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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教伦理》之——九、反经济决定论

     “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创造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基础(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组成。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就是“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一切。马克思是物质主义的,认为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说的“利益”,才是人类历史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韦伯说的“观念”,马克思称之为“意识”,他认为这不过是某个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投射。在他看来,“观念”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利益的产物。但韦伯在他的研究中,认为观念才是人类历史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将支配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为是一种观念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有责任拥有职业的天职的观念,会被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上层建筑”,认为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对此,韦伯拿来一个历史案例,要推翻这种说法。现在说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美国,而在美国诸州中,哪些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作用、最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呢?展开一张美国地图,你会发现,就是东北角那几个州——新英格兰,其中的马塞诸塞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    这几个州是英国清教徒的聚集地,是由传教士、神学院毕业生、小商人、工匠和农民建立的。这些人都不是大资本家,甚至都是穷苦人,却有着最“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南方各州,都是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的,它们有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但却是最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所以,观念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刚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相反:美国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产生在北方经济基础最差的州,而在经济基础最好的南方州却最不具备这种观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以此简单的理论来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并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一种宏大的解决方案。但这种理论家的大胆猜想,既不能认识历史,也无法解释未来。譬如将“资本主义精神”视为上层建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事、像花一样自然开放,而实际上该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要复杂的多。    由“资本主义精神”建立的新世界,凭借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一个群体虔诚的宗教观念。韦伯说,它只有在同敌对力量的旧世界进行了艰难搏斗之后才变得突出。别的不说,就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经济传统主义观念的改变而言,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富兰克林今天告诫人们的那些话,虽然在现代社会让人为之喝彩,但在前现代社会却肯定是要被谴责的。资本主义这套盈利的文化,会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所在的地区,遭到谴责的。即便是在今天,它也会被较少涉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群体所排斥。    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观念的转变,并非是中世纪人的逐利没有现代人强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进步主义,不免会认为,历史由弱向强演进,过去人不像现代人这样逐利。浪漫主义文学也喜欢这种过去人没有现代人对黄金、金钱的贪欲的刻画。可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的清朝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缺乏资本主义观念的农民,这些人的贪欲不必任何人差。清代那些大贪官,哪个不是利益熏心?那不勒斯的出租马车车夫,或者威尼斯的游船船夫,亚洲类似行业里的代表——我想到埃及金字塔下宰客的驼夫,还有南欧和亚洲的工匠,对金钱的贪欲要比任何资本主义者都强烈的多。我们知道中国官方是反资本主义的,有一次我与一位官员茶叙,他上来就问我是赞同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并大批资本主义。可实际上,他们中的贪官对金钱的贪婪,都无法用数字计算清楚了。资本主义精神中还包含着一点伦理,而这些人的贪婪则是肆无忌惮的、没有底线的。    德国经济史学家桑巴特在《资本主义的精髓》中将富兰克林的观念追溯到文艺复兴。这样一来,就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归到文艺复兴上了。韦伯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将富兰克林及其清教先辈的伦理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建筑艺术家阿尔贝蒂的观念相比较: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作家与学者]的某种人文主义的贵族取向,而另一方面是清教徒的小册子与布道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针对某种商业取向的中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商人)的大众取向。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观念,会被清教徒视为有罪。若资本主义精神追溯到清教,就不可能是源自文艺复兴。同时韦伯也断言,富兰克林的观念也同样没有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这种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常常呈现出与清教徒的密切关联。     提问[A]: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运动的根源,或者兴起的动机是什么啊?真的如教材中所描述的那样吗?希望您可以简单讲一下。    回答:简单来讲,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越过基督教,上乘罗马的文化和思想,借古讽今,以对抗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它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艺术,你看那一时期教堂里的雕塑,耶稣、玛利亚、天使等栩栩如生,看似是宗教作品,实际上表现的是现实中的人;耶稣的塑像不是耶稣,而是活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人;人物表情表达的是人的情感,不是神,从而通过文艺的手法展现出了人的存在,所以是以人为本的一场反抗神权政治的运动。但这种艺术的表达毕竟是隐晦的,在14世纪时,有多少人能解读出其中的艺术思想呢?而真正推翻神权政治将欧洲人解放出来走向近代的是宗教改革,但宗教改革是宗教内部的一种思想觉醒运动,并不属于文艺复兴,这我们前面已说过。文艺复兴落幕之后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其精神,如康德所说,就是人的理性担当、敢于求知,将人类从不成熟的状态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在原有的天主教神学知识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其中包含着许多现代价值,像是自由和平等。从欧洲史来看,若没有宗教改革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大环境,尤其是英国社会,为一个新世界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启蒙运动是很难形成的。    说到资本主义的逐利,在那些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人们在谋取私利方面更肆无忌惮。像是中国,人们为了谋利,不惜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去危害人的生命。这类国家的人不只是表现为强烈的逐利,工人也缺乏认真勤恳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不是任何国家的群体能够轻易具备的。后面讲天职时,我们会讲到这一点。真正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工人,是把职业视为天职的。这种观念的确立,不是你简单想一想就能做到的。它有一种源自宗教的精神性的动力,来把一份职业真正视为天职。一旦确立了这种职业观,不论工作多苦多累,工人都会敬业尽责。    若你是工厂老板,能招到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工人,就会很轻松地运行你的企业。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譬如相对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大利,工人就不具备这种职业精神。