苏联时期深远影响，从乌兹别克抓饭到哈萨克宽面，再到熟悉的土耳其烤肉，风味交融。饭后我还特意要了一份波斯风格的甜点，细腻香甜，口感层次丰富。虽然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在语言上颇为接近，但在饮食文化方面，土耳其远不如阿塞拜疆这样拥有苏联与波斯双重遗产的“全家福”式风味来得精彩多样。阿塞拜疆的餐桌上，不仅有中亚的朴实，也有波斯的精致，还有土耳其的热情，确实是一场味觉上的文化融合盛宴。波斯风味甜点的摆盘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街角的一家面包店，想买新鲜出炉的大囊。我原本还想顺便买几个他们的烤包子，但老板却不肯卖给我。他说那些是昨天的，不新鲜，不能卖给客人。后来我们去了附近的超市，我看到柜台上摆着我很久没吃过的俄罗斯千层蛋糕，非常想买。收银员却摇头，说那块蛋糕放了一天，不够新鲜，不能卖给客人。我提出打折，说我真的很想吃，不在乎新不新鲜，但她依旧拒绝，态度非常坚决。还有一次，我们去药店买创可贴。我认真地用俄语对老板娘说，每次都是我朋友在帮我付钱，这次请一定收我的钱。但我的同学马上对她说：“他是我们的客人。”最后，老板娘还是坚持不收我的，而是收了我朋友的。幸好那天晚饭，我借去厕所的机会，悄悄用俄语把账单付了。他们得知之后都露出不悦的表情——不是生气，而是好客，尽其所能的善待旅人，这也是伊斯兰的价值观的体现。在阿塞拜疆，客人不仅是被尊重的，更是被珍视和保护的。    在土耳其则不然。虽然两国都讲突厥语，但我觉得阿塞拜疆对突厥传统文化的保留，比土耳其更完整、更自然。例如，在地铁上，男士都会主动给女士让座，而不是期待感谢。有一次，我的同学在地铁上给一位年轻女孩让座，女孩什么也没说，他却告诉我：“这在我们这里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次，我看到地铁一节车厢里，两边都是坐着的女士，中间站着一位大约六十岁的老人。我问为什么没人给他让座，我的同学说：“除非他说他需要，否则就算是那个小女孩，也有权利不让座。”在公交车上，我同学也告诉我：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大家从小就知道——最后两排是男士坐的，女士一般坐在前面。街上抽烟的人很少，尤其是几乎看不到女性抽烟，而在土耳其我经常见到女的戴头巾抽烟。我问起这个现象，我的朋友说：“在我们文化里，女生抽烟是不被接受的。”晚上茶馆里几乎都是男人，女性通常不会进去。甚至连游泳池和健身房也都有明确的分时段：男宾、女宾分开使用。吃饭前，大家都会洗手，哪怕是在家里的餐厅区域吃饭，也不例外。城市街头能看到很多五星级的餐馆大楼，这些餐厅平时楼上不开，只有在结婚宴请时才会启用。我的同学说：“这反映了我们对婚姻的重视。”即使在大学里谈恋爱，也通常要避人耳目。哪怕是一些宗教信仰不强的家庭，也普遍难以接受子女在公开场合谈恋爱。虽然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语言相近，历史上也有很多联系，但这次旅行让我感觉两国在文化上已经有很大差别。阿塞拜疆很多日常习惯和礼仪，比土耳其保留得更多，尤其是在突厥传统和伊斯兰文化方面。虽然阿塞拜疆也经历了苏联时期的极端世俗化，但我猜想，高加索山脉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天然屏障，减弱了莫斯科“红色文化”的影响，保护了一些传统没有被完全打破。这些东西，在土耳其的大城市里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那一节车厢，两旁全是女的，其中包括一位小女孩 在巴库，随处可见那种专门为婚礼修建的豪华餐馆。这些餐馆平时看上去很气派，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比如楼下角落里在正常营业，卖些简单的饭菜。只有等到有人结婚的时候，整栋餐馆才会真正全部开放起来，热闹非凡。      我们来到了巴库著名的希尔凡沙王宫（Palace of the Shirvanshahs），这是一座融合了波斯与高加索建筑风格的杰作。整座宫殿由希尔凡沙王朝（Shirvanshah dynasty）修建，王朝统治者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文化上深受波斯影响。主建筑是在15世纪中叶，约1435至1442年之间由**哈利勒拉一世（Shirvanshah Khalilullah I）下令建造的。建筑主要使用高加索地区特有的石灰岩（limestone），因此整座宫殿呈现出一种温暖的浅褐色，厚重而优雅。王宫不仅是一座王室住所，也兼具宗教和文化功能，包含清真寺、陵墓、浴场和其他附属建筑。可惜的是，如今主殿已被改建为博物馆，无法在其中礼拜。但我和同学们还是在主殿旁的一处附属空间里，脱下夹克当作拜毯，简单地完成了礼拜。礼拜结束后，我向他们讲解了刻在石灰岩墙壁上的阿拉伯文经文。这些经文线条优雅，布局和谐，历经数百年依然清晰可辨。 石灰岩墙壁上的阿拉伯文经文     离开巴库老城后，我们去了我同学的大学。他告诉我，他们大学里有用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俄语和英语四种语言授课，语言环境非常多元。他还说，如果高中成绩够好，就可以免费上大学。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土耳其，哪怕是本地学生，也没有这种免学费的待遇。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他们特别重视数理化教育。我翻看了一本阿塞拜疆中学的物理教材，内容特别难，完全是苏联遗风，感觉像是在为将来设计导弹的人做准备。事实上，阿塞拜疆的确出过一些世界级的数学家。对比各个欧洲殖民母国留下的影响，我觉得英国算是相对好的，至少在教育、制度建设方面留下了一些东西。其次是俄罗斯，尤其在高等理工教育上确实有传承。反而是西班牙和法国的问题最大。西班牙在拉美和菲律宾等殖民地几乎不发展教育，反而大力扶植大地主阶层。这是因为西班牙的殖民模式以资源掠夺和封建土地统治为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恩贡制（encomienda）”和“庄园制度（hacienda system）”，西班牙王室将大片土地封给少数殖民贵族和军功阶层。这些大地主掌控土地、劳动力甚至地方政权，造就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寡头政治结构，而教育对他们而言反而是“危险的”。法国更夸张：今天很多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后殖民国家都是法语国家。他们在殖民地几乎不投资教育，独立后还通过“非洲法郎体系”继续控制这些国家。14个使用非洲法郎的国家，必须把一半外汇储备存在巴黎的法国国家银行，连自己货币的贬值权都没有，借钱也只能从法国借，等于在经济上仍然被法国控制。    可惜的是，阿塞拜疆虽然继承了苏联在数理化教育方面的强大基础，但由于政体上的限制，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这个国家的财政90%以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政治上属于高度集权体制，缺乏透明机制和制度创新空间。相比之下，同样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爱沙尼亚，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又是欧盟成员国，爱沙尼亚不仅继承了苏联的理工教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将这些基础转化为国家治理和数字化能力的优势。如今的爱沙尼亚被称为“欧洲最数字化的国家”，政府效率位居前列。在那里，除了结婚和离婚手续，几乎所有行政事务都可以在线完成和签字，包括开公司、转学、报税、投票等。全国的公共无线网络覆盖广泛，甚至在森林中也能联网。每位公民都有一张电子身份证（e-ID），其数据以类似比特币区块链的加密方式存储和保护。在医疗系统中，只需提供电子身份证号，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分诊，并将病历呈现给医生；医生只能访问你就诊相关的健康信息，无法看到你在税务或投票方面的任何数据。同时，系统会自动在你的手机上显示“某位医生正在访问你的病历”，确保隐私知情权。税务系统同样高效。据说，在爱沙尼亚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个人报税，而在美国，纳税人每年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填写繁琐的表格。更令人钦佩的是，爱沙尼亚虽然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却孕育出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软件与数字服务公司，如Skype、TransferWise（现Wise）等。这说明，民主制度与高效治理结构，才是真正将技术教育转化为国家能力的关键因素。    当然，我还是看好苏联解体后的穆斯林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大多还没有实现民主，但我始终认为，相比短期的物质繁荣，宗教信仰带来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凝聚力更加重要。比如爱沙尼亚，虽然以电子政府、数字化、高效治理闻名，但现实是人口不断下降，对移民的态度也不如西欧包容。全国不过一百多万人，房价也不高，却依然面临极低的生育率。反观那些独立后的穆斯林共和国，比如阿塞拜疆，以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斯坦国”，尽管经济相对落后，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去哈萨克斯坦或俄罗斯打工，但这些国家的人口却在稳定且大幅度地增长。阿塞拜疆和邻国格鲁吉亚是一个典型的对比：两国在苏联六十年代时人口都只有三百多万，但今天阿塞拜疆已经突破了一千万，而格鲁吉亚人口仍停留在原地。如果生育率与财富直接相关，那格鲁吉亚理应优于那些更贫穷的国家，但现实恰恰相反。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苏联时期最贫穷的共和国之一，人均购买力甚至只有格鲁吉亚的三分之一，至今仍是严重依赖外汇的国家，可它们的人口却分别增长到了七百多万和一千多万，而且还有一两百万人在海外打工未计入国内统计。这些事实说明，家庭结构、宗教文化和社会观念在决定一个国家人口走向上，远比经济条件更有影响力。这也是我对这些国家长期看好的原因。如果有一天它们走向民主，年轻的人口结构、高生育率和技术基础将会成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动能，它们完全有潜力在区域内成为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和欧洲也明白，唯有这些国家走上民主道路，才能真正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从格鲁吉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的例子可以看到，一旦国家开始走向民主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原因很简单，独裁政府往往依赖俄罗斯在军事上的保护与经济上的支持，而一旦走向民主，国家就会试图摆脱这种依附，追求更独立的外交与治理模式。    之后我们又去了巴库著名的地毯博物馆。馆内展示了大量阿塞拜疆传统手工地毯，图案丰富、用色大胆，风格与我在土耳其见到的地毯明显不同，反而与伊朗地毯的细腻与色彩感有些相似。尤其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位老奶奶正在现场编织地毯。她的手艺极为娴熟，快速而有序地穿线打结，还要不断对照图案——那种对图像的敏感度与精准度，没有十年以上的经验根本做不到。其中有一张地毯特别有意思，上面织着两军交战的场面：左边是一面星月旗，想必代表奥斯曼帝国；右边则是一头带有狮子的图案，很可能是波斯的萨法维帝国。正如历史记载，这两个伊斯兰帝国曾在高加索地区展开长期争霸。而阿塞拜疆，恰恰就是他们边界与冲突的前线地带。这张地毯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战争场面，而是中间上面那一幕：两方的学者坐在一起喝茶、讨论学术，没有兵刃相见，只有思想交锋。这幅画面让我想起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个历史细节：即便在基督徒与穆斯林激烈战争之时，双方也会尽力确保学者不受战火波及。这种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在今天看来仍令人动容。     夜晚我们去了一家饭馆吃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里面全是男的。有些人在看足球，有些在玩 backgammon（棋盘游戏），就我们几个人是专门来吃晚饭的。乍一看，这样的场所可能会让人以为是酒吧，但其实这里不卖酒，反而设有一个小型的礼拜堂。我问了同学，他告诉我，这种带有一定娱乐功能的饭馆，在阿塞拜疆几乎只接待男性顾客。法律上女性不是禁止进入，但文化上她们就是不会来。后来我们在街头陆续又看到好几家类似的饭馆，里面清一色是男性。这一点与土耳其的城市氛围很不同，在土耳其，男女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吃饭、聊天、甚至玩 tavla 是非常常见的。    吃饭过程中，我们聊到了很多话题，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他们如何看待俄语。我提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正在“去俄语化”，希望彻底脱离俄罗斯的文化影响。他们坦言，自己也不喜欢历史上沙俄的殖民统治，也不信任现在的普京，尤其是俄罗斯在军事上同时支援亚美尼亚——这个他们眼中的“死敌”——试图维持所谓的“实力平衡”。但现实情况也摆在眼前。南边是伊朗，因为长期的外交紧张与西方制裁，阿塞拜疆和伊朗之间的边境常年关闭，做不了什么生意；西边是亚美尼亚，至今处于敌对状态，边境完全封锁，而且大家普遍认为2022年阿塞拜疆武力从亚美尼亚收复的失地很可能还会引发第三次战争；西北的格鲁吉亚虽然政局稳定，但缺乏工业基础和大规模农业，也不具备实际的经济互补性。在这种地缘格局下，俄语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用：一方面，阿塞拜疆与俄罗斯有大量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年轻而规模不大的国家，阿塞拜疆的学生依靠俄语进入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尤其是在理工和医学领域。    