韦伯举意大利,是因这是个老牌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对职业一直以来就缺乏认真勤恳的自觉性。从经济与文化研究来看,这源自他们的文化。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要想发展,这种工人的观念是主要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富兰克林将勤劳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品质。因此,由于逐利是人的本能,存在于任何社会,存在于古代与现代,所以它并不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原因。    我们提到资本主义时,想到的就是逐利,似乎现代人的逐利也是由它引发的。实际上人对黄金的渴望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你从历史去看,这种逐利行为贯穿人类文明史。荷兰船长为逐利敢去地狱。中国亦有句谚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历史上的逐利,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大都缺乏内在约束规则。当然伊斯兰世界还是不同的,我们穆斯林有我们的商业之道。韦伯可以拿伊斯兰与新教来作比较,进行他宗教与经济的研究。前面我们说过,韦伯对伊斯兰的研究是缺失的,但我们穆斯林读这本书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依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进行这种比较。    穆斯林逐利的规则是,禁止利息,禁止赌博,禁止囤积居奇,禁止不公平的交易。真主说:“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你们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一部分财产。”(2:188)伊斯兰经济学家/法学家借此创造了“الغَرَر”[风险、欺骗性]这个概念,就是“出售不存在的物品”。此外,我们还有平均财富的天课制度。所以,仅就逐利而言,穆斯林还是有着自己的伦理的。但这种关于逐利的伦理,并不能像新教那样产生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的伦理是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并不是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新教伦理则不然,它从教义上为创造财富提供了动力。这我们到后面再讲。在伊斯兰和新教之外的世界,逐利都缺乏内在约束规则。唯一有的一点约束力,是在兄弟、亲情这种“家庭伦理”之间。    ——译者对原文逐字逐句翻译,但英语和德语的语言表达与汉语不同,所以译出来的句子就比较难理解。这种译法是,译者不论是否吃透和理解原文的意思,都忠实地给照搬过来。虽然难以理解,只要符合原文、韦伯的语言逻辑,只要原文在意思上是通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译文来抓住原文的意思,虽然会有些困难。当然,最好是对韦伯的思想比较了解,这样更有助于你理解译文。我原先读的三联版,译者基本上是领会了原文的意思,然后将自己所领会的译出来,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但是,译者的领会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一旦翻译出来,读者就会跟着错,而没有任何挽救的可能。像这句中的“作为一种‘冒险’”,三联版就没有;很多类似难于理解的词句它都舍去了,但这样无疑就缺失了原文的意思。    所有在经济史上我们所能知道的,任何对有价值的商品进行估值的交易,以及为这种交易的获利提供机会的经济形式——克门达制,租税承包,国家担保借贷,战争、国家官吏、王公宫廷的金融,都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的冒险。所谓“冒险”,即,在任何不受伦理约束的、未理性化的商业交易中去逐利,就是在冒险。与这种经济行为并存的,是具有冒险的思想框架的个人。所谓“冒险的思想框架”,就是嘲笑任何对经济行为的伦理限制,认为营利就得不择手段,这种经商的思想观念。    在这类逐利的经济行为中,一个人,为了获利,常常,一方面冷酷无情地去逐利,一方面则又“坚定而紧密地与严格地遵守古老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受约束的逐利,往往是在经济传统主义中进行的,而宗教,像是天主教,又是偏向经济传统主义的。随着传统解体,人彻底失去约束,不受限制的获利侵入了社会群体的核心。像是当今中国,传统崩溃,拜金主义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至整个社会。    综上,冒险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的冒险,并不是像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观念的起源。相反,不受限制的追逐利润从未获得过任何伦理的认可,它只是到了现代才被容忍。要么,它被视为伦理上无足轻重的/伦理无需去关注它;要么,它被当作令人厌恶的却又不可避免的现实来对待。    可以看出,诸社会伦理,未能解决人的逐利问题。我所说的“解决”,是从一种信仰的高度,对人在逐利问题给予影响。它不是外在的制度性的/教法的约束,而是根植于教义的一种人在逐利上的自觉。当韦伯澄清对金钱的贪欲并非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所独有的观点之后,比这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表明,不受限制的逐利,是前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普遍的经济行为特征。这种不受限制的逐利,因为其所在社会对其给予的容忍,使其发展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观念,它不但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相反,它成为这个新世界产生的巨大障碍。     提问[B]:这里的“新情境的伦理”怎么理解?    回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     提问[C]:这种“被容忍”,是谁容忍它啊?    回答:是其所在社会容忍它。

李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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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成功的秘诀不是同化,而是平权

     《经济学人》于10月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另一个穆斯林」( 「China's Other Muslims」 )将回族的相对成功归因于「文化同化」。 或许受到当代人类学有关民族生成理论的影响,「同化」假说认为回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是因为「户口使然」。 这一假说进而描绘出一副有关回族的奇幻世界,好像回族生存在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真空:回族基本不受「恐伊症」(恐惧伊斯兰)的伤害,可以和政治体制的灰色地带协商;回族作为中国国企在中亚和海湾地区的中间人,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伊斯兰法。      解读中国的任何民族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场景,穆斯林亦不例外。不同于18世纪中叶纳入清朝的维吾尔人,回族先祖自唐宋以来就入华定居、经商、通婚。这一长时段的社会、历史、文化经历造就了回族的复合型语言、宗教、文学、民族等。这些复合型和复杂性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回族时经常使用粘合性词汇,如「华人穆斯林」 、 「汉人穆斯林」 、 「回儒」 等。也许基于这一复合现象,在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 后,回族成为「文明对华」 的经典个案。以杜维明和纳赛尔为代表的新儒家和伊斯兰学者推动的「回儒对话」 基本上就是这一复合生成现象的哲学和宗教学诠释。      毫无疑问,回族的汉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维吾尔族,但这仅仅是因为回族早在维吾尔族被清朝征服之前就已和汉文化经历了长时段交流互动。但是,将回族的相对成功归功于文化同化是反历史的,是对所谓汉文化同化能力的盲从和背书。      相对于世界性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而言,汉文化影响力基本上限于东亚一隅。 事实上,回民成功的根源在于获得了和汉人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      这一平等法律地位的获得始于明朝。明代回回人的「民化」(即回回人成为民人,回回成为回民),使得回民在诸如科举、法律等方面获得了和汉民平等的地位,也就有了获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政治可能和法律途径。      但是,法律的平等并没有终结主体汉人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和文化歧视。相反,随着回民深度参与汉人社会甚至随之而来的资源竞争,导致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的「反回」趋势。这一「反回」趋势的出现远远早于维吾尔人被清朝征服之前。甚至可以说,在「恐伊症」出现在西方社会的两三个世纪之前,「恐回症」早已荼毒回民。 「反回」话语充斥着明末清初的政治、社会和文学。更为恶劣的是,18世纪清代内地汉人的「恐回症」甚至体现在法律领域。诸如岳钟琪、鲁国华、陈仕倌等汉人官员频频诬报清廷,要求制定歧视性的法律处置回民罪犯,甚至呼吁朝廷禁绝回教。 17、18世纪汉官的反回奏折甚至震动了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朝,也迫使这一时期的回民知识份子进行文学辩护和文本回击。那些所谓的「汉可塔布」(「汉书」)的文学创作根本不是如传统学人所认为的宗教文本。它本质上是对反回话语的回民回应。      必须承认的是,在获取资源方面,当今维吾尔族和回民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原因绝不是文化同化或涵化。真正的原因在于,回民自明代获得「民人」地位而作为中国的臣民至今,已经被纳入整齐划一的内地行政、法律体制之内,从而使得异视回民不太容易。新疆的维吾尔族,自18世界中叶臣服清朝以来,尽管历经地方、民族自治,但由于「边疆」的特殊考量和制度安排,从来没有被纳入内地的政治、行政和法律框架之内。尤其是处于中亚政治漩涡的新疆,在历经「大博弈」、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以及最近的阿富汗战争等,新疆地方军阀、强力部门等特殊群体往往以主权和安全的名义,乐此不疲地将新疆地区异化、将维吾尔问题敏感化。      