我们还聊到近年来突厥主义（Pan-Turkism）在地区复兴，尤其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想借此在中亚扩展软实力。我和我的同学最后认同，尽管所有突厥语国家都在口头上强调团结合作，但问题在于——“谁当老大”，谁也不服谁。特别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土耳其与领土广阔、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在地缘与话语权上都不愿让步。如果连“首都定在哪”都难以达成共识，那这种联盟大概也只能停留在象征层面。 巴库夜景     第三天我们去了巴库市中心，广场上摆着庆祝波斯新年（诺鲁兹）的装饰，周围还有一些小摊卖着传统小吃。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虽然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语言相近、关系密切，但他们的“亲戚”土耳其人并不过这个节日。相比之下，阿塞拜疆的诺鲁兹氛围非常浓厚，街头循环播放的传统音乐也多是带有波斯风味的旋律和诗意歌词，整体气质更接近伊朗文化传统。不过，我查到的信息显示，尽管文化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阿塞拜疆与伊朗的双边关系长期紧张。这在表面上看有些矛盾，毕竟阿塞拜疆总统本人就是什叶派穆斯林。但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部分什叶派宗教机构因与伊朗有联系，被阿塞拜疆政府关闭，理由是这些组织企图传播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思想，这与阿塞拜疆作为世俗共和国的宪政体制相冲突。另一个重要的地缘原因是民族因素。伊朗北部紧邻阿塞拜疆的地区聚居着大量阿塞拜疆族人，人数甚至超过阿塞拜疆本国人口。而近年来阿塞拜疆国内出现的“大突厥主义”思想强调突厥民族团结，对伊朗构成潜在威胁。伊朗担心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其境内激起分离主义，因此对其崛起保持高度警惕。正因如此，伊朗在纳卡冲突中一度明确支持阿塞拜疆的宿敌亚美尼亚，以此牵制阿塞拜疆的地区影响力。这也是两国虽然文化有交集，现实政治却难以合作的根本原因。 大突厥主义支持者的手势    狼的手势代表认为突厥神话中的狼     我朋友知道我很喜欢读书，他们在我要返程之前，又带我去了几家书店，店铺布置得很整齐，种类也多。更让我惊讶的是，书店里人不少，有些人坐着翻书，有些认真挑选图书，氛围很安静，有文化气息。而反观我在土耳其，市中心常常找不到像样的书店，就算找到了，人也很少进去。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书。听说他在普京的外交战略中有很大影响，提倡“欧亚主义”和多极世界观。他曾是乌克兰的暗杀目标，但结果是他的女儿那天坐了他的车，反而成了遇害者。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在整排的伊斯兰书籍中，几乎清一色是逊尼派内容，像布哈里、穆斯林的圣训集、逊尼教法的经典都有；而什叶派的书只有一本，是一位本地阿塞拜疆伊玛目写的。这让我开始想：作为一个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为什么书店里反而几乎没有什叶派的书籍？我猜这可能和伊朗有关。伊朗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一向不太好，尤其是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也许是因为伊朗边境管得紧，航班都没有了，宗教出版物也很难运过来。再加上，阿塞拜疆人基本没人会波斯语，即使书运来了也没多少人能读。相比之下，来自俄罗斯穆斯林地区的书就好得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之间有自由贸易协议和90天互免签证，加上很多人能说俄语，俄罗斯那边的书流通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们还去逛了一家商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虽然阿塞拜疆是一个世俗国家，也不像土耳其那样存在宗教政党，但商场里居然设有专门的礼拜堂。那天正好赶上沙姆礼拜时间，礼拜堂里有大概二十多人在认真礼拜，场面肃静庄重。这让我注意到，阿塞拜疆虽然是一个威权政体，但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不是完全打压的态度。他们显然明白，宗教在社会中根基深厚，压制得太狠可能会引起反弹。或许他们也从其他国家（比如塔吉克斯坦因强硬打击宗教导致内战）的经验中学到了一些现实的教训。 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在表面上保留了有限的宗教空间。整体来看，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不像埃尔多安时代前的土耳其那样激进，也比不上今天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种高压式的控制 （学校不让带头巾, 饭馆必须卖酒)。我问了我的阿塞拜疆同学，他们说在大学里戴头巾的学生和老师见过，学校也并不干涉。不过，在教育系统中，宗教内容几乎被完全排除。他们回忆说，教材里只在“世界宗教”一章中简单提到伊斯兰，介绍伊斯兰在7世纪 (欧麦尔击败波斯帝国) 时期传入阿塞拜疆，讲了一些基本信仰内容而已。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关于伊斯兰历史、教法或文化的系统讲解。他们说：“自己了解伊斯兰，基本靠的是家庭和自学”。    最后一天清晨，我去了清真寺参加晨礼（费智尔拜）。清真寺里几乎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那天还是周一。如果在土耳其，除非星期五，不然寺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我不禁思考起这种差异的原因。土耳其年轻人对宗教的疏离，跟2016年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和葛兰之间的斗争应该有很大关系。那场政变不仅造成政治清洗，也在很多年轻人心中留下阴影，让他们对宗教学校、宗教机构甚至伊玛目都产生了怀疑。我在德国认识一位土耳其籍的世俗同学，他曾劝我不要去德国的土耳其清真寺，说那里有可能还有葛兰运动的人。政变失败后，据一些公开报道，土耳其政府大规模撤换了几千名伊玛目，只留下对政府忠诚的人，而不是选择伊斯兰学识深厚的人。我的另一位同学在土耳其上学亲身体验过这一变化。在斋月时，一些伊玛目在诵读古兰经时极其草率，念完《开端章》之后，只念两句就匆匆鞠躬，整段礼拜不到一分钟。在星期五的聚礼讲座中，我也多次听到内容非常简单，如讲“伊斯兰五功”，完全缺乏针对社会现实的引导和关怀。土耳其星期五的“胡突白”（演讲）是全国统一下发的文本，每年循环使用，伊玛目不能自由发挥。      礼拜完跟他们聊了一会儿。得知阿塞拜疆的穆斯林虔诚度比较年轻化。值得一提的是, 我乘坐的是阿塞拜疆航空返回的土耳其，飞机竟然提供土耳其式的烤肉配斯拉夫人常吃的荞麦（buckwheat）。这顿饭像极了阿塞拜疆文化的缩影：文化交汇、风味混合。这也让我突然明白了，“阿塞拜疆”在汉语中的翻译其实很有意思。“疆”字常常用于边疆、边地，而阿塞拜疆本身正处在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历史接壤处，是两大文明体系的边缘与交汇点。一顿饭里能同时出现土耳其的烤肉和斯拉夫的主食，正好说明了这个国家身份的双重性与复杂性。有时候，历史的重量，就藏在一盘简单的飞机餐里。  （作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在读政治系硕士） 

选择日本的理由    我在日本流行文化的薰陶下长大，我的父亲甚至在日本工作，总是告诉我有关日本的故事，所以我开始爱上这个国家还有它的文化。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在我的国家，凡事最好要小心谨慎，但在这里，我可以把包包放在校园的自助餐厅一整个小时，回到原地它仍然在那里原封不动。在这里，身为一名女性也可以在晚上独自行走，完全不用担心。    日本人也很热情和友善，我的日本朋友帮助我习惯这里的环境，帮我翻译东西，告诉我日本青少年的流行趋势，并且总是告诉我，在如此遥远的地方生活是多么坚强。    最后还有一点，日本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不是指公共景点、东京的高楼大厦、涩谷的行人穿越道，并不是。我所说的是所有一切事物，还有大自然。日本非常干净，可以好好享受大自然。身为学生，我很高兴就算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旅行，没办法花很多钱来娱乐自己，生活在这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寻找日本的大学    我一直想去日本留学，但说实话，要查询关于日本大学的一些资讯很困难。我尝试从不同网站上寻找所有提供英语基础课程的大学，但他们的首页大多是日语，或者资讯没有更新。但我很高兴我现在就读的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的网站非常容易理解而且有保持更新。我的日语家教老师提供给我有关大学的资讯。我的老师认识很多在日本工作或与日本有关的人，所以我很感谢她帮助我推荐大学，并把我介绍给可以帮助我入学的人。 我对大学的选择标准    我挑选理想大学的第一个标准很简单，我首先想知道这所大学有多关心他们的学生。身为一名国际学生，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很难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而且会遇到很多问题。我的大学非常关心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或非身体问题的免费咨询，还有健康诊所和职业顾问。另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大学的制度、愿景、教学方式和课程，是否与我的个人目标一致，以及将如何支持我个人成长和追逐梦想。我现在这间大学的制度非常适合我，对于学习和获得更多知识很有帮助。    最后一点是环境。到处旅游、欣赏自然风光还有人，都非常方便。我透过观察目前在我所申请的大学就读的人，做了一点研究，帮助我了解当我去到那里时会是什么样子。 为您在日本的生活做好准备    抵达日本后，一点一滴准备好所需的一切非常重要。注册手机方案很重要，因为在日本，常常会要求你留下电话号码作为联络资讯，如果你仍然使用本国的本地电话号码，他们可能会不方便联络你。来到全新的国家，用完漫游数据，又没有网路连线时，也是一场噩梦！务必确保随时保持连线状态！    开设银行帐户也很重要，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有些商店不能使用国际金融卡或信用卡，所以我总是必须备好现金。如果你也想要网购东西，那么拥有日本银行的签帐卡或信用卡会容易许多。有时我的国际卡会不能使用，这一点有点麻烦。    日本有自己的国民健康保险，据我所知，每个人都必须加入。每所大学都不同，但我的大学会协助办理，最后我每个月只需支付大约2,000日圆。这里的健康检查和住院费用相当昂贵，但是有了保险，你就只需要支付总费用的30%，这对我们留学生来说是很放心的。总而言之，确保准备好所有必需品，可以让你更顺利展开日本生活，祝大家好运！ 以穆斯林身分在日本生活    我来自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很难适应这里与食物有关的一切。在印尼，穆斯林可以吃的食物都有自己的标签，所以我们只要看标签就知道。但在这里，我必须自己找出答案，所以一开始过得很辛苦。我不能吃猪肉，所以在食物选择上经常选择鸡肉，而因为我不太喜欢蔬菜，所以我避免吃纯素标签的食物。但我最后发现这里连鸡块都含有猪肉，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常在超市买的牛绞肉，原来也掺有猪肉。即使是普通面包有时也含有一点酒精。以前在家里煮菜常用的酱油，这里则经常加入味醂。但是，我渐渐开始不再把这件事当作「斗争」。相反地，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一场冒险。当我翻译食材时，我不再只强调是否含有猪肉或酒精，而是也借此学习日文。    我的建议是，在购买食材之前，要尽可能寻找更多的资讯参考！进行日常采购前，列出购物清单，然后在Google上搜寻哪个品牌有贩售这项食材而且清真友善(穆斯林可以吃)。例如，你想买味噌酱，就提前搜寻「清真」、「味噌酱」、「日本」等关键字，然后写下要买的品牌，这样你在逛超市的时候就不用一边拿着手机查询和翻译成分。如果你还有更多时间，可以列出哪些品牌是清真的，哪些不是，以便将来购物时参考。另外，记得禁止食用的食材的汉字或日文翻译，也会很方便，这样看到食物时就能很快知道。去餐厅时，不要犹豫询问工作人员食材。请记住，对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设立界限，并不是一件坏事。最后，记得携带自己的餐具。我认为在日本很难找到一家全清真餐厅，甚至提供的餐具也可能包含我们禁止食用的东西，所以自备是最安全的，而且也会更加卫生和永续环保！ P.S. 在家煮饭是最好、最安全的选择！拥有一个可以与你分享这些事的穆斯林朋友也会很有帮助，会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经常与日本的穆斯林往来，这样你也可以获得有关清真食品和餐厅的资讯。我居住的城市有一些清真餐厅，我经常会去用餐。   