就与国家关系而言,维吾尔族和回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回族自明代以来就编民入户,确立了和汉人一样平等的「民人」法律地位,即「回民」。值得指出的是,「回民」政治、法律地位的确立既明确了个体回民和国家的「官-民」关系或「政府/百姓」关系,又尊重和保留了回民的「回」的集体历史、族群和文化属性。用人类学的语言说,「回民」这一关系模式是回民自我族群、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法律身份界定的高度有机统一。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这样文化多彩、族群众多的大国,在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概念侵入之前,明清一以贯之的内地「官-民」关系或「国-民」关系模式和当代美国不同族裔的公民划分几乎如出一辙:如「Chinese American」 、 「African American」 等。      这里的「Chinese」 和「African」 是特定族群对自我的历史、文化、种族、籍贯、语言等的认同,而「American」 则是统一的美国公民身份的国家界定,完全是个政治和法律概念。      纵观明清以来中国内地的不同族群,也许只有「汉民」和「回民」(自雍正以来又有「蛋民」、「番民」等新入籍的民人)是将其文化、族群认同和国家臣民身份界定粘合在一起的两大群体。这样,尽管内地的「回」、「汉」在历史、文化、族群认同方面不尽相同,但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法律臣民却是一致的。而新疆的维吾尔人,自18世纪中叶以来到20世纪初期,基本上以集体身份和国家互动,无论是法律自治、地域自治还是民族自治。国家和维吾尔族的关系模式方面缺乏一个类似「回-民」这样的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个体的层面上,维吾尔没有经历「民人」的法律身份识别;在集体的层面上,也没有出现过既能体现维吾尔自我认同又能体现出国家政治、法律识别的复合组合。 「民」的身份的缺失使得维吾尔人个体在政治、法律层面上没有享受「民」的待遇。从国家视角来看,正是「民」的缺失和20世纪初以来「民族」的突显使得靠民族主义起家的现代国家又担心少数民族步其后尘,从而以「边疆」、「主权」和「安全」的名义加深异视甚至歧视。      近几年来中国有些学者所谓的「二代民族政策」试图拿国家本应就该赋予任何公民的政治、法律平等身份来强迫或诱导少数民族放弃其文化、族群等集体认同。这一试图矫正「一代」民族政策的建议实际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它企图通过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族群认同,而将20世纪想象的单一「民族国家」极端化,这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而且在逻辑上更是荒谬的。正如「回-民」(还有「汉-民」)的关系模式所揭示的那样,作为文化族群认同的「回」(和「汉」)和作为政治法律界定的「民」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互补粘合的。这一粘合将平衡和理顺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民族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回民」作为中国的穆斯林民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秘诀就是将自我族群认同和国家臣民有机地粘合起来,确认了在中国既作为民族文化单元、又作为政治法律单元的有机统一,即「族」「民」的粘合统一。其延伸意义就是,「回民」取得了和「汉民」一样的政治、法律地位(尽管这一地位在异常状态下经常被破坏)。如果以这种「族-民」关系模式覆盖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那么其他少数民族在保持传统、获取平等身份和融洽国家关系方面也能取得平衡和成功。如是,那么当代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关系模式也许要抛弃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副产品(如「民族国家」,「民族」)的枷锁,而重新回归自明清以来的「族-民」的关系模式。 (作者系美国马里兰州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助教授,本文发表于2016年,原题:《「中国的另一个穆斯林」回民成功的秘诀不是同化,而是平权》) 

马海云
穆斯林问题——不论当下如何掩饰,历史已给出答案
舒班卡尔·乔克拉(Shubhankar Chhokra)
隐形的祈祷
米哈尔·戈尔茨坦和伊莎贝尔·T·梅塔 (MICHAL GOLDSTEIN AND ISABEL T. MEH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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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朝觐之路和卢特人的遗址:伊斯兰地理资料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描述这条路线上站点的各种历史地理资料,探索了历史上黎凡特的麦加朝觐路线。本文提供了历史路线的地图。作者的研究旨在解决伊斯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趋势,他们提出了穆斯林朝觐圣地麦加的克尔白的另一个位置。本文是作者阿拉伯语原文的翻译。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主题是黎凡特的麦加朝觐路线,主要目的是在历史和地理资料中研究这些站点的描述,以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些资料中是否有迹象表明神圣的克尔白除了目前在麦加的位置之外还有另一个位置?图 1. Alfred Dehodencq 的《朝觐》简介   穆斯林文明的学者在各个科学领域(包括地理研究)做出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历史内容丰富、表达优美、对地点的详细描述以及分类和组织方面的高方法标准。通过这些,作者触及了他们时代之前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的工作成为文明所达到的先进水平的体现。   当研究人员发现材料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反时,排除这些来源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学术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趋势,即采取一种怀疑论的研究路线,试图对先知易卜拉欣的克尔白的原始位置提出质疑。这种方法远离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规则。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撰写关于(黎凡特朝觐路线和卢特人的遗址——伊斯兰地理资料研究)的主题,选择这个标题的原因之一是它属于我们目前和过去对朝觐和贸易路线的研究领域。由于作者熟悉并精通历史地理资料,这些资料确定了这些路线的“服务”站并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因此这项研究很容易进行。他们还非常准确地给出了距离,这反映了他们对这些路线的历史和地理的经验和知识。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主题是黎凡特通往麦加的路线,主要目的是在历史和地理资料中研究这些站点的描述,以便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这些资料中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神圣的克尔白除了目前在麦加的位置之外还有另一个位置?   研究问题:一些修正主义历史研究团体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对麦加的原始位置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说法是基于《古兰经》第 133-138 章 Al-Saffat 的经文:“鲁特确是众使者之一(133)(提及),当时我们拯救了他和他的家属,所有人(134),除了他的妻子在剩下的人中(与作恶者在一起)(135),然后我们毁灭了其余的人(136),你确实在早上(137)和晚上经过他们。那么你不推理吗?(138)”   这场运动主要由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克罗恩领导。例如,参见 Patricia Crone 的《麦加贸易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163 页。另请参阅她的著作《我们对穆罕默德到底了解多少?》,《开放民主》,2008 年 6 月 10 日   这节经文中提到的废墟是位于死海的被毁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死海位于约旦裂谷。有人认为,麦加人民在旅途中,要想在早上和晚上看到这些废墟,他们必须离它们非常近。   我们将依靠历史研究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通过收集、分析和推断,调查来自历史资料的知识库。   本研究基于以下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天房最初位于不同地点的说法。   本研究仅限于从前伊斯兰时代到伍麦叶哈里发时期连接黎凡特和麦加的黎凡特朝觐路线。   过去有许多研究涉及黎凡特朝觐路线,但其中大多数通常局限于历史和考古方面。其中重要的有:1 – Dradkeh,Saleh Musa。《伍麦叶时代的黎凡特朝觐路线》,第四届黎凡特历史国际会议(伍麦叶时代的黎凡特),(安曼,1996 年)。2 – Musel,A. Shamal Al-Hijaz,由 Abdul Muhsin Al-Husaini 翻译(亚历山大,1952 年)。3 – 还有其他英语出版物讨论了大马士革朝觐路线,例如:Claudine Dauphin、Mohamed Ben Jeddou 和 Jean-Marie Castex,《徒步和骆驼朝觐麦加:约旦朝觐》,《英国黎凡特研究委员会公报》,第 10 卷,第 1 期,第 23-36 页 |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线发布   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中有几个错误,例如提到著名的中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是最早记录这条路线上站点名称的人。伊本·白图泰于伊斯兰历 779 年/公元 1377 年去世,比我们使用的资料晚得多。图 2. 朝觐商队。哈里里的《麦加玛特》,由 Yahya al-Wasiti 撰写和插图,伊拉克 1237 年。麦加玛特为黄色,这是马穆鲁克王朝的颜色(©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与朝觐相关的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是麦加玛特中携带的供奉给天房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由许多不同的元素组成,包括整体覆盖物(kiswah)、腰带(hizam)、门帘(sitarah)和内部纺织品。]    本研究由以下部分组成:– 简介– 路线的历史及其历史重要性一览– 从大马士革延伸到麦地那的黎凡特朝觐路线的站点。– 黎凡特朝觐路线的最后一站,车队在此完成从麦地那到麦加的旅程。– 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来源概览。– 结论– 附录包含黎凡特朝觐路线上的站点及其来源列表。图 3. 希贾兹铁路路线 – GNU 自由文档许可证。 这条路线的历史及其历史重要性一览   朝觐路线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它与穆斯林履行朝觐宗教义务所走的路有关,其重要性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哈里发对朝觐路线及其站点的关注可见一斑。   本研究仅限于从大马士革到麦加的朝觐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为黎凡特朝觐路线,并标明了沿途的主要站点。   在伍麦叶哈里发时代,朝觐商队的领队通常由哈里发任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领队是希贾兹总督,但在某些年份,朝觐商队的领队可能是哈里发本人、他的继承人或王室成员。朝觐季节的领队将从大马士革出发前往麦加,穿越黎凡特路线的各个站点;这实际上使其成为朝觐商队的官方路线。   连接黎凡特和希贾兹的路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因为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连续的历史时期中并没有中断,反而由于它们的地理连通性而不断增强和发展,因为这个地区自最早的历史时期以来在国际交通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并且由于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这体现在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上。   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黎凡特和麦加之间的联系就非常紧密,因为古莱什商人对黎凡特非常熟悉。这种联系的影响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仍持续存在,因为通往黎凡特的路线众所周知,这为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前往黎凡特解放黎凡特提供了便利。此外,伊斯兰教的出现还增加了麦加和黎凡特之间的另一种联系,这可以被认为是所有联系中最重要的一种——朝觐。希贾兹地区包括穆斯林最神圣的两个城市,即麦加和麦地那。麦加朝觐是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这一因素需要发展交通联系。因此,穆斯林哈里发参与了朝觐路线的管理,从挖井、建桥和放置标志开始。   必须指出的是,资料中提到了连接麦加和黎凡特的路线的名称。这些路线分别是 Al-Tariq al-Mu’tadilah(温和路线)和 Tariq al-Ma’rifah(沿海路线)。他们还提到了位于麦加和黎凡特之间贸易路线上的其他地区的名称(3)。   此外,伍麦叶哈里发对黎凡特朝觐路线的关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前往希贾兹和黎凡特沙漠及沿途宫殿的路线,他们在这些宫殿中建造了许多宫殿。 大马士革 – 麦加路线   地理资料提到,这条路线始于哈里发国的首都大马士革,从那里前往 Al-Sanamayn(两尊偶像的所在地)(1),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2),到达 Athri’at(3),也称为 Dar’a(4),这是黎凡特郊区的一个地区,毗邻 Al-Balqa 和安曼(5),然后向南行驶,直到到达 Al-Zarqa(6),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位于Zarqa 山谷(7),之后是 Sargh(8),这是希贾兹的起点和黎凡特的终点(9),其中包括许多为朝圣者提供水的水井(10)。 图 4. 标明大马士革通往麦加路线上的车站的地图。距离未按比例绘制。该地图是根据 Nizar Aziz Habib Mahmoud 的 Khidmat al-Hajij fi-l ‘Asr al-‘Abbasi 132-334 AH 中的原图重新绘制的,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巴士拉艺术大学学院,1990 年;表格编号 (1)。第 224 页。    离开萨尔格后,朝圣之路到达塔布克 (11),那里有一口井和先知 (愿主福安之) 的清真寺 (12)。塔布克是大马士革和麦加 (13) 之间的中点。   经过塔布克后,朝圣者的商队进入位于巴尼阿萨德 (15) 房屋之间的 Al-Janinah (14),然后从那里前往 Al-Muhdathah (16),后来改名为 Birkat al-Mu’atham (17)。其中有一座名为 Amud al-Muhadathah (18) 的山。   朝圣商队继续前行,直到进入 Al-Aqra’ (19),这个地方的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 (20)。这是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一座山 (21)。商队随后抵达一座名为 Al-Hijr (22) 的古镇,这是 Thamud 居民区中的一个村庄。他们依靠水井取水,镇内有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市场。Al-Hijr 这个名字至今仍广为人知,人口众多 (23)。   离开后,商队进入 Wadi al-Qura (24),这是麦地那和黎凡特之间的一个山谷,省份属于麦地那。这里的城镇很丰富,Qudha’ah、Juhaynah、Athrah 和 Baliy (25) 的居民都住在这里。   从 Wadi al-Qura 出发,商队进入 Al-Suqya (26),即 Suqya al-Jazl 的简称,Al-Jazl 是位于 Athrah 土地上的一个大山谷,靠近 Wadi al-Qura (27)。朝圣者参观完先知(愿主福安之)的陵墓后,商队继续沿着麦地那-麦加路线前往麦加(28)。由于大马士革和麦地那使用的计量单位不同,地理学家对两者之间的距离的测量结果也存在分歧(29)。 麦地那 – 麦加路线   黎凡特朝觐商队将离开麦地那,追随先知的脚步,沿着树路(Tariq al-Shajarah)前往距离麦地那约 5.5 英里的 Thil Hulaifah(30)。   这条路线一直延伸,直到商队在 6 英里后到达 Al-Hufair,这是一个以丰富的水源而闻名的地区(31)。虽然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名字,但这里提到的是指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那个地方(32),而 Al-Hufair 是古莱什的 Bani Fihr 的住所(33)。离开后,6 英里外的商队到达 Wadi Malal(34)。7 英里外的商队到达 Al-Siyalah(35),这是一个综合村(36),由一个市场和一个以棕榈树而闻名的农业区组成。此外,其水源是水井(37)。离开 Al-Siyalah 后,商队经过 11 英里(38)的路程前往 Al-Rawha’。这些是 Muzaynah 的住所(39),从那里到 Al-Ruwaytha 有 13 英里(40)。这是一个综合村(41),依靠水井和水池取水。它有一片被称为 Al-Ahsa 的水体(42)。随后,商队继续前行,直到 14 英里后到达 Al-Arj(43),那里是 Muzaynah 的住所(44)。   经过 Al-Arj 17 英里后,商队进入 Al-Suqya(45),这是一座靠近大海的大城镇,距离大海一天一夜的路程(46)。这里除了是一片农业区,棕榈树繁茂,水源充足,周围有大量水井和泉水,植被茂盛(47),还有一条河流(48)。这些是 Bani Kinanah 的住所(49),据说它因其中的淡水而得名 Al-Saqaya(50)。   商队继续前行,17 英里后到达 Al-Abwa(51),那里的居民是阿拉伯人(52)。离开那里后,Al-Juhfa 距离这里23英里(53)。它被称为 Juhfah,因为洪水把它冲走了(54)。Al-Juhfa 是一个靠近大海的重点城镇,依靠水井供水(55)。附近最著名的遗址是 Ghadir Khum(56),它是 Bani Sulaym 的一些住所(57)。   经过 Al-Juhfah 24 英里后,商队将抵达 Qadid (58),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拥有许多水井和泉水。它被认为是一个肥沃的地区,有许多果园和属于 Khuza’ah 的住宅(59)。它因分流而得名 Qadid (60)。从 Qadid 出发后,商队继续前进 23 英里,直到抵达 Asafan (61),这是从 Bani al-Mustaliq 的住宅到 Bani Khuza’ah (62)。   再走 23 英里,商队到达 Batn Murr (阿拉伯语 مر),这是麦地那 - 麦加路线的最后一站。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拥有众多棕榈树,拥有许多泉水和水井,有足够的水用于农业 (63)。它也被称为 Murr al-Thahran,因为 Murr 是村庄,而 Al-Thahran 是山谷的名字 (64)。它之所以被称为 Murr,是因为它的水很苦。也有人推测它之所以被称为 Murr,是因为在 Murr 和一棵棕榈树之间,有一座山位于山谷内,上面用白色墨水刻着:“Murr,只是字母 raa 与字母 mim 无关。”(65)从 Batn Murr 出发,黎凡特商队准备进入13英里外的麦加 (66)。   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将这条路线命名为“Tariq al-Jaaddeh”(67),而 Ibn Khardathibah 则将其命名为“Tariq Al-Jaad”(68)。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距离估计约为 200 英里(69)。 阿拉伯-伊斯兰地理资料一览   本研究考察了来自主要来源的历史材料,包括一般历史书籍和地理资料,这些资料描述了朝觐路线的各个阶段并提供了其站点的描述。这些资料包括 Al-Harbi (285 AH/898 CE) 所著的《Al-Manasik》一书,之后是一位不知名作者撰写的名为《Manazil Makkah》的手稿,以及脚注中提到的其他资料,我从中受益匪浅,获得了有关朝觐路线站点及其变化的重要信息。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包括:伊本·鲁斯图(290 AH/902 CE) 的《Al-A’laq al-Nafisah》、伊本·哈达提巴 (300 AH/912 CE) 的《Al-Masalik wa-l Mamalik》、巴克里 (487 AH/1075 CE) 的《Mu’jam ma Ista’jam》和雅库特·哈马维 (626 AH/1225 CE) 的《Mu’jam al-Buldan》。