   今年清明前夕，我们原计划从深圳回四川为孩子奶奶扫墓。母亲却突然打来视频电话，声音低哑，带着哭腔：“你回回舅舅走了。” 我一时怔住。母亲是家中长女，五个兄弟姐妹里，回舅舅是最小的那个。命运偏偏最残忍，让他最早离开。我轻声安慰：“回舅舅……活满花甲了吧？”话一出口，便觉得苍白。母亲在屏幕那端抹泪：“路娃子（舅舅小名）一生无儿无女的……这几天我哭得比当年你外婆走时还凶。” “他是 1964 年生人，今年刚满六十。”我竟第一次知道他的确切年龄。 我继续安慰母亲：“他一辈子无亲生儿女，现在突发急病去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应该没受太多罪吧？”母亲说，一周前发病，他头痛得撞墙，亲戚紧急地把他送去县医院，立刻就被转入重症监护室（ICU）待了 7 天。县医院医生帮他联络了上级的成都华西医院医生网络会诊，脑瘤压迫着神经，做手术很可能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异地转院去成都手术的条件很难达到。他自己也不想治了，只想回家，你大舅他们半夜把他接回去了。 “昨天我和你爸去看他，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母亲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唉，还是好可怜啊，活活疼死的……” 父亲在旁边幽幽地插话：“路娃子是很可怜，不过，你们的干婆婆，生前还是挺维护他、照顾他。我当兵退伍回来和你妈结婚后，在供销社站新华书店柜台卖书卖文具，他那会儿刚上小学，隔三岔五来买铅笔。我就训了他：‘你是吃笔的？还是用笔的？这么不节省？你妈卖菜赚钱多不容易？’他吓得不敢来了。你干婆婆（领养他的回婆婆我们一直叫干婆婆）过来帮他买笔，还让我不要凶他，他的成绩还不错。” 母亲抢着说：“他后来当建筑工，脑子好使的，很聪明。镇上的人想建什么新款的灶啊，他都会画图纸，给人家造出来。” 为了转移母亲的悲伤，我问是否需要我随礼。母亲一向怕麻烦别人，连忙说：“我们随礼就好了。他们回族的礼仪和我们不一样，不用操心这些。他一辈子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现在清真寺的人把他接去净身后才送回家的。那些穆斯林特别团结，他们自己办。” 我们那里的回民的确很团结。2008 年四川大地震后不到 20 个小时，古镇与外界通讯完全中断，但宁夏隔着省送过去的救灾物资，包括一些新鲜的牛羊肉就送达了四川本省的清真寺里。这让我想起《穆斯林的葬礼》那本小说。净身，白布，众人的祈祷。母亲说，清真寺的人忙前忙后，他们这些汉人反倒插不上手。 ▲ 表妹送葬时拍的照片 他一辈子没去过外面打工，哪家有点啥事需要帮忙的，他都不计得失的帮着忙前忙后。他在那边辈分还挺高的，这次为他戴小白帽、当孝子的人好多。 这倒像他一生的写照——明明流着汉族的血，却把自己活成了彻彻底底的回回。    我又有些好奇地问母亲：“当年外婆为啥把路舅舅送给了回回家庭？” 母亲说：“生他时，我妈大出血，也是往县医院转院，生在半路上的。所以，大家都把他叫‘路娃子’。当时干妈和她一起怀的，干妈的大儿提前几天生了，没带活，夭折了，又没回奶，就把他送给干妈先奶着。等我妈从县医院抢救回来后，就不好意思再要回来了。给干妈当了‘压生儿子’，干妈后面等了十年，才又生了那个亲生的老二。” 我再一次感到汗颜，我从小唤他“路舅舅”，直到他往生了，我才知道他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出生在路上。 挂断视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位小舅舅。原来，他只比我大十来岁。比起前些年网上走红的“二舅”，我这位小舅舅的一生更加平淡无奇，同样，如尘埃般消散在人间。 有的人死重于泰山，有的人死轻于鸿毛。我的回回舅舅的离世，或许真的轻如鸿毛。用几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一出生就被送养，亲生父母在他童年双亡，家境贫寒，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孤苦伶仃，了却此生。 外公在母亲 13 岁时意外去世，家里五个未成年孩子，最小的这对儿女都陆续送养了。小姨送给了一个林场工人家庭，后来迁移去了四川绵阳市。没过几年，外婆也在五十岁左右离世，那时候，路舅舅才十岁。 小时候，我总搞不清这个回族舅舅和我们家的关系。他常来家里串门，长得瘦巴巴的，和他养母家弟弟个头差不多。长大后才知道，他其实是母亲的亲弟弟。我们家住在古城北街头上，叫庙街的地方，他家在东街回族区，步行不过十分钟，他常来大姐家走动。 ▲ 表妹拍的照片 虽然出身汉族家庭，但他严格遵守穆斯林的清规戒律。父亲觉得他太过苛待自己，笑骂他一个“假回子”比人家真的还心诚。在那个年代吃肉机会少，总希望他能跟着我们补充些营养。母亲有时心疼他，想煮鸡蛋给他吃。他却嫌我们家的碗筷不够“清真”，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干净的。每次来玩，一到饭点，就悄没声息地溜了。 他的养母待他很好，她亲生的儿子和我哥哥一样大。她对两个孩子都视如己出。记忆中，干婆婆是个四五十岁的干瘦妇人，和街上大多数回族妇女一样，靠卖菜为生。有时母亲让我放学后顺路买点菜，她总会热情地把剩下的菜全部塞给我。我都不好意思，见到她的菜摊就绕道走，怕她对我“盛情难却”。 她在世时，我只去她家吃过一次饭。那天她宰了羊，特意用新鲜的羊头肉，配上门口菜园里现摘的葱、芹菜和辣椒，炒了一盘羊肉。在那个小镇餐馆稀少的年代，那盘毫无腥膻味的炒羊肉让我第一次体会到“鲜”字的真谛——“鲜”字，可不就有个“羊”字么。许多年后，我在西北，在深圳的西北餐厅里，吃过无数羊肉，却再没尝过那样的鲜美味道。   初二暑假，我在家里研究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遍的《红楼梦》。路舅舅过来神秘兮兮地说带我去赚钱。听到能赚钱，我财迷心窍地答应了，而且干一天，他许诺我可以买一本我想要的世界名著的价码。第二天，跟他到北街一个工地，才发现是去给我同班同学家的商铺门口铺水泥地。同学的妈妈当众夸我勤快懂事，我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我同学一整天缩在他家铺子里，都不敢抬头看我。 烈日下，我灰头土脸地拌砂浆，他佝偻着背，抹平地面。他干活时一丝不苟，要求很严，砂浆桶很沉，递慢了，对我又吼又叫的，把我累得腰酸背痛。后来他再叫我去干活，骗我赚钱，我是打死也不去了。好歹，我爸在镇上供销社有工作，挣工资的，不用细皮嫩肉的我去干那个力气活。 但——那竟是我们舅舅甥女这辈子唯一整天相处的记忆了。 因为家境贫寒，营养不良，他个子很矮。同母所生的大舅身高一米七八以上，他却只有一米六左右。虽然住在镇上主街，择偶条件本不差，他非要找回族姑娘。人家血统纯正的看不上他，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的汉族姑娘也很稀少，挑来挑去，最终错过了婚育期。 他的养父母也早早过世了，他的回弟弟成年后只有他一个哥哥。他们相依为命，关系比亲生兄弟还好。弟弟后来去宁夏打工挣钱，收入也相当微薄。他把自己前半生赚的钱都拿来给弟弟建房娶妻。弟弟成家后，生了两个男孩，特意过继了一个孩子给他，他就巴心巴肝地赚钱补贴弟弟一家人。 ▲ 古城内清真寺，他们家就在清真寺门口 （母亲后来补充，出事后，他过继这个孩子真把他当亲爹一样的亲。才上小学四年级，往县医院转院后第二天，就带着亲戚去镇上的银行里取钱救他，只有这个 10 岁小孩知道路舅舅银行卡的密码。） 老城改造成旅游景点，照顾他这个五保户当了清洁工。每次回乡，都能看见他穿着橙色马甲，在古城墙下扫地。远远认出我，便咧嘴一笑，露出已经掉了几颗的缺牙。我们站着聊几句，内容无非是“回来了？”“几时走？”   晚上偶尔来家里坐坐，却依旧不肯留下吃饭。 上次回乡又两年，在城墙上偶遇，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他也如尘埃般飘散了。 如今，我在网络上到处码字。我不为他码几个字，还有谁知道他来过这世间一遭呢？ 他的回名叫：马连富，生于汉族家庭，姓廖，小名叫“路娃子”，出生于四川青川县，1964-2025，终年 61 岁。    作者：深圳小树，本名张云燕，75后，原职IT工程师，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一个“瞎说大实话”的理想主义者。本文来自：深圳小树（ID：ritachang1984）。    

         “长官包子，大柳面，要吃驴肉上保店。”五十多年前，我在故乡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长官镇上学读书时，就熟知宁津县的这“三大名吃”。如今，三大名吃已经成为德州市和宁津县的著名品牌之一，被列入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为故乡长官镇有历史悠久的名吃“长官包子”而感到骄傲。        长官包子是特指长官镇回族制作的清真包子。长官的清真包子为什么会成为名吃呢?长官镇到底何时建镇?她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沧桑?在宁津县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回族人聚居的大镇?这里的回族先人们是从哪里来的?长官镇和长官包子承载着多少历史风云和传奇故事?这一切成为我多年来梦魂萦绕的心结。        2009年，建于明代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的长官清真古寺进行了扩建和修缮，并在寺内建立了回族文化室。我应邀撰写修缮清真寺碑记的碑文和协助筹建文化室，圆了我探寻长官镇和长官包子历史的举意，也开启了我多年的记忆之门。我遍寻资料，造访乡贤，回首往事，力求梳理一个回族古镇的千年脉络。        长官镇地处河北、山东两省的交界，是宁津县唯一的回汉杂居的乡镇。全镇现有回族一千一百多户、五千多人，全部居住在长官街上。长官镇历史上一直属于宁津县管辖。长官镇的回族，张姓是大姓，占全镇户数的一半以上，基本上都属于六百多年前由南京迁徙而来的“六箴堂张氏家族”。张氏家族是有文字记载的较早落户于长官镇的回族，据明代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的《六箴堂张氏家谱》记载：“始祖之世，家金陵水西门外拴马桩也。永乐改元二载，从移民诏，迁来直隶宁津县东北乡长官镇。”由此可知，在六百多年前，长官就已称“镇”了。根据回族群众围寺而居的习俗，单门独户的回族一般不会在没有回族居住的地方落户，张氏家族明初迁来长官镇落户，说明这里元代就有回族人定居了。        《宁津县志》中关于宁津县回族来历的记载是：“十三世纪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部西征，大批中亚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东迁。其中有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部人’，迁徙到宁津县长官镇屯居，从此宁津县有了回民穆斯林。”这也证实了长官镇在元代就有回族人定居的史实。          长官镇原来叫长湾店，这是元朝时留下来的说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长官镇上学时，就听老人们这样讲述：老辈子那会儿，长官四遭有城墙，四街头上有城门，周围那些大湾就是垒城墙的时候挖的。古时候叫长湾店，后来怎么又叫开长官了呢?原来咱这儿是朝廷派驻大官的地方，比县官还大一级呢，专门统领周围各营的兵将。要不长官周围这一片怎么叫营的地方多呢?你看，这东西南北的，乌马营、偏坡营、大营、小营……一溜十八营，全归这儿的长官管。长官要是有个什么事了，就派传令兵骑马到各营去号令。传令兵骑着马到各营去传令，就这么呐喊着：“长官有令……到长官街……”天长日久，长湾店就给叫成“长官街”、“长官店”了。老人们生动的讲述，印证了史料的记载。从《六箴堂张氏家谱》所载看，“永乐改元二载，从移民诏，迁来直隶宁津县东北乡长官镇”，说明永乐初年，长湾店就已经改称长官镇了。        长官镇是个中国式小城的标准格局，四条街由镇中心的十字街向东西南北辐射，每条街长约五百米，直通到街头的“寨门”。每个寨门外都是湾河，有桥通往镇外。湾河环镇相通，连接起一个个大湾，形成围绕镇街的一派水乡风光。环东街与北街的是荷花湾，环东街与南街的是老南湾，环南街与西街的是西家后湾，环西街与北街的是大庙湾。湾沿儿上种植的多为柳树，长长的枝条垂入湾水中，在风中拂动，引起水中的鱼儿追逐跳跃。有的柳树高大粗壮，一个大人的双臂都环抱不过来，树龄都有几百年了。这是不是元代的先人们栽下的呢?我以为完全有可能。荷花湾里，夏日片片荷叶覆盖了水面，荷花亭亭玉立在水中，景色宜人，美不胜收。冬日结冰后，有采藕人穿一身皮衣，破冰采藕，引起人们的围观，成为镇上的一景。老南湾是镇里最大的一片水面，把东寨门与南寨门连成一片，一望无际地伸向东南方。远处的湾沿连接着的是一片浩浩荡荡的芦苇荡。我和同学们经常到芦苇荡里玩耍，那里是玩捉迷藏最理想的地方；有时也去拣野鸭蛋，或去摸鱼，其乐无穷。关于老南湾，镇上一代代人流传下来很多神奇的故事。听大人们讲：无论天多旱，老南湾从来没有干过，因为老南湾里有一条鲤鱼精。鲤鱼精守护着水下的一个珍宝洞，洞里藏着许多金银珠宝。曾有“南蛮子”来老南湾“憋宝”，让鲤鱼精吸进湾里淹死了。老南湾里的鲤鱼精，从来没有人见过，但老南湾里的大鲤鱼，人们可是常见。每隔个一两年，老南湾就要翻湾一次。翻湾时，满湾的鱼虾都浮在水面上，张开嘴吸气。这时，全镇四街到处有人喊：“翻湾啦！老南湾翻湾啦！”男女老少拿着水桶、篮子、脸盆、筛子等家什，齐往老南湾跑。会水的老爷们儿下到湾里，专去逮大鲤鱼。娘儿们、孩子们就在湾边上用筛子、脸盆、篮子抄鱼。我曾用筛子抄过一斤来沉的鲤鱼，还有人曾逮着过二十多斤重的大鲤鱼。老南湾翻湾后的几天里，四街家家户户飘散着炖鱼的香味。        长官镇的标志性建筑，是东街荷花湾南沿上古色古香的清真寺。寺内有碑刻记载：清真寺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后经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等数次维修和扩建，方具现今之规模。二进三院，占地六千一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平方米。前院坐西面东为主体建筑礼拜大殿，高二十六米，占地一千八百平方米，殿内高于地面一米，用木板和地毯铺成，可容纳两千人同时做礼拜。大殿里悬挂有明永乐年间制的牌匾“西域祠宗”、“教重纲常”，清康熙二十六年制的“真主能知”、“真有无相”，以及明清年间制的阿文牌匾。整座建筑为砖木结构，飞檐斗拱，塔楼高耸，兼具中国古典建筑与阿拉伯建筑之风格，史称“标异沧（州）济（南）”。后院西侧是五间沐浴室，室内有明代打的一眼深水井。沐浴室内有两口硕大的铁锅，全天都烧着热水。后院东侧有一跨院，五间北房为小学教室，我就是在这里读了三年小学。我记得，每周还请阿訇给上一节阿文课。        长官镇东街住的是清一色回族，至今如是。南街和西街住的大部分也是回族。只有北街住的大部分是汉族。南街、西街和北街的回族，大部分居住在十字街附近，汉族大部分居住在街尾。长官镇回汉两族杂居，和谐相处的历史已很悠久。长官镇的回族有一个习俗，就是回族人家的孩子都愿意认个汉族的干爹干娘，据说这样孩子能长命百岁。我想，这个习俗可能是回汉两族之间加强团结，增进友谊的一种形式吧。        长官镇地少人多，每口人平均也就一亩地，回族人家多以经商做小买卖为生。“包子馃子宰牛羊，吃五行来贩卖粮”，这就是回族人家的真实写照。这也形成了长官镇上店铺林立，商贸活跃，集市贸易和饮食业发达繁盛的景象。镇中心的十字街是店铺最为集中的地方，基本上全是回族经营。西街口北侧的源聚斋和元兴隆清真点心铺，是传承了几代的老字号，远近闻名。四乡八村，回汉两族，有什么红白喜事，都是来这里买糕点。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光月饼就卖出去几百斤。西街两侧还有清真包子铺、太和堂药店、吴记茶叶铺、镶牙馆、茶馆等。南街口北侧是仁和轩、义和轩、四和轩清真饭馆，他们的勺面、烩饼、一寸厚的油盐大锅饼和枣锅饼，都是出了名的特色小吃。特别是大锅饼和枣锅饼，我至今在别的地方也没见过。南街上还有茶馆、炸馃子（油饼）铺、大车店、皮具铺、杨大夫医馆等。东街口有包子铺、牛羊肉铺、烧饼铺等。北街的店铺多为公家经营，有国营饭店、供销社、邮电局、新华书店以及油脂公司、轧花厂等。