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甚至没有暗示,表明麦加还有另一个位置。所有历史资料都同意其当前位置,并对其地标进行了清晰的描述,这些地标仍存在于同一位置,其大部分历史名称均未改变。这些描述也符合该地区的环境和地理条件。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过去的历史学家指出麦加克尔白是否曾有其他位置,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曾指出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半岛上存在其他克尔白。此外,他们还强调,麦加克尔白具有神圣性和崇高的地位,他们明确指出了其位置,没有任何歧义,正如他们指出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部落曾前往麦加克尔白朝圣一样。   一般历史书籍、城市历史书籍和《古兰经》注释都证实,它的历史位置正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回顾《古兰经》对 Surah Al-Saffat (70) 中经文 (133 – 138) 的解释,我们发现大家一致认为这些经文是为了提醒我们那些拒绝先知信息的人的结局,这些经文针对的是所有走这条路的人,无论他们的目的地如何。它一般是针对所有阿拉伯人的,因此目标受众并不局限于古莱什人。此外,从昼夜的提及来看,我们似乎认为它是指商队到达死海所多玛和蛾摩拉遗址的时间,此外黎凡特路线是阿拉伯商队经常穿越的路线。昼夜的意思是商队在废墟上反复旅行的连续性,这种比喻表达方式在阿拉伯语中仍然使用。因此,由于《古兰经》以一种复杂的修辞风格呈现了时间,因此只有通过这种风格才能理解其含义(71)。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地形的原因,路线的北部主要是绿色的,温度适中,可以进行白天旅行,商队将在晚上经过废墟附近的地区。另一方面,从南部出发的路线主要是沙漠。它允许夜间旅行以避开白天的炎热。因此,从南部前往大马士革的商队将在附近的车站过夜后,于第二天早上经过废墟。   因此,这些经文劝告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古莱什的不信者,你们最好留心,看看那些拒绝你们之前的先知信息的人的下场,这就是所有效仿他们的人的命运。第 138 节以“你不推理吗?”这句话结尾,呼吁用心聆听这些废墟讲述的关于上帝(真主)力量的故事。   此外,历史叙述在提到伊斯兰教之前的麦加时,提到了所有人都知道的麦加所在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最著名的也许是持续喷涌的渗渗泉,叙述者对其当前位置的看法一致。图 5. 麦加路边绿洲的“迈赫迈尔”仪式(朝觐队伍中的仪式),作者:Georg Emanuel Opiz – sothebys.com      因此,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在现有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中追随了黎凡特的路线,但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来验证对已知位置的天房存在产生怀疑的研究路线。   在我们看来,这种怀疑背后的原因源于缺乏研究和对可靠历史资料的了解,以及错误地解释历史文本以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对麦加当前位置产生怀疑的研究路线的人没有理由忽视伊斯兰地理资料,这些资料没有任何支持他们怀疑的东西,除非他们放弃科学历史研究的方法,这需要研究人员放弃偏见和过去的想法。还必须不要忽视历史和地理研究人员提到的那些资料。在非穆斯林中,以高度准确和可信而闻名的是克拉奇科夫斯基(72) 和法国东方学家雷诺 (73)。   这些地理和旅游出版物是研究任何地区或区域历史的首要资料来源,因此,我们有责任回顾这些作品,它们因其所包含的真实和全面的信息而被视为宝藏。我们无法否认 Al-Harbi、Al-Ya’qoubi、Al-Bakri、Ibn Hawqal 或 Abul Fida 提供的知识的真实性(尽管并不详尽);请参阅最后的参考资料。   除了地理信息外,这些作品还提供了有关经济、社会、政治和教义事务的其他信息,因此有助于研究人员对这些地区进行一般描述。   这些出版物是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它们赋予研究人员高级空间思维的能力,从而获得历史知识并从历史叙述中提取信息。此外,它们使我们能够在现在称为数据挖掘的路径和路线中制作地图,即使是基本的地图。这些作品中的地理信息是无价的。   总之,可以说这些出版物是从地理角度追随历史现象的,因为尽管他们这样做有些晚,但他们提供了在他们写作之前关于这些地区的地理历史信息,当代研究已经证明他们对此有很高的信心。这些资料首先提到地理位置并具体说明它,以及它对该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一些与气候和地形有关的细节,然后提到在作者时代之前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还提到了每个国家最著名的人物。   如果对麦加的当前位置有任何疑问,这些资料会明确提到它或以某种方式暗示它。然而,由于它没有这样做,这证明了研究趋势的错误,它对麦加的位置产生了怀疑,而且似乎除了严谨的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其他动机。   这里我必须提到阿马尔·穆罕默德·鲁比博士,他回应了东方学家帕特里夏·克罗恩,驳斥了东方学家对麦加位置提出的所有证据(74)。此外,诺尔德克还评论了叙利亚语的胡泽斯坦编年史,这是意大利东方学家伊格纳齐奥·圭迪发现的一份手稿,他先将其翻译成拉丁文,诺尔德克随后将其翻译成德语。编年史是一部由东方基督徒在公元 7 世纪撰写的叙利亚语历史,其中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圆顶。作者在评论中的叙述被视为支持伊斯兰教的亚伯拉罕故事,强调提到的圆顶是麦加的克尔白(75)。图 6. 埃及 Mahmal 号前往麦加的途中,约 1880 年 – Khalili Collections / CC BY-SA 3.0 igo 结论   题为《黎凡特朝觐之路和卢特人的遗址——伊斯兰地理资料研究》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最突出的是:   阿拉伯-伊斯兰地理资料在其方法论中将麦加的位置置于突出地位,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暗示易卜拉欣(愿主的平安在他之上)的克尔白除了麦加之外还有其他地方。这证明该位置是唯一的,并且保持不变,因为这些资料以其历史材料的可信度为特征。那些以易卜拉欣克尔白来得晚为借口对其位置表示怀疑的人拒绝这些资料,这只能解释为远离学术科学方法,这要求研究人员不要忽视不支持其观点的资料。   在处理其他研究中依赖的来源时采取双重标准,因为这些来源具有可信度和可靠性,而当他们没有从中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又怀疑它们的可信度,这不符合科学诚信。 表 1 表 2   脚注和参考文献[1] 哈比,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伊本·伊斯哈格·伊本·易卜拉欣·伊本·巴希尔(卒于伊斯兰历 285 年)。 Al-Manasik wa Amakin wa Turuq al-Hajj wa Na’alim al-Jazira,由 Hamad Al-Jasser 编辑,Dar Al-Yamamah(利雅得,1969 年),第 74 页。653;未知作者,有关麦加和麦地那历史的书《Manazil Makkah》,手稿保存于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No. (1587),论文 114b;而一些资料称第一个地方为“manzil”,参见:伊本·鲁斯塔赫,阿布·阿里·艾哈迈德·本·奥马​​尔 (卒于290 年 AH)。 Al-A’laq al-Nafisah,(莱顿,1891 年),第 33 页。 183;伊本·霍尔达贝,阿布·卡西姆·欧贝德·阿拉·本·阿卜杜拉 (卒于伊斯兰历 300 年)。 Al-Masalik wa-l Mamalik,Al-Muthanna 图书馆(巴格达,N.D),第 153 页。 150;有些资料提到离开大马士革后第一个地方的名字是“Al-Kiswah”。参见:Al-Omari,Ibn Fadlallah Shihab al-Din Ahmad ibn Yahya (卒于 749 AH)。 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法兰克福,N.D),第 153 页。 334;贾兹里,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卡迪尔·本·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安萨里 (卒于伊斯兰历 977 年); Durar al-Fawa'id al-Munathamah,载于《Akhbar al-Hajj wa Tariq Makkah al-Mu'athamah, Al-Mutba'a Al-Salafiyyah》(开罗,1964 年),第 34 页。 453; Mosel, A.《北希贾兹》,由 Abdul Mohsen Al-Husseini 译(亚历山大,1952 年),第 137 页。 156;后者提到,根据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 和伊本·霍尔达贝 (Ibn Khordadbeh) 的说法,Kiswah 是曼齐尔 (manzil) 的名字。基斯瓦是阿拉吉河上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大马士革以南 18 公里处,其名字来源于巴努·加桑从前来收税的罗马国王使者手中夺走的衣服。向他们表示敬意。参见:Al-Zamakhshari,Muhammad bin Omar (卒于 578 年 AH)。 Al-Amkinah wa-l miyaah wa-l Jibal,由 Ibrahim Al-Samarrai 调查,Al-Saadoun Press,(巴格达,N.D),第 198 页;迪马什基,穆罕默德·本·伊萨·本·卡南·萨利希 (卒于伊斯兰历 1153 年)。 Al-Mawakib al-Islamiyyah fi-l Mamalik wa-l Mahasin al-Shamiyyah,Hikmat Ismail 调查,第二部分,文化部出版物,(大马士革,1993 年),脚注,第 74 页。 352;巴克尔,赛义德·阿卜杜勒·马吉德。 Al-Malamih al-Jughrafiyyah li Duroob al-Hajeej,Dar Tihama(吉达,1981 年),第 33 页。 182;至于库达马·伊本·贾法尔 (Qudama ibn Ja’far),阿布·法拉吉·伊本·库达马·伊本·齐亚德 (Abu al-Faraj ibn Qudama ibn Ziyad),卡提卜·巴格达迪 (al-Katib al-Baghdadi) (卒于伊斯兰历337 年)。 Al-Kharaaj wa Sina’at al-Kitabah,由 Muhammad Hussein Al-Zubaidi 编辑,Dar Al-Rasheed 出版社(巴格达,1981 年)。第一个名字(Al-Manazil)是在大马士革之后提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编号。 (1)。[2] 哈马维、谢哈布·阿尔丁·阿布·阿卜杜拉·雅库特·本·阿卜杜拉·鲁米·巴格达迪、穆贾姆·布尔丹、达·萨德尔(贝鲁特,1955 年)提到过它。它以苏尼扬的名字命名,距离大马士革有两个站,位于大马士革的豪兰附近城镇中,有些人认为苏尼扬是继基斯瓦之后黎凡特朝觐路线上的第二个站,也是伊本·鲁斯塔赫和伊本·霍尔达贝提到的地方,见《马萨利克·瓦-尔·马马利克》,第 150 页;奥马里,《马萨利克·阿布萨尔》,2/334;贾兹里,《杜拉尔·法瓦伊德》,第 453 页;马基,苏莱曼·阿卜杜勒·加尼。 Tariq Hujjaj al-Shaam wa Misr mundh al-Fath al-Islami ila Muntasaf al-Qarn al-Saabi’ al-Hijri,《Al-Dara》杂志,第十年,第一期,1984 年 6 月,第 17 页。 9. 详细信息参见:表号(1)。[3] Al-Harbi,Al-Manasik,第 14 页。 653;作者未知,第 114b 对开页;莫塞尔认为,位于大马士革以南 150 公里处的Athri’at 是第三宫的名称,伊本·鲁斯塔和伊本·霍达德贝将其称为“Dhaat al-Manazil”。根据Qudamah的安排,Dhaat al-Manazil是第二站。参见: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150 页;Qudamah bin Ja’far,Al-Kharaj,第 85 页;Mosel,Northern Hijaz,第 156 页;Al-Ya’qoubi 提到 Jund al-Sham 被划分为几个区域,al-Buthaina 是其中一个区域,其城市是 Athri’at。参见:Al-Buldan,第 82-83 页;至于 Al-Maqdisi,他将黎凡特地区划分为几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他称之为约旦,并将这些区域作为他的城市之一,并确定了大马士革与两个阶段之间的距离。参见:Al-Maqdisi al-Bishari,Shams Al-Din Muhammad bin Ahmed(卒于伊斯兰历 380 年)。 Ahsan al-Taqasim fi Ma’rifat al-Aqalim,第二版(莱顿,1906 年),第 154、192 页; Dradkeh 提到,Dhaat al-Manazil 的名字表明了其位置相对于道路的重要性。参见:Dradkeh,萨利赫·穆萨。倭马亚时代的黎凡特朝觐路线,第四届黎凡特历史国际会议(倭马亚时代的黎凡特),(安曼,1996 年),第 17 页。 441;表号 (1)。[4] Dradkeh,Al-Hajj al-Shami 路,第 14 页。 441;阿尔·阿里迪 (Al-Aridhi),维丹·法里克·伊纳德 (Wijdan Fareeq Enad)。Tariq Umara’ al-Hajj fi al-Dawlah al-‘Arabiyyah al-Islamiyyah,Dar Al-Nahda Al-Arabiya,(贝鲁特,2021 年),第 17 页。30.[5] Al-Hamawi,Mu'jam al-Buldan,1/130;一些消息来源提到,它与大马士革之间有四天的旅程。参见:Al-Istakhari,Abu Ishaq Ibrahim bin Muhammad Al-Karkhi(卒于伊斯兰历四世纪),Al-Masalik wa-l Mamalik,(N.P.,N.D),第 17 页。49;伊本·豪卡尔 (Ibn Hawqal),阿比·卡西姆·纳西比 (Abi Al-Qasim Al-Nasibi)(生于伊斯兰历四世纪)。 Al-Masalik wa-l Mamalik,(N.P.,N.D),第 17 页。 171.[6] Al-Harbi,Al-Manasik,第 14 页。 65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114b。扎尔卡位于大马士革以南 203 公里,麦地那以北 110 公里处。参见:Al-Dimashqi,Al-Mawakib al-Islamiyyah,卷。 2,脚注,第 14 页。 353; Bakr,Al-Malamih al-Jughrafiyyah,第 14 页。 186.[7] 阿尔-巴克里,阿布·奥贝德·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安达卢西(卒于伊斯兰教历 487 年)。 Jazirat al-‘Arab min Kitab al-Masalik wa-l Mamalik,由 Abdullah Yusuf al-Ghunaim、Al-Matba’ah al-Asriyyah 编辑,(科威特,1977 年)。Mu’jam ma Ista’jam,Mustafa al-Sakka 编辑,第 2 部分,Matba’at Lajnat al-ta’lif wa-l Tarjamah wa-l Nashr,(开罗,1945 年),2/696;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3/137。[8] 一些消息来源提到 Sargh 是 Athri’at(目前为 Daraa)的下一任 manzil。参见: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483;伊本·霍达德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150; Qudamah bin Ja'far,Al-Kharaj,第14 页。 85;贻贝,北汉志,第 14 页。 156、亚库特的萨格位于穆吉塔和塔布克之间,是黎凡特朝圣路线的马纳齐勒之一。参见:Al-Hamawi, Mu’jam al-Buldan, 3/212,以及:Al-Hazmi, Abu Bakr Muhammad bin Musa bin Othman bin Hazim Al-Hamdhani al-Shafi’i(卒于 584 年)。 Ma itafaqa lafthuhu wa iftaraqa musammaah fi-l amakin wa-l buldan al-mushtabah fil khat,阿拉伯科学遗产复兴中心保存的第 53 号手稿和苏莱曼尼亚图书馆副本的复印件。手稿 Laleli ,第 2140 号,第 218 页,目前 Sargh 是约旦城市 Al-Mudawarah,距离 Athri'at 超过 300 公里,商队很难在不停留的情况下继续经过这段距离;消息来源提到位于 Athri'at 和 Sargh 之间的七个 manazil 的名称。参见:Al-Harbi,Al-Manasik,第 653 页;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14b;看来这些马纳齐尔与距离相符,其中一些马纳齐尔仍然保留着伍麦叶哈里发时代的痕迹,也许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历史学家没有提到它们,是因为他们之间对详细了解 manzil 的细节和特征,以便根据水、草、市场和道路变化等因素将其视为 manzil。由于各种因素,请参阅:Dradkeh,《黎凡特朝觐之路》,第 441 页-443。参见:表号(1)。[9] Al-Hazmi,Ma itafqa lafthuhu,论文 218;Al-Hamawi,Mu'jam al-Buldan,3/212。[10] Al-Bakri,Mu' jam ma Ista'jam,3/735; Sargh 距离大马士革约 572 公里,参见:Bakr, Al-Malamih Al-Jughrafiyyah, p. 11。 193.[11] 伊本·萨阿德 (Ibn Saad)、萨阿德·本·马尼 (Saad bin Manee)(逝世于伊斯兰历 230 年),Al-Tabaqat al-Kubra,盲文出版社,(Liden,1904 年),2/165-168;阿布·伊斯塔卡里 (Al-Istakhari),阿布·伊沙克·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卡基 (Abu Ishaq Ibrahim bin Muhammad Al-Karkhi)(卒于伊斯兰历四世纪)。 Al-Aqalim,(北达科他州科塔),第 14 页。 10;阿布·扎伊德·艾哈迈德·本·萨赫勒·巴尔基 (Al-Balkhi)(卒于伊斯兰历 322 年)。 Suwar Al-Aqalim,保存在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图书馆的手稿,第 329 号,第 20 号论文。[12] 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24;伊本·霍卡尔,苏拉特·阿德,第 14 页。 39; Al-Maqdisi Al-Bishari,Ahsan Al-Taqasim,第 14 页。 179;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论文 76; Al-Himyari,阿比·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莫奈姆·桑哈吉(Abi Abdullah Muhammad bin Abdul Moneim Al-Sunhaji,卒于伊斯兰历 727 年)。 Al-Rawd al-Mi’tar fi Khabar al-Aqtar,Ihsan Abbas 的调查,第 2 版,海德堡出版社,(贝鲁特,1984 年),第 17 页。 130;阿布·阿尔菲达 (Abu Al-Fida),伊斯梅尔·本·阿里·本·穆罕默德 (Ismail bin Ali bin Muhammad,卒于伊斯兰历 732 年)。 Taqwim al-Buldan,(巴黎,1840 年),第 17 页。 87; Al-Dimashqi,Al-Mawakib al-Islamiyyah,第 2 卷,页边空白,第 14 页。354.[13] 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24;伊本·霍卡尔,苏拉特·阿德,第 14 页。 39; Al-Dimashqi,Al-Mawakib al-Islamiyyah,第 2 卷,页边空白,第 14 页。 354.[14] 当查看附录(1)时,我们发现 Al-Junaynah 出现在 Al-Muhaddithah 和 Al-Aqra’之后,参见:Al-Harbi, Al-Manasik, p. 11。 653;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114b 对开页;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伊本·霍达德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150; Qudamah bin Ja'far,Al-Kharaj,第 14 页。 85;然而,莫塞尔从他对该地区的研究中得出结论,Al-Junaynah 出现在 Muhadditha 和 Al-Aqra 之前,参见:North Hijaz,第17 页。 156.[15] Al-Bakri,Mu'jam ma Ista'jam,2/399。[16] Al-Harbi,Al-Manasik,第 16 页。 653;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 Al-Aridhi,Turuq Umara’ Al-Hajj,第 14 页。 32.[17] 摩泽尔,北汉志,第 17 页。 156;参见:Al-Omari,Masalik al-Absar 2/336; Al-Jaziri,Durar al-Fawa’id,第 17 页。458.[18] Al-Zamakhshari,Al-Amkinah wa-l Miyah,第 14 页。 65;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5/60。[19] Al-Harbi,Al-Manasik,第 19 页。 53;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114b 对开页;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14 页。 183;伊本·霍达德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4 页。 150;库达马·本·贾法尔,《Al-Kharaj》,第 14 页。 85.[20] 这个地方距离塔布克约200公里,位于塔布克东南部,参见:Mosel, North Hijaz, p. 11。 156.[21] Al-Hamawi,Mu'jam al-Buldan 1/236。[22] Al-Harbi,Al-Manasik,第 23 页。 656;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5;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134 篇。[23] 希米亚里,《鲁德·米塔尔》,第 247 页。 189; Al-Omari,Masalik al-Absar,1/231;参见:Al-Istakhari,Al-Aqalim,第 154 页。 10;伊本·哈卡尔,《Surat al-Ard》,第 154 页。 39; Al-Zamakhshari,Al-Amkinah wa-l Miyah wa-l Jibal,第33 页。 72; Abu al-Fida,出自《Taqwaem al-Bul》,第 154 页。 89; Shawkat,Ibrahim,《Jazirat Al-‘Arab min Nuzhat al-Mishtaq li-l Sharif al-Idrisi》,伊拉克科学院出版社,(巴格达,1971 年),第 33 页。 33; Bakr,Al-Malamih Al-Jughrafiyyah,第 34 页。 204-206。[24] Al-Harbi,Al-Manasik,第 24 页。 65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14b;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83;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50;卢格达·伊斯法罕,哈桑·本·阿卜杜拉(310 AH)。 Bilad Al-‘Arab,由 Hamad Al-Jasser 和 Saleh Ahmed Al-Ali 调查,Dar Al-Yamamah 研究、翻译和出版部出版,(利雅得,1968 年),第 74 页。 397;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85.[25] 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4/33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页602.[26] Al-Harbi,Al-Manasik,第 247 页。 65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14b。[27] Lughdah al-Isfahani,《阿拉伯之书》,第 247 页。 396;巴克里,《Mu’jam ma Ista’jam》,3/743;哈马维,Mu’jam al-Buldan,3/228。[28] 查看附录编号时。 (2)我们发现 Ibn Rustah 和 Ibn Khordadbeh 曾以 Wadi Al-Qura 来指代其他 manazil 的名称,参见:Al-A’laq al-Nafisa,第 233 页。 183;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50;而Al-Harbi 之所以在供水站停留,可能是因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某个地方是否为 manzil 的定义存在分歧。[29] 一些人估计距离为(20 Marhala)。请参阅: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154 页。 29; Ibn Hawqal,《Surat al-ard》,第 6 页;至于伊德里西,他估计其为(30 马拉哈拉)。请参阅:Shawkat,Jazirat Al-‘Arab,第 154 页。30;至于 Al-Omari,据他所说,该距离为 728 英里,相当于二百四十二法尔萨克,又三分之一法尔萨克。参见:Masalik al-Absar 2/299;至于大马士革和麦地那之间的距离,Al-Omari 估计为 580 英里,相当于九十三法尔萨赫又三分之一法尔萨赫。参见:Masalik al-Absar,2/317。[30]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27;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2a;不同的地理来源对于麦地那和杜勒胡莱法之间的距离有不同的看法。参见:al-Bakri,Mu’jam ma Ista’jam,2/464;哈马维,Mu’jam al-Buldan,2/295;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196;阿尔萨姆胡迪、努尔丁·阿里·贾迈勒·阿尔丁·阿布尔·穆哈辛·阿卜杜拉·本·希哈布·阿尔丁·本·阿巴斯·艾哈迈德·侯赛尼·沙夫二世(卒于伊斯兰历 911 年)、瓦法·阿尔·瓦法·阿尔萨姆胡迪、 Bi'akhbar Dar Al-Mustafaa,艺术出版社,(埃及,伊斯兰历 1326 年),2/293;虽然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它们之间的距离为 9 公里,但请参阅:Al-Kandhlawi,Muhammad Zakaria,Hajjat​​ ​​al wada' wa umraat alnabi salla Allahu alaihi wa sallam,Nadwat al-Ulama Press,(印度,N.D.),p 。 9.[31]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0;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6b;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145 号文件。[32] 巴克里,《信仰的起源》,2/458-459。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2/277。[33] 雅各比,艾哈迈德·本·阿比·雅各布·本·瓦兹(卒于伊斯兰历 292 年)。 Al-Buldan,第 3 版,Al-Haidari Press(纳杰夫,1957 年),第 3 页。 73.[34]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1;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6b。[35]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3;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6b;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4/1256;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66。[36] 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3/292;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333.[37] 伊本·鲁斯塔赫,《纳菲萨》,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0;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333;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38] Al-Harbi,Al-Manasik,第 34 页。 443;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66;历史学家对于阿尔拉瓦和麦地那之间的距离有不同的看法。参见:Al-Zamakhshari、Al-Amkinah wa-l Miyah wa-l Jibal,第 15 页。 114;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22,Al-Samhoudi,Wafaa’ al-Wafaa,2/314。最近的研究表明,该地区仍然沿用同一名称,但不再是朝圣者的驻地,距离麦地那 74 公里。请参阅:Al-Kandhlawi,Muhammad Zakariyya,《Hajjat​​ ​​al-Wada’》,Nadwatul Ulama Press,印度,第 174 页。 30.[39] 雅各比,布尔丹,2/681。[40]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45;参阅: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 论文 48a,Al-Bakri,Mu'jam ma Ista'jam,2/686。[41] 巴克里,《信仰之歌》,2/686。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277.[42] 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48a 页;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0;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277;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69;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43] Al-Harbi,Al-Manasik,第 43 页。 447;参见:Al-Bakri,Mu’jam ma Ista’jam,3/903;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275 篇。[44] 作者不详,《Manazil Makkah》,第 48b 页; Ya’qoubi,Al-Buldan,第 34 页。 77.[45] Al-Harbi,Al-Manasik,第 44 页。 448;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第 49a 页;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3/742,931;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327.[46] 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3/228。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323。[47] Al-Harbi、Al-Manasik,第 45 页。 