十字街上，除了店铺以外，更多的是摆摊、推车、提篮叫卖包子、烧饼、馒头、锅饼、糖火烧、牛羊肉、熟杂碎等各种吃食的小商小贩。不仅白天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就是到了夜晚，这里也是灯火通明，叫卖声此起彼伏。        镇上最热闹、最喜庆的日子，是每年的斋月。从入斋月的头几天开始，东街和西街、南街、北街临近十字街的街道上，都在沿街两侧拉起绳索，绳索中央挂上像宫灯一样的大玻璃罩煤油灯，整个斋月的夜晚，四街灯光通宵不息。一些店铺也通宵营业，为夜里备斋的人们提供方便。清真寺里也竖立起高高的杉杆，上面悬挂起一盏红灯笼。每天到了开斋的时刻，红灯点亮，高高挂起，几里外都能看到，全镇人就知道开斋的时刻到了。斋月也是孩子们盼望已久的节日。镇上回族人家有个传统的风俗习惯，每逢斋月，家家户户都蒸包子。蒸了包子不仅自家吃，而且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之间互送。送包子的任务，自然都由孩子们来承担，孩子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承担这个任务。孩子们去送包子，总能得到主家给的一些好吃食和零钱回报，这是孩子们一个不小的收获。关于家家户户互送包子的传统习俗，我听爷爷奶奶讲过，他们小时候就这样，都给人家送过包子。他们小时候是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现如今这个传统习俗仍然延续，可见其历史的久远。        送包子也是有许多讲究的。送给别人家的包子，一般不同于自家吃的包子，都是专门精心另做的。除了用的面要白，发得不能太老，既不能酸了，又不能碱大发黄。主要还是在馅儿上下工夫，不仅要色、香、味俱佳，还要力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给人以新鲜感。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表姑家送的素馅儿包子。素馅儿里有鸡蛋、粉条、豆皮、虾皮、木耳、香菇等十几种材料，比肉馅儿的包子还好吃。有些从外乡嫁到镇上的新媳妇，都要在婆家的指导下，先学好做包子的手艺。不然，送出去的包子品质不好，会让人笑话。这样家家户户互送包子，就好像来一个包子花样大竞赛，包子质量大比拼，比一比谁家的包子最优秀。这大概就是长官镇产生名吃长官包子的历史由来吧。        长官包子，留在我童年记忆里最早的是从北京回故乡的那个冬夜。195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不只是天气，还有全家冰冷的心。当年，不善经商的父亲，从故乡逃难来到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战战兢兢地做了几年粮店生意，最终还是把家底儿赔了个干净。在北京难以立足，无奈携全家又回了老家——长官镇。故乡是纸面上的语言，人们口头上都是把故乡叫做老家。凡是在外乡混不下去的人，最后的归宿就是回老家，只有老家才不嫌弃落魄的游子。那一年我六岁，刚刚能记事。记得我们在一个叫泊头的小站下了火车，雇了一辆胶轮马车，在僵硬的土路上颠簸了百十多里路，夜色朦胧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我陌生的老家长官镇，先在我的一个堂祖父九爷爷家落了脚。看到我们已冻得直抹眼泪的三个孩子，快人快语的九奶奶惊呼着：“我的孩儿啊！赶这天儿回来，没把你们冻死啊……”说着，她赶紧把我们三兄弟抱到炕头上，捂上棉被。接着，她就招呼正不知所措的九爷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十字街包子铺端包子去。”九爷爷仿佛这才回过神来，急忙穿上棉袍子，急匆匆走出屋门。不一会儿，只见九爷爷用撩起的棉袍襟子兜着一篮子热气腾腾的包子回来了。一篮子还冒着热气的包子放在炕头上，让在炕头热被窝里昏昏欲睡的我们三兄弟一下子来了精神，从被窝爬出来，争先恐后地捧起包子吃得满嘴流油。当时吃了多少个包子我早已记不清了，就记得那是我平生记忆里最好吃的包子了。        1983年，我在中国评剧院当编剧，搞专业创作。为了深入生活，曾回故乡宁津县挂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生活了一年。这给了我一个求解长官镇和长官包子历史谜团的机遇。我读了保存在县档案馆的历代编修的县志，仔细研究了长官张氏家族的《六箴堂张氏家谱》，访问了镇上许多长辈，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长官镇和长官包子的故事。其中，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我的堂祖父秉翰先生。秉翰先生在我的祖父辈中排行为三，我叫他三爷爷。他自幼喜读诗书，满腹经纶，且写得一手好字，是我们家乡有名的秀才。1930年至1936年，他曾和族中先辈登云公、广训公及我的堂曾祖父广厚公等人，续修了《六箴堂张氏家谱》，并撰写了《张氏宗谱自序》，对张氏家族的历史变迁、历代名人、正史逸事以及长官镇的社会风情、特产要物、民风习俗进行了考察和记载。他还把1966年春他精心编修抄写的我们这一支《二门二十八派》的家谱简本送给我。通过查阅史料，我对长官镇和长官包子的来龙去脉，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元代达鲁花赤长官在长湾店驻守时，“掌军民二百有二户”，“南街有城门朝阳门，北街有官厅”，这里已是回、汉两族群众杂居的镇店，形成了商贸交流的集市。到明初永乐年间，“燕王扫北”大移民时，南方的回族相继迁来长官镇落户，人口渐渐增多，物资交流更盛，长官镇成为冀南鲁北商贸活动的重镇。传统的集市，也以每逢农历三、八日固定下来，传承至今。长官镇地处冀鲁两省的四县之交，每逢集日，两省百把十里的群众都来这里赶集。特别是临近长官镇的南皮、庆云、盐山、孟村、陵县、泊镇等地的回族，来赶长官集的最多。赶集的人多，要吃要喝，自然就繁荣了饮食业的发展。回族群众素有经商的传统，又以“勤行”（清真饮食业）最为普遍。长官回族制作的清真饮食，不仅包子远近闻名，其他，如油酥火烧、糖火烧、烧羊肉、锅饼和勺面等，也都很有名气。清真饮食是对符合伊斯兰教法食物的统称。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的饮食律例作为对穆斯林的一个基本要求。人所共知，回族制作饮食不仅有传统的手艺，质量上乘，而且卫生、洁净，一切禽畜肉类都是经过清真寺阿訇动刀屠宰。所以，回族制作的饮食不仅本民族的人喜食，也受到其他民族的青睐。        中国包子的历史，传说在三国时就有了。河南开封的清真灌汤包子，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市）七十二家正店之一‘王楼’，出售‘山洞梅花包子’，号称在京第一，为当时著名的市肆小吃。”据传，元朝时驻守长湾店的达鲁花赤“色目人”长官，特别爱吃包子，就广招远近制作包子的回族能人高手，来此竞相献艺，以饱口福。元灭明兴朝代更迭后，这些制作包子的回族人便在此落了户，以卖包子为业，他们制作的包子在长官镇渐渐有了名气。华北平原是冬小麦的主产区，群众的饮食习惯也是以面食为主。包子是长官镇一带人们常吃的日常饮食，家家都会做。每逢集日，平常人家也蒸一些包子，长官人称“卖货”，卖给赶集的人。制作“卖货”不同于自家吃，好歹都可以凑合，卖货得讲究质量，不然就卖不出去。所以，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包子的品种也各有千秋。在互相交流、竞争中，长官包子的整体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成为宁津县的名吃。长官包子不同于那些一家一户用祖传秘方创制的名吃，它是长官镇广大回族群众集体创制的地域名吃，是长官镇特有的民族风情习俗的产物。        到了清光绪年间，长官镇上的包子铺已有二十多家，这还不算那些每逢集日也卖包子的平常人家。所有卖包子的打出的旗号，都是“正宗长官包子”。在这些包子铺中，有的面皮筋道，有的馅料味美，有的色形好看，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开包子铺的张合立是个有心人，他集众家之长，经过十多年不断改进，创制出了色、香、形、味俱佳，有独特风味的“牛肉大葱”、“羊肉蒜薹”等品种的包子，受到普遍好评，在众家包子铺中脱颖而出，名气越来越大，成了长官包子的代表。        我的曾祖父张广聚，与南皮县双庙村的清末重臣张之万、张之洞多有交往。张广聚在北京经营祖传的米面庄“聚茂魁”时，曾请在京居官的张之万题写了“聚茂魁”铺匾和店内的两帧“抱柱联”。张之万是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状元，历任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苏巡抚、兵部尚书等要职。张之洞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内阁军机大臣等官职。双庙村与长官镇只有一河之隔，相距仅几十里路。因两个家族是老世交的关系，常常相互走动。听堂祖父秉翰先生讲，每逢南皮张家有人来长官拜访，宁津县和南皮县的县官早早就来长官伺候。南皮张家常来长官镇做客，品尝过长官包子，大加赞赏，由此长官包子名声大震。也有传说，张之洞吃过长官包子后，念念不忘，他在京任内阁军机大臣时，曾请长官的回族师傅到北京去专门制作长官包子，并进献给慈禧太后，受到慈禧太后赞赏。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长官包子更是声名远播。        长官包子以牛羊肉馅为主品种，尤以牛肉大葱包子最为知名，也兼有素馅等花样。经数百年代代相传，不断改进，长官包子的制作工艺更为完善。选择牛羊肉要肥瘦适当，然后剔除筋骨，先切块，后剁碎，再配上葱姜细丝，加小磨香油、上等酱油、花椒水等调料调馅。发面稍嫩，使之兜馅而不破，入口软而不黏。包时上捏三十二褶，兜油拢味，熟后宛如盛开的菊花。长官包子以其皮薄馅大、色香味美，成为经济实惠的大众食品，深受回汉两族群众的欢迎。近年来，长官包子已被评为“山东名小吃”，并多次在全国饮食大赛中获奖。现在，不仅长官镇、宁津县城、德州市有众多专营长官清真包子的店铺，在天津、济南等大城市，也开设了长官包子专营店。 

      二十四五的年纪，稳定而和谐的恋爱关系下，开始讨论婚姻大事，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对两个完全出身于不同信仰背景的年轻人而言，婚姻，远非一桩易事。   来不及思考的未来   茉茉是我的大学室友，一个来自云南大理的回族姑娘。白皮肤、大眼睛的她，爱好绘画、摄影，有着一个在洱海边开咖啡馆的梦想，恬静而文艺，像极了大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模样。   小鹿是隔壁班的男生。这个来自贵州的汉族小伙子，个头不到170 公分，厚重的黑框眼镜下眼神迷离，黑而油亮的蜷发总是乱糟糟地耷卧在圆圆的脑袋上。 「迷茫」，是小鹿身上被公认的气质。   但正是这样两个气质严重不搭的人，在大家惊异的目光中走到了一起，从校园一路走到现在，一走就是四年。   尽管难以置信，但两人的甜蜜与默契确是令人艳羡不已，小鹿对茉茉的宠爱程度，更是让一众单身男女咬牙切齿。   回想起答应小鹿表白这件事，茉茉自己也有些不可思议：「要说我对另一半的选择标准，最肤浅地来讲，至少也得是个身高175 以上的男孩子吧！」   但爱情也许就是这样不讲道理，心与心强烈碰撞后的化学反应，野蛮而热烈，令人难以招架。   刚决定在一起时的他们，一定还来不及去思考未来的连番挑战。   「嫁给他，就是背叛家族」   茉茉的亲人中，只有妈妈一人知道她和小鹿的恋爱关系。除了妈妈，茉茉也不敢再告诉第二个人。   尽管茉茉从小就搬到了一个汉族居多的城市生活，家里人也比较在意她的学习成绩，因此对她在信仰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是绝大多数亲戚都在老家巍山的回族聚居地，都是十分虔诚的伊斯兰信徒。   「我回老家很受歧视，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做礼拜，也从来不戴头巾。」对于老家的亲戚长辈们来说，嫁给一个非穆斯林，更相当于背叛家族和信仰的大逆不道行为──会让他们所有人感到丢脸、没面子。   茉茉妈妈也是十分虔诚的穆斯林，但对于茉茉的个人问题，她并不看重所谓的「面子」，而更在乎茉茉的幸福。   「我妈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一个汉族小伙子相爱，但家里逼着她和没见过几次面的我爸结婚，这段爱情被迫终止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段遗憾的过往，妈妈很希望茉茉能拥有真正的爱情。   「我觉得我们全家，只有我妈是真心为我的个人幸福着想的。」讲到家人们的态度，茉茉有些心寒，「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对于恋爱这件事，我爸常常打电话跟我强调：只要他是回族，其他的都不重要！我根本不敢让他知道，他非杀了我不可！」   最大的分歧   小鹿的父母很早就见过茉茉，两人对这个大方漂亮的姑娘很是喜爱。   但对于横亘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无形的信仰障碍，小鹿的父母其实并不了解。   一般来说，「非穆」要想和穆斯林步入婚姻殿堂，入教是唯一的途径。而皈依伊斯兰教，除了需要改变饮食习惯、学会做礼拜之外，对许多汉族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在于，入教之后不能披麻戴孝，不能在去世的至亲面前下跪磕头。   尽管小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入教的要求，但茉茉心里清楚，这其实是一时冲动下的行为──在汉族人看来，至亲去世时，披麻戴孝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之一。小鹿也坦言，对其他亲人倒是无所谓，但当他面对自己的父母离世时，肯定做不到──这也是小鹿在去年国庆假期和茉茉妈妈的见面中，双方遇到的最大分歧。   「一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我俩可能要崩。」茉茉苦恼道：「目前小鹿还没跟他父母谈过入教的这些那些。虽然他的父母很开明，但换位思考，我要是他父母，我可能也不会愿意。」   更何况，目前茉茉亲戚们的态度仍是未知的，即使入教，也无法一帆风顺。 「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我都不敢想像会闹成什么样。那些老顽固，就是觉得要『血统纯正』才行⋯⋯」   除此之外，假使两人克服万难结婚了，未来的生活也会有诸多矛盾。「比如有了孩子，我家这边肯定不会同意孩子去爷爷奶奶那儿。因为谁都不敢保证，孩子会在那边吃些什么。」（注：《古兰经》严格禁食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禁饮酒。）   茉茉的舅妈就是在入教后嫁给了茉茉的舅舅。两人结婚也有十几二十年了，但茉茉的外婆始终没有认同这个儿媳妇，两家人一直不亲近。遇到家庭聚会，很多时候都是舅舅一个人回来。   「我舅妈好歹是嫁到我家的。但小鹿是独子，情况只会更复杂。」   能开心一天算一天   目前，茉茉在昆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小鹿则在老家贵州当公务员。每个周五，小鹿都会坐三、四个小时的火车来昆明，陪茉茉过周末，周天坐最后一班火车赶回贵州；遇到长假就会开车过来。   尽管信仰的差距在两人的爱情中显得如此刺眼，但茉茉和小鹿从未因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一切都显得那样平和，平和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一直坚定地跟我说：只要能和我结婚，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但对于婚姻，茉茉其实一直以来态度漠然。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父母。」茉茉的父母很久之前就离异了，「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爱情。」但跟小鹿在一起之后，茉茉却偶尔开始思考和他结婚的事，「突然觉得好像结婚也没有那么糟糕了，也许还会很幸福。」   关于两人的未来，茉茉苦笑道：「现在的我们，属于能开心一天算一天的状态。他答应我妈会来昆明工作，现在就等一年后他来考昆明的单位。如果考不上，我俩可能真的没法儿继续了。」   恋爱与婚姻，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在民族大学的8 人学生宿舍里，像我一样拥有6 位「少数民族」舍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除去茉茉，我还有其他3 位回族室友，分别来自青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楠楠瞒着家里人，和一个蒙古族男孩谈了将近4 年的恋爱，打打闹闹却又甜甜蜜蜜。然而：「你要是给我找个非回民回来，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也许是对楠楠的这段恋情有所察觉，她的妈妈曾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威胁过她。毕业后，女孩回青海工作了，而男孩去了美国念书。两人的缘分，也许就只能走到这里。   梅梅刚和她的第三个相亲对象见完面。梅梅成长在宁夏吴忠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兄弟姐妹一共6 个。尽管觉得家乡15、6 岁「相亲包办」的婚姻方式很是不妥，但在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下，梅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非穆男孩谈恋爱，更不用说结婚了。「我这年龄在家乡早就属于『超龄剩女』了。但因为念过大学的关系，家里人会对我的情况有所包容──好歹允许我能对相亲对象挑挑拣拣。也许最后，我还是只能以相亲的方式，解决我的婚姻大事吧！」   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鸟儿，刚和她的回族男友分手。也曾短暂交往过汉族男友的鸟儿明确表示，自己最终会和一个穆斯林男孩结婚。「这并非因为我对我的宗教信仰有多么认同或坚定。其实对于很多出来学习、工作的穆斯林来说，很多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婚姻是件大事，单纯从生活习惯、观念认同等实际角度考虑，选择一位穆斯林伴侣能避免很多问题。」   据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的穆斯林人口约为3,000 万，其分布以「大分散、小集中」为基本特征。今天，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走出了民族聚居地，融入各个地区接受教育、参加工作。   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正冲击着他们已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爱情和婚姻的抉择，不过是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的一个侧面。   但是对于爱情，我是无条件选择相信的。衷心希望有一天，我能收到来自茉茉和小鹿的婚礼邀请。

 历经了长久的岁月，哈利利市集还是能感受到以往的古老氛围，这点从以往的游人所画的画作就能看见，尤其是尤其是19 世纪建筑师Owen B.Carter 和英国水彩画家David Roberts 的作品，到过哈利利市集的人，应都能从画作中中找到与现今街景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地点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仿的元素与特质。 历史的轨迹：哈利利市集与胡笙清真寺   哈利利市集（Khan al-khalili）是埃及最大的传统市集，据悉西元14 世纪时已然存在。   14 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时值元末明初，埃及则是身处马穆路克苏丹国（Mamluk, 1250-1517）的统治之下，即使埃及先前曾经历黑死病的侵袭，它在此时期仍旧成为商业与宗教的重心。当时，哈利利市集只是一处极大的「克汗」（Khan）──所谓的「克汗」，是指能够让商队停宿、借放货物的旅店（注一）。   由于哈利利市集位于开罗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区域，因而周边渐次发展，也建造了许多指标性宗教建筑。接续着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时期，使得哈利利市集成为了欧、亚、非国际贸易的据点，挟着先天地理位置的良好优势，贸易商品除了香料、地毯、牲口铜器之外，还可以在此地交易珍贵的宝石，甚至是贩卖奴隶。    历经了长久的岁月，哈利利市集还是能感受到以往的古老氛围，这点从以往的游人所画的画作就能看见，尤其是 19 世纪建筑师Owen B.Carter 和英国水彩画家David Roberts 的作品，到过哈利利市集的人，应都能从画作中找到与现今街景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地点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仿的元素与特质。   在此地，古迹当然也是少不了的，哈利利市集上有座「巴德斯坦门」，据说已在此地屹立了700 年之久（注二），虽然颜色已不若当时鲜艳，但从细腻的图案雕饰，还是可以想见当时富裕而繁盛的样貌。 巴德斯坦门。图／shutterstock哈利利市集一旁是胡笙清真寺（Al-Hussein Mosque），始建于西元12 世纪，后来虽因故于1870 年新建，仍是埃及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比如「斋月」等重要的节日，都会在此举行。此外，因清真寺祭坛下埋着先知穆罕默德之孙胡笙（Hussein）的头，所以不开放异教徒入内，亦禁止观光客参观（注三）。 图／Peggie Lin繁华市街上，堆叠的艺术   清真寺里寺外都是人，就像台湾的大庙外一定会有老街一般，宗教吸引人潮，人潮带来商机。胡笙清真寺外头的胡笙广场（Midan al- Hussein）上，就有许多露天咖啡馆和餐厅，无一不是高朋满座。此地的人有两种表情身影，一派悠闲地坐卧、或神情紧张地忙碌穿梭，后者通常是店内的侍者。清真寺与哈利利市集就在此处看了几世纪以来往来频仍的住民、旅人与游客。   至今，哈利利市集变成了观光胜地，市集中有许多贩售给游客的商品，琳琅满目：瓷器、铜盘、珠宝首饰、丝巾和金属器皿等，一应俱全。我在此地的首饰店购买了银制的「荷鲁斯之眼」及「安卡」的项链坠饰，这大概也是除了此地之外，世界其他地方难以购买到的东西之一吧。还记得珠宝店铺十分狭小，我们只能挤在入口处隔着玻璃柜台和老板讨论。他不断地给我放大镜以辨识坠饰的真伪，强调所有的商品皆是埃及所产（或是义大利）。   行走在市集里，耳中充满了商铺此起彼落的议价声，相当热闹。除了声音之外，传统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堆叠，再加上商品本身的色彩缤纷绚丽，真有种置身在魔法世界商铺的错觉。   而再往哈利利市集里头的小廊道走去，可以看到许多贩售吃食的店家，有主餐类也有小点，其中最特别的是有小贩会以头顶着一木架的烤饼，想吃的人便自己拿一个，再把钱递给小贩。 图／Peggie Lin街道与猫   市集外侧有些通道通往僻静的住家，偶尔才有一两家零星的水烟店。踏在石板路上，廊道旁是一扇扇拱门，间或有曲折的甬道，偶尔有一片空地。另一侧通往住家，一扇又一扇的门后，不知通往何处。   几辆半新的机车随意地靠路侧摆好，不禁让人猜测那车的主人也许正悠闲地坐在友人的家，又或哪间老店里惬意地的喝着薄荷红茶或阿拉伯咖啡──当然，加了很多糖。   在市集里漫无目的的绕来绕去，渐渐觉得这其中最悠闲的大概要属猫了──它们会蹲坐在店里痴痴地望着正在用餐的顾客，或是躺在店门口阴凉的地方假寐，甚或从空地走出来，没有目的的在沙土上打个滚，再缓缓的经过你。埃及人喜欢猫，给予猫相当大的活动自由，这点在猫的脸上简直表露无遗。 图／Peggie Lin      总觉得哈利利市集和台湾的逢甲夜市有点像，曲折的小道、琳琅满目的商品、错杂着贩售饮食的店家与住家。然而，相较之下，哈利利市集别具一股历史感，还有那种在咖啡座坐上一下午的慵懒气息，混杂着热红茶香、咖啡香与阳光的温热。   当我们离开市集的时候，才正是埃及人聚会的时间。随着日落，车潮逐渐汹涌，我们的车路过那阵前往市集的车流，走走停停；马路两侧的新式商铺和街口，埃及人和观光客三两聚集。也许下次再来此处，可以体验哈利利市集在夜里的不同风貌。 图／Peggie Lin 注一：墨刻编辑部，《埃及》，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注二：参见JTB Publishing Inc. 着，雷素梅译，《埃及》，精英出版社。注三：参见陶天麟著，《埃及》，太雅生活馆。

       今年6月开斋节的时候，我在摩洛哥梅克内斯(Meknes)的寄宿家庭带着我四处走亲戚。开斋节(Eid al-Fitr)是庆祝穆斯林们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喝的斋月结束后第一天的节日。我觉得它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人们会拜访亲朋好友，长辈们会给晚辈红包，家里的餐桌和茶几上总少不了无穷无尽的糖果和饮料。每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我的寄宿妈妈就会把我这个“中国儿子”介绍给他们。    我出生于一个回族家庭，与伊斯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庆祝开斋节。    在几块糖果和几杯茶水下肚之后，亲戚们就会开始对我这个外来者好奇地展开提问。我努力用刚刚学到的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作答。    “我是回族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我的祖先们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后来他们迁移到了中国的东海岸，慢慢的，对宗教的信仰就减少了，但一些文化仍然保存至今。”每次在谈到我身世背景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    “那你是穆斯林么？”亲戚们在听到我的介绍之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焦急地打断我。    “我不是了。”我回答道。亲戚们脸上划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失望之情。“但我的家庭现在还坚持吃清真食物。”我补充道。    “哦哦，”亲戚们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我1997年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回民区，那个地方有好多清真寺和美味的清真食品。我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回民，街上随处可见刚刚宰杀的小羊羔和饭馆绿色的清真标志。但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强烈，很多回民说不清楚伊斯兰教到底是个什么宗教，只知道要追随祖辈们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吃猪肉，结婚对象最好也是回族人，等等。    而这种生活上的习惯在不少家庭也在慢慢淡化。我外婆有四个亲弟弟，他们回族的一些传统被保留得比较完整，甚至他们的子女都和回族人成了亲。但外婆家则相对开放，妈妈和大姨都嫁给了汉族人。出生的时候妈妈家强烈要求我加入回族，因为外婆和她还是希望家里人能延续回族的血统，同时也因为少数民族高考可以加分。每个星期走亲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点家乡回族人的掌故和传说，什么明朝几名开国大将都是回族人，后来他们到了济宁，这里的回族人也就慢慢重要起来。除此之外，从小家里人也没对我进行任何特殊的民族教育。打我记事开始，我就不知道作为回族人是个什么意义，只知道自己身份证上民族那栏后面写的是“回”，并且不能吃猪肉。后来连这也很快就消失了。    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市中心去上小学；九岁的时候又搬到上海。在上海，午饭要在小学里吃，有时候肉食只有猪肉，爸爸妈妈怕我吃不饱，后来也就不管我吃不吃猪肉了。一开始有些吃不习惯，大概是生理上的反应，对猪肉有些排斥。但是后来为了不饿肚子，也就慢慢习惯了。到上海上学以后，融入上海的生活和完成学校里的学业成了我们全家生活的主旋律。父母也就很少跟我提起有关回族人的生活习惯，对我在外面吃什么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至今为止，家里的饭桌上还是不可以出现猪肉的。    我的同学大多是汉人，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同学们第一次发现我是回族人还是在临近中考的时候，因为15岁的我突然发现作为少数民族，可以在中考中可以加五分。一些同学一开始觉得很惊讶，我的前座盯着我打量了好久，从头到脚，最后得出结论：“你一点也不像回族人嘛。”的确，我的长相和汉人一样，并不像来自宁夏和新疆那边的很多回民。而且，我也被迫吃起了猪肉。    就这样，同学们时常会跟我开玩笑，说我不是“正宗”的回族人。在这些玩笑中，我慢慢对自己回族人的身份重新燃起了兴趣。