451-452;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49b;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哈马维,Mu’jam al-Buldan,3/22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327.[48] 伊本·霍尔达贝,《马萨利克和马马利克》,第 34 页。 130;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0,Shawkat,Jazirat al-‘Arab,第页23.[49] 亚库比,《布尔丹》,第 34 页。 73.[50]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50[51]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51;请参阅: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 论文 49 b。[52] 巴克里,《真理之书》,1/102。[53] Al-Harbi,Al-Manasik,第 54 页。 454;参见:Al-Samhoudi,Wafaa’ al-Wafaa,2/172。[54] Al-Harbi,Al-Manasik,第 54 页。 457;参见:Al-Bakri,Mu’jam ma Ista’jam,2/36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156.[55]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57;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1;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1;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56] 巴克里,《信仰之歌》,2/368;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156; Al-Samhoudi,Wafaa’ al-Wafaa,2/367;阿里,萨利赫·艾哈迈德,《Al-Hijaz fi Sadr al-Islam Dirasat fi ‘Ahwalihi al-Umrania wal-Idaria, muasasat al-Risalati》,(贝鲁特,1990 年),第 33 页。 263.[57] 亚库比,《布尔丹》,第 34 页。 73.[58] Al-Harbi,Al-Manasik,第 24 页。 457;参见: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154 页。 454.[59] Al-Harbi、Al-Manasik,第 26 页。 457, 460;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 (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78;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1;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吉姆》,3/1054。[60]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59.[61]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59;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421.[62]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3;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52b;巴克里,《穆贾姆和伊斯塔贾姆》,3/942;至于伊德里西,他把它们描绘成巴尼朱海纳 (Bani Juhayna) 人的住所,见:Shawkat,Jazirat al-‘Arab,第 74 页。 23.[63]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5;伊本·鲁斯塔 (Ibn Rustah),Al-A’laq al-Nafisa,第 34 页。 178;伊本·科尔达贝(Ibn Khordadbeh),《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131; Qudamah ibn Ja'far,Al-Kharaj,第 33 页。 81;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354 篇;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64] Lughdah al-Isfahani,《Bilad al-‘Arab》,脚注,第 63 页。 24; Al-Hazmi,Ma ittafaqa lafthuhu,第 354 篇;哈马维(Al-Hamawi)、穆贾姆·布尔丹 (Mu’jam al-Buldan)、5/104 萨姆胡迪 (Al-Samhoudi)、瓦法阿 (Wafaa) 瓦法阿 (Wafaa)、2/174。[65]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5;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第 53a 页;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4/1212,1257。[66] Al-Harbi,Al-Manasik,第 63 页。 465;参见: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第 53a 页;巴克里,《穆贾姆马伊斯塔贾姆》,4/1212;哈马维,穆贾姆·布尔丹,5/104; Al-Himyari,Al-Rawd al-Mi’tar,第 34 页。 93,距麦加25公里。请参阅:Al-Kandhlawi,Hajjat​​ ​​al-Wada’,第 154 页。 40.[67] 未知作者,《Manazil Makkah》,对开本 16a-16b;伊本·哈卡尔,《Surat al-Ard》,第 154 页。 46; Shawkat,《阿拉伯书》,第 34 页。 23.[68]《马萨利克和马马利克》,第 64 页。 130.[69] Al-Harbi,Al-Manasik,第 36 页。 468;由于地理学家使用的计量单位不同,他们对麦地那和麦加之间距离的测定也存在分歧。参见:Al-Ya’qoubi,Al-Buldan,第 154 页。 73,Ibn Hawqal,《Surat al-Ard》,第页。 46; Al-Istakhari,Al-Masalik wa-l Mamalik,第 33 页。 28;至于伊德里西,据他所说,距离为 (250) 英里,参见:Shawkat,Jazirat al-‘Arab,第251 页。 24;而伊本·法德勒·阿拉·乌马里 (Ibn Fadl Allah al-‘Umari) 估计的距离为“一百英里零十二英里,即三十七法尔萨赫又三分之一法尔萨赫”。请参阅:Al-Omari,Masalik al-Absar,第 154 页。 299; Al-Jaziri,Durar al-Fawa’id,第 33 页。442;承认1马尔哈拉为8法拉希克,1法尔萨克为6公里,1英里为2公里。参见:Al-Ya’qoubi,Al-Buldan,脚注,第 154 页。 75;伊本·拉法,阿布·阿巴斯·纳吉姆·阿尔丁·安萨里 (卒于伊斯兰历 710 年)。 Al-Idaah wa-l Tabayun fi Ma’rifat al-Mikyal wa-l Mizan,由 Muhammad Ahmad Ismail Al-Kharouf 编辑,Dar Al-Fikr(大马士革,1980 年),第 34 页。 77-78;亨茨,瓦尔特。 Al-Makayil wa-l Awzan al-Islamiyyah wa ma Yu’adiluha fi al-Nitham al-Mitri,由 Kamel Al-Asali 译,约旦大学出版物(N. P, N. D),第 153 页。 94-95。[70] 塔巴里,《关于古兰经的记载》,《Dar al-Tarbiyah wa-l Turath》,麦加,N.D.,C 21,第 237 页。 105; Al-Qurtubi,Abu Abdullah Muhammad bin Ahmed Al-Ansari,Al-Jami’ Ahkam al-Qur’an,由 Ahmed Al-Bardouni 和 Ibrahim Ataqish 编辑,埃及书店,(开罗,1964 年),卷。 15,页120; Sayyid Qutb,《Fi Thilal al-Quran》,第 6 版,Dar, Al-Shorouk,(贝鲁特,1978 年),第 5 卷,第 174 页。 2998.[71] 穆罕默德·本·穆萨·巴巴·阿米,《Mafhum al-Zaman fi-l Quran al-Karim, Dar Wahi al-Qalam》(大马士革,2008 年),第74 页。 65[72] 卡拉乔夫斯基以尊重和赞赏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文明学者的著作,并特别提到了地理资料,他说:“也许这首先适用于阿拉伯历史和地理文献,学者们很早就承认它们是研究伊斯兰世界历史的主要和可靠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课题,不仅对于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来说如此,对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史、科学史、宗教史、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文献的范围并不局限于阿拉伯国家,而是为我们提供了阿拉伯人到达过的所有国家或他们获得过信息的国家的信息。这与他们描述的伊斯兰土地的丰富景象如出一辙。有时,阿拉伯地理资料可能是一个国家特定时代历史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来源。”请参阅:Karachowski,Ignatius Yulia Naqash,《阿拉伯地理文学史》,Salah al-Din Osman Hashim 译,阿拉伯国家联盟作者、翻译和出版委员会,(开罗,1963 年),第一部分,第 1 页。 3[73] 法国东方学家雷诺这样评价阿比·菲达的《塔格维姆·布尔丹》:“欧洲中世纪没有一本书可以与之相比。”参见:Krachowski,先前参考文献,1/389;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穆罕默丁,《Al-Turath al-Jughrafi al-Islami,Dar al-Uloom》(利雅得,1999 年),第 33 页。 193.[74] 阿马尔·穆罕默德·鲁比,《对帕特里夏·克罗恩的回应:麦加贸易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年还由 Amal Muhammad Al-Roubi 以阿拉伯语重新出版,Al-Radd ‘ala Tijarat Makkah wa Thuhur al-Islam, (In),第二版,(开罗,2013 年),第 24 页。 26-30[75]德文版链接:https://menadoc.bibliothek.uni-halle.de/.../pageview/865296[76] 请参阅:马哈茂德,尼扎尔·阿齐兹·哈比卜。 Khidmat al-Hajij fi-l ‘Asr al-‘Abbasi 132-