有时候，我会去尝试跟着百度翻译写几个歪歪扭扭的阿拉伯语单词，在一门类似国际关系的高中课堂上，也特别选择了中东地区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可是我并没有对阿拉伯语或者中东研究产生狂热的兴趣，只是觉得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别人不一样，很特别，很有趣。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BOUCHRA CHARKANI    信不信教？    然而，两年前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我有意地突出了我回族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美国大学都喜欢“多样性”(diversity)这个词，而作为一名回族人可以增加我的“多样性”。在大学申请网站上，我把“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填进了我的目标专业里。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对这些专业并不那么感冒，但这可以使我写一篇有关“回族人寻根”的申请文书，既能体现了我的多元，又能体现我对自己根源的探索。但我必须承认，在有些地方我在事实的基础上，又有些添油加醋:    我在一个回民区域出生长大，遵从着一些穆斯林的习俗，附近清真寺里每天传出真主至大(Allah Akbar)的祈祷声。我从小接受了有关回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教育。但是当我搬到市中心上学之后，那些传统和习俗就渐渐地消失了，我也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当人们发现我是回族人的时候，他们会惊奇地说：“啊，你竟然是回族人！”我也会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因为我的那一块身世已经消失不见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我想填补心中这片空白，开启一场寻根溯源的旅程，去寻找我和祖先们的联系，去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一个已经融入了汉文化的回族人。而耶鲁可以实现我这个梦想。    一开始我也并不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认为只是在功利地申请。但是在修改并阅读了无数次申请文书之后，我逐渐开始被自己当初的“谎言”所打动。一来是一个故事说多了自己也就渐渐相信了；二来也被美国开放、文艺的校园文化所影响。刚到学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坐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大草坪的足球门旁，我有些恍惚，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应该去学阿拉伯语。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曾经纠结过好久是学习西班牙语还是阿拉伯语。父亲强烈建议我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他认为这门语言将来会更实用。爸爸妈妈并没有阻止我学习阿拉伯语，只是认为它不会对我未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阿拉伯语，尽管我并不知道这门语言会在将来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很多亲戚朋友也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学，我含含糊糊说和自己身世有关，但又解释不清楚，不是我敷衍，而是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对阿拉伯语和文化产生了一种不可描述的兴趣。    大一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每天至少会花两个小时学习听说读写。有时候我也会和家人朋友们分享我学到的新单词，并用阿拉伯语来书写他们的名字。家里人，特别是妈妈那边的亲戚，看到我对阿拉伯语的热情之后，很开心，鼓励我继续学习。有些高中同学看到之后表示有些惊讶，他们没想到我对阿拉伯语会有这样的热情。“我以为你在高中时写阿拉伯语只是玩玩，”一位同学跟我说，她随后又开玩笑：“你可别被恐怖分子招去了。”    其实，我们家对近几年在中国盛行起来的恐穆情绪也很敏感。去年刚去美国之前正好是伊斯兰国(ISIS)盛行和恐怖袭击频发的时候，美国恐穆气氛高涨，爸爸妈妈曾反复叮嘱我到了美国不要和人提起自己回族人的身世，更不要说自己民族和伊斯兰教之前的联系，否则会引来别人的歧视。我跟他们说美国大学校园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但是他们说还是谨慎为好。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申请了rihla رحلة（阿拉伯语里的旅途）项目，这是一个独立的语言项目，并和美国国务院有合作关系。6～7月，我来到摩洛哥和阿曼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呆了两个月。我想在遥远的中东和北非，人类文明和伊斯兰文化的发源地，寻找多年以前所丢失的自己与民族的渊源。    在摩洛哥和阿曼，我第一次体验了艰苦的斋月和喜庆的开斋节，第一次见到了满街白袍戴着帽子的男人和黑袍围着头巾的女人，第一次听到了一天五次的唤礼歌(call to prayer)，第一次看到伊斯兰信徒们完整的祈祷，也是第一次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些许的了解。    刚到摩洛哥的时候，我的寄宿家庭及其亲戚们都会问我信仰什么宗教。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如今对很多的回民来说，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是必须的，只是保留生活习俗和传统就好。我尝试去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是一回事，但是要真正信仰宗教却是另一回事。然而，这种思想却不能被大多数阿拉伯人所理解。所以为了避免一场漫长的宗教讨论，在跟他们解释了我的回族背景之后，我告诉他们我信仰儒家思想。    “这是什么？”他们会问。我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圣人，这是他的思想。”    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回答以后都会满意地点点头，大概是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遥远神秘的宗教。但是他们还是会抓住我的回族身份问个不停。尤其是我寄宿妈妈的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寄宿妈妈告诉我他前些日子在祈祷的时候扭伤了脚。我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并轻轻的在手背上亲了一下。他在听到我的背景和寻根的故事后显得特别开心，他尝试从床上坐起来，并叫我过去坐到他旁边。    “你对伊斯兰了解多少？”他用微弱的语气问道。    “不多，”我回答道，“但是我现在正在慢慢学习。”老人家嘴角略略上扬，礼貌性地说道：“嗯，这很好，你阿拉伯语讲得不错。”    我告诉我的寄宿家庭中国的穆斯林其实很多。在新疆，在宁夏，有很多回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我说新疆的穆斯林和东海岸的穆斯林受到的待遇往往不一样。回族和维吾尔族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他们会感到惊奇，说并不知道中国有很多穆斯林。我住家妈妈的妹妹是当地大学教金融的教授，她说在麦加朝拜的时候碰到过来自中国的穆斯林，并对他们赞不绝口。    “他们真的非常体贴，而且平易近人，还很聪明。”女教授神采飞扬地跟我说。    我去摩洛哥之前取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叫ياسر（Yasr)，因为这个和我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读音都很像。在摩洛哥的第二个星期，我因为吃坏了肚子住进了医院。在和护士交流的时候，我尝试使用自己刚学不久的蹩脚的阿拉伯语，护士听了以后愣了一下，“你为什么学习阿拉伯语？”护士问，还没等我将答复在脑子里翻译完，护士继续说道：“你应该学法语，它更高级。”我有些惊讶她会这么回答我，本以为学习阿拉伯语会使当地人开心，没想到会有人认为西方的一切仍是“更高级”。    我的语言伙伴，一位就读经济学的当地小伙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虽然在斋月日出到日落时不吃不喝，每天会去清真寺祈祷，但并没有很严格地遵循伊斯兰的教义。他喜欢喝酒，追姑娘，他经常使用社交约会应用Tinder。他与我们项目中的两位美国女生在Tinder上牵了线，并在与其中一位女生交往过，后来他被学校解除了语言伙伴的职位。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跟这位语言伙伴学习朗读了古兰经的第一个篇章，回家以后在晚饭餐桌上和寄宿家庭显摆。他们听到我朗读之后显得非常高兴，问我为什么学习如何朗读古兰经。我说我挺感兴趣的，并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你真的想学这个么？”寄宿妈妈问我，她显得有点惊讶，却又欣喜。    “嗯，我想学，还想学习伊斯兰教的历史。”我说。    “那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和艾门（她10岁的儿子）一起学。”寄宿妈妈说。话音刚落，艾门就去书房把自己的宗教教材拿了过来。那天晚上，我的寄宿父母和兄弟在餐桌上给我简单讲述了伊斯兰教起源的历史。主讲是妈妈，爸爸负责点评，而艾门则时不时地会举出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在阿曼的时候，我和一群美国同学住在学生公寓里。由于天气炎热（每天最高温度46摄氏度左右），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呆在室内，和当地人的交流也没有像在摩洛哥那样频繁。不过在离开之前，教授带着我买了一身当地的传统服装：一件阿曼风格的长白袍和一顶方方的小帽。走之前的那天，我穿着这一身行头去上课，并和老师同学们留影合照，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像个阿曼人。    在从阿曼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来自迪拜的阿联酋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上海迪士尼游玩。我试着和他说起了阿拉伯语。他一开始有点惊讶，然后就和我愉快地交谈了起来。就像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初次对话那样，我跟他介绍起了我的回族身世。    “我不是穆斯林了，但是我的家庭还在坚持吃清真。”我最后说到。    “哦哦，”他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在摩洛哥和阿曼介绍自己身世背景的时候，当地人的很多问题让我一下子无法回答，努力回想自己儿时经历，却发现在长大的过程中忽视了太多对有关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而打开这段尘封记忆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山东济宁。    于是从阿曼回国之后，8月初，我立马回了一趟老家济宁柳行区，还拜访了当地的几家清真寺。    根据济宁民族宗教事务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济宁市中区和其管辖之下的所有乡镇县，回族总人口有5.75万，占了济宁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他们之中做买卖的比较多，而且大多数集中在柳行区。    其实，济宁的回族人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拜访顺河东大寺的时候，寺内一位工作人员递给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在2004年写的《济宁伊斯兰教研究》，据书中记载：“最早来到济宁的一批穆斯林有一些是跟随蒙古军西征东进而来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军士、工匠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随中西大通和京杭大运河开通而来的穆斯林商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济宁的回族人每天都会祈祷，每周五也会去清真寺听阿訇讲教法教义。文革之前，济宁的东大寺和西大寺东西相望。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西大寺被整体拆除，东大寺的一些建筑也被破坏了。    “但是文革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变革。”济宁柳行东寺的夏阿訇告诉我，“当时只要你信仰宗教，人们就给你戴上高帽子，让你游街，甚至让你去喂猪。通过这十年的洗礼，人民的思想就出现偏差了。”    文革结束后，“宗教恢复了，但是想要再恢复人们的信仰就很难了，”夏阿訇说。“现在人们觉得，我信仰和不信仰，没什么差别，我不吃猪肉，就很合格了。信仰做不到位，就脱去了一种责任。到清真寺做宗教功修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在这方面已经很不了解了。”    在八九十年代，政府对宗教的管理逐渐宽松，一些宗教文化也复兴起来，但近些年，中国对于伊斯兰宗教教育的限制也在逐渐增加。在老家，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和柳行东寺和顺河东大寺的两位阿訇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都会问起有关美国宗教教育的情况。我说在许多大学里都会有宗教的支持中心，也会开设有关宗教的课程。他们听到以后都会微微地摇摇头，“美国还是自由一点啊，中国的宗教教育限制还是比较多的。”顺河东大寺王阿訇说。    “在农村还是会有宗教的教育的，”柳行东寺的夏阿訇说，“但是课堂的名字会做一些文章。比如有些会叫阿语学校。有一个在郊区的学校叫“试点班课堂”，说是留守儿童补习，实际上呢就是教一点关于宗教的内容。”他告诉我。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在济宁有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回潮。“现在有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去找阿訇签个字。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也会来找阿訇取一个经名。”夏阿訇说。    呆在济宁的时候，我和外婆又谈起有关恐穆情绪，外婆显得十分激动。她并没有让我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让我去告诉同学们，穆斯林，还有我们回族人，并不是暴力和战争的象征，而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    再次回到老家的时候，听到这些东西，也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现在老乡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背景又重新产生了热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但并没有真正想要皈依伊斯兰教的想法，至少不是在近几年。    刚从阿曼回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我和几位高中同学去一家新疆餐厅吃饭。我们约好各自穿着传统服装，一个穿汉服，一个穿西服，我则会穿上从阿曼购买的白袍。但最后只有我和穿西服的同学遵守了约定。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后，我换上一身白袍，戴上方方的小帽，和同学们走在上海的街头。一来是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想展示自己文化的冲动，二来也好奇街边的人会投来怎样的目光。    但走了一段之后，同行的一位同学突然停下来，半开玩笑的说：“我看你还是把衣服换回来吧，省得人家以为你是恐怖分子，给你抓起来了。”    他貌似严肃地盯着我看了一秒，然后我们都被逗乐了。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也没有为此生气，但是他的话却提醒了我，单单披上一身白袍、头戴一顶方帽不会使我变成一个更“正宗”的回族人。而我寻根溯源的路也不可停止于这个暑假，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李彦哲来自上海，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大二的学生）      

   我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学习的”这句话，在很多会议上是最最常用的客套话。可我不爱说客套话；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是真话，是实话实说。    杨怀中和马平先生作为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热情邀请我参加这次的“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接受了；但他们二位又多次来电请我在会议上做学术演讲，我却诚恳地婉拒了。我说：我对“回族学”素无研究。你们邀请我参加会议，是给我提供学习机会，但我并无演讲资格。我怎么能对一个自己并无所知的学术领域发言，甚至作高深的演讲呢？虽然确实有人能在任何会议上、能就任何问题都发表高论，但我没这个本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我再三婉拒后，会议主办方终于勉强同意我有这个例外——参加会议但不提交论文，也不发言；我的身份不是参加研讨的学者，而是前来学习的学生。所以在会议印制的《日程表》上，没我发言这一项，在《论文汇编》上，也没我论文。我真是老老实实地来听会的，来学习的。    没想到会议行将结束，主办方还是要我在闭幕式上有个讲话。他们说，即便你是来学习的，也应该对大家谈谈你的学习情况，汇报一下学习体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如再拒绝发言，就迹同矫情了。    大会规定每个代表的发言时间为15分钟，可会议主席给我30分钟，谢谢。其实我没多少话要说，我尽量节约时间。    我先汇报我的学习态度。我学习态度还不错。我参加会议，从不迟到早退；我认真听讲，从不交头接耳。晚上我还抽空阅读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第一天晚上看了伍贻业先生的《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第二天晚上看了杨怀中先生的《致杜维明先生的信》，第三天晚上看了金忠杰先生翻译的《伊斯兰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其实我在来宁夏的前两天就已经在“恶补”，在网上看了一些有关回族史料和伊斯兰文明的文章，没看完的下载打印出来，在飞机上阅读了。    如果打分，我的学习态度可以打80分，为什么不打90分或者更高的分呢？因为我还有差距，我违反了《会议须知》的第4条：“进入会场，敬请关闭手机。”我有一个下午没关手机，响了好几次，这很不好。日本代表、伊朗代表、吉尔斯坦代表、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他们没有一个人响过手机，更没有开小会的。可我们中国的一些代表，别人演讲时竟然肆无忌惮的交头接耳，不是大声说话，但也不是小声说话，至少是中声说话。我真大吃一惊！我们是东道国代表，都是学者教授，怎能如此不守规矩？所以我为自己的没关手机扣10分，也为我的同胞放肆地交头接耳代扣10分，都算在我帐上，做为中国人，我感到羞愧。    我参加回族学国际学术会议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八年前，我也应邀参加了，那时的会议名称叫“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两次我都大老远地从东海滨跑到大西北来参加会议呢？因为我是回族，我要学习我们的回族历史。    我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六十子”是我的回族经名。我们那条街叫洪武路，据说是明代京城中最主要街道之一。周围有卢妃巷、金銮巷、火瓦巷、羊皮巷、程阁老巷、龙王庙、武学园……每条巷子都有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汉民，但也有很多回民杂居其间，彼此相存相容，没什么民族纠纷。记得小时候，邻居的一只猪闯进了我家院子。这位邻居诚惶诚恐，连忙在我家后门口挂红布，放炮仗，表示赔礼道歉。因为不是故意，我祖母和父亲非但没有过分要求，反而安慰邻居不要介意。我们那一带回汉之间一向比较和睦。    在我家不远处，有一清真寺，不大，很简朴，都叫它“西方庵”。我常在“主麻”日，跟随父亲去寺里“换水”，做礼拜，听阿訇念经，然后“接搭”，跪拜，中规中矩，一切如仪。如果逢到开斋节这类重大节日，则可在寺里吃到我最爱吃的回族食品“油香”。    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中国化了的或者南京话了的阿拉伯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你”（谢谢你）等等。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熏陶。    17岁时，我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这几千人的大学里，才六七个回族，我和他们只有在回民食堂吃饭时能见上一面。毕业后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回族更少。以后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全院只有两个回族。现在我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社区，这里住的美国人、韩国人、南非人也比回族多，因为回族只有我一个。几十年来，我从南京到上海，从学校到单位，直到如今的社区，渐行渐远，有去无“回”；儿时那“回”味无穷的穆斯林氛围，在我周围越来越越稀释，淡薄得只剩我一个小气泡了。但是，尽管族群环境与我儿时大不一样，尽管我淹没在汉族兄弟的汪洋大海中，以至我的民族习惯甚至都有所变化，但我始终没忘记我是回族！    佛洛依德说过，童年的印记会影响一生，成年的行为是童年记忆的深刻反映。我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我的一生，特别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呢？会使我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呢？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一些评论我的文章，一些研究我的学者，很少从我是回族、我是回族作家这个角度来分析评论我和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不甚了然，也想问个究竟。这也是我两次来参加回族学会议的学习目的之一，我很想对回族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多些了解，好比对自己，剖析自己，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现在我就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说点看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    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他干过很多苦活累活，挑过担子、抬过码头、当过货郎、拉过洋车、收过旧货、卖过蔬菜。记得有年冬天，我棉鞋破了，我说脚冷。父亲说，你有棉鞋穿还冷？他说他小时候，寒冬腊月，有双草鞋穿就不错了。他冬天卖萝卜，怕草鞋在河里泡烂，就赤脚在冰河里洗萝卜，手脚冻僵，浑身没一点热气。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口施茶，满满一大缸茶水，里面除了茶叶还有草药，清凉消暑。饮用者多为拉车的、挑担的劳苦大众。我还听父亲说，每年除夕之夜，他会送“乜贴”给穷困回民，用红纸将钱包好，塞进他们的门缝。我问父亲：那些人知道这钱是你送的吗？父亲说：为什么要他们知道？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必张扬。    我父亲为人厚道。我祖父在一家鸭子店帮工，一天突然死在店里。店主很是惶恐，担心我父亲会上门大吵大闹，要求偿命，或者借此敲诈一笔钱财。可我父亲并未要求任何赔偿。我父亲对我说：“我没找过东家一点麻烦，人已经死了，再怎么补偿也补偿不了我一个亲爹。”东家也很感激，说他忠厚。    我母亲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生命的一切。她很善良，性格温厚，从不疾言厉色，我从来没看她跟谁吵过架。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待人‘强勉’。”“强勉”和“勉强”有别，“强勉”的意思是不要欺负人，即便自己对了，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对有错的人要宽容。她还说，一个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能取，就是路上有根金条，谁也看不见，你也不能蹲下去捡回家。我小时候听她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在“长毛”（太平军）的时候老百姓跑反，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婴孩托付给邻居的一个女人，这个被托付的女人也有一个喂奶的孩子。逃难中，奶水不足，她总是先让邻居的婴孩吸，等喂饱了，不哭了，再喂自己的孩子。后来几天，奶水越来越少，她只给婴孩吃，说他小，可怜，自己的孩子没吃的，就饿死了。这是什么精神？我听了非常感动，终身难忘。    以上是一个回族后裔的儿时记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在这些琐细的事件和片段的言说中，却浸润着人生基本的、朴素的观念、意义、价值和规范。我原来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渊源何在。只以为父母的这些精神品质来自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又来自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传承，来自家庭的传统。刚刚听米寿江先生发言，他总结回族的价值观念，说到几点：坚忍、正义、济贫、爱心等等，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父母身上的精神品质与其说来自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来自回族的血统。因为这是回族共有的，很多回民都和我父母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    我是回族，在我的血液中，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这样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    我想说说我自己。我要声明的是，我说我自己绝不是彰显自己，标榜自己，我只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回族的文化基因对一个回族后裔、回族作家的深刻影响，我的短长、我的一切都来自这深刻影响。    我可能说的很乱。    我感觉自己常常悲天悯人，对人类苦难怀有痛彻肺腑的悲悯，正因为如此，我对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事总是难以抑制地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不但作品中这样，生活中也这样。我好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怎么也容不得不公正的事情。我也常常爱流泪，对悲悯的事情我会流泪，太温暖的事情我也会流泪。    举个例子吧，大前年，南京燕子矶的一个安徽民工的小女孩，只有5岁，上吊自杀。我一看报道就不相信，骗人，5岁小女孩自杀，而且上吊自杀，怎么可能？我的弟弟是新华社下面的南京《现代快报》副主编，我立即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假新闻。他说记者去调查了，是真的。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小女孩因为家里没钱给她上民工子弟小学，她就学电视剧里的样子上吊了。我一听，眼泪直流，我说快给我送1000块钱去，这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姐姐，不能引起连锁反应。第二天我两个妹妹就替我送钱去了，她们见到了这个小女孩的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相对无言，还能说什么呢？解放前，高玉宝说“我要读书”，也没钱，但他没自杀呀。怎么解放50多年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还是没钱读书呢？还竟然上吊……。这种事我难以容忍，只能尽自己微薄之力，给点事后的帮助，可悲！    陕西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的教师，叫李小峰，我看了他的报道就想哭！在那么穷的秦岭山区，在他那个简陋的小学，就他一个代课老师，一人一校，校长、老师、总务都是他。也不分班，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都是他教。13年里，他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还有4个考上了大学，真了不起呀！可他自己一贫如洗，工资只有103元，少的可怜，富人家养条狗，也不止这点钱呀。可就是这可怜的103元工资从2004年起就不发了，乡里说没钱，让村里发，村里穷得就剩下老头老太，有点力气的都到外面打工了，哪来的钱？他很痛苦，内心极其矛盾。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他自己都养不活，怎能教书？逼不得已，他离开山村，到西安打工了。啊，在西安一个月能赚1000元，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呀。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有过1000块钱！他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因为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们需要他，他下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维持这个山村小学，尽管那时连个正式身份还没有，只是个代课老师。他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总共减少20斤，但他支撑着，靠老乡送来的粮食和菜蔬过活，培养过4个大学生的代课老师啊，就这样的生活！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寄一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让我不要再寄钱了。但我还是挂念他，他的学校现有24个学生，过年的时候，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24份。我在信中对李老师说，孩子们读书也很辛苦，也许这些孩子长这么大都没吃过上海的糖果和巧克力，我寄一点来，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    这些事情在此以前我从没对人说过，连我老婆也不知道，因为不值一提，和李老师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相比更算不了什么。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的这些作为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要感谢民族文化精神对我的教育。    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凡是读过我的剧作和随笔以及最近几年写的《“表态”文化》、《“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腐败”文化》的人，都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基因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就不分析了，留给对我作品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    回族当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有没有局限呢？应该不应该进行反思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清醒的、理智的穆斯林在做深刻反思了。昨天晚上读马宗保先生的文章，他提到了反思，反思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的浅薄的回族史的知识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是以中西亚等外来民族的移民为主，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维系而融合了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伊斯兰信徒所形成的民族。回族是在元代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年轻的民族。一个外来的民族、一个新的民族，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容忍、不坚毅。因为寄人篱下，所以他的忍耐性极强，但蓄之愈久，发之愈猛，爆发力也愈强。回回不惹事，能忍，但也不怕事。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搞成，而且期者必胜，所以就往往反应过激，难以收拾，两败俱伤。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回族的民族性有关了。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敢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反应过激的人。我 这个人不惹事，走在路上，别人踩我一脚，我反而会对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人很客气，尤其对一般人，对门房、对送信的、对卖菜的、对我们家保姆，都客客气气。我很少、很少和人吵架，这几十年我记得只和人吵过两次。一次是带小孩去吃点心，我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一位食客的衣服上，我连忙道歉，可他不依不饶，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一时气急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顶到墙根。幸亏服务员劝阻了，否则肯定大打出手，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还有一次是和邻居。我门两家只是一板之隔，房门紧挨着。那时夏天没空调，门都开着。可我写作的时候，他总是把四喇叭的收录机放在房门口大放特放，音量很大，故意干扰我的写作。我一忍再忍，有一次就吵了起来，我又反应过激了，抄起凳子就要去砸他脑袋，也幸亏没往下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人吵过架。这两次吵架都是在“文革”中，和当时的心情恶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想想真无聊，很后悔，如果今生还能见到那位食客和邻居，我要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以后虽然再也没有为小事吵架，但为重大的事、为原则性的事反应过激还是有的。一次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我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还有一次，是为我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在遭受威胁时，我表示以死抗争。反应确实激烈，有“烈士”心态。    我在八年前的“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也勉强地做了一次发言，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民族多么伟大，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局限，否则为什么凡是世界上发生重大动乱的地方，几乎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有关系呢？会后，一个与会的回医王老先生对我说：“这和回族和其它穆斯林地区的人爱吃牛羊肉有关。牛羊肉，补肾的；肾气足，火气旺，容易动怒。”王老先生显然不是开玩笑，他是很认真对我说的。我不知道他从饮食习惯这个角度来解释穆斯林易起争端是否有道理，但我想这也许不是完全的原因，或者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伊斯兰文化本身去寻找。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回族发展教育，提高素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发展多做积极有益的事！ 我希望我们回族能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回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穆斯林！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是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回族企业家孙玉安先生让我为他题词，我的字写得很差，为了给他题词，我练了一年的字；真主在上，我真的练了一年，现在还在练。    我给他题的词是：“我终将归于安拉！” 2006、10、30修改 上海善作剧楼  

       前几日，我和几位文友正在一家羊肉汤馆吃羊肉泡馍，突然手机响了，原来是一位回族的文友，邀我们去他家喝罐罐茶。 　　我们打车赶到了文友的家里。热情的文友把我们引到了二楼的一间茶室。我环顾茶室，约有10平方米，正面墙壁上挂着写有“茶”字和回文的锦幅，中间摆着一张类似吃火锅的大桌子，中央的凹处是一个盛放木炭的火器，隔着火器的铁篦子上，放着一把紫铜大茶壶，茶壶四周煨着六只油光锃亮的黑陶茶罐。每个座位的面前，放着一套喝茶的杯子。大茶壶里的水正在吱吱作响，借此间隙，文友先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回族喝罐罐茶的习俗。 　　文友说，回族自古就有喝罐罐茶的习俗，特别是寒冷的冬季。一家人围着一只火塘，火塘上架一把黄铜茶壶，熊熊的木炭在火盆里啪啪地响着，围在茶壶四周的黑陶茶罐里，浓浓的茶香弥漫。清晨起床后，一家老小就偎在火塘边，捧着每人一只的茶罐罐，一边吃着烤透的红薯、大饼，喝上半个时辰。等身上发热、额头冒汗，肚子里鼓胀时，再穿上羊皮袄出门做事，一天都会有好运的。喝罐罐茶有四大好处：一是提精神，二是助消化，三是祛病魔，四是保健康。回族人喝罐罐茶，通常是全家一壶（烧水的大茶壶），一人一罐（容量不大的土陶罐）一杯（带有握柄的瓷茶杯）。来了客人，要拿出专门洗净备用的茶罐和茶杯。喝茶时的卫生是很讲究的。 　　罐罐茶有两种喝法，第一种是喝清茶。喝清茶一般是招待名人雅士或友人贤达的。这种喝法是先往围在火塘边的罐里注水半罐，煨在火塘边上慢慢加热，其间把选好的茶叶放进罐里，先使茶叶和罐里的水相浸溶，等铜茶壶里的水煮沸后，将沸水注入罐里约八分满。之后，再慢慢用火煨热至沸，这时清茶就煮好了。然后倒入杯中慢慢品饮。第二种喝法是喝面茶。这种喝法通常是招待较高的贵宾，如过去族中的族长、寺中的阿訇或子女订婚后双方的父母。面茶在制作时，要选用核桃、豆腐末、鸡丁、黄豆仁、花生米等原料，分别用油加上五香调料炒好，研磨成粉状，以备客来调茶。客来后，即在火塘上煨好茶罐，放上茶叶、花椒叶等，加热煮沸，然后倒入面粉搅拌调成糊状，煨得透香时，女主人便向茶碗里加上一层调料，倒上一层热茶汤，如此再三，便调成了回族传统的三层面茶。这种面茶吃起来，每个层面都有不同的风味，既是茶饮料，可生津止渴，又是风味茶食。 　　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时，紫铜茶壶里的水已经鼎沸了。文友赶紧打住说：“诸位是刚刚饱餐了羊肉泡而光临的，羊肉性热而燥，今天请大家品尝的罐罐茶自然是清茶了。”只见文友打开了一筒茶叶，用一个茶匙向每位罐里投了两次，盖上罐口上的盖子，大约５分钟之后，即把紫铜茶壶里的沸水冲进了每人的罐罐里，又煨在火塘边上片刻，只听得罐罐里咕噜咕噜地响，从罐一边的嘴里便冒出了热气，那热气中旋即也弥漫出浓浓的茶香来。这时，我们便慢慢把罐移到自己的面前，把罐里的茶汤徐徐倒进杯里，边闻边啜，满齿留有蜜甜之味、苦涩之香，达入腠理五腑之后，浑身生津脉络通爽，窗外的严寒，腹内的燥热，在不觉间已化为乌有了。 　　大概续了三四次水之后，文友对我们说：“把面前罐里的剩茶倒了，让诸位再品尝一下细作清茶的滋味。”只见文友又端出一个茶罐来，他用茶匙把罐里制作好的茶料，又分别投进我们每人的罐罐里，然后注入沸水，煨在火上五分钟之后，别有特色的茶汤倒了出来。这茶汤稍带黏稠状，我细细一尝，“哇！怎么变成了香辣茶呢！”那焦香中还透窜着一些配料的滋味：香咸麻辣，还真吊人胃口呢！文友给我们解释说：“这细作清茶是经过特殊炮制的。茶叶是用油翻炒后再慢煮，这中间再加入核桃仁、川椒、精盐等辅料。这茶浓度高，味道醇，是招待远来贵客的啊！” 　　我们围着红红的炭火，捧着手中的茶罐罐，边喝边聊，不觉已到作别的时候了。文友最后让我们学了一首古老的罐罐茶歌谣，其词曰：“好喝莫过罐罐茶，火塘烤香锅塌塌（玉米饼子）。客来茶叶加油炒，熬茶的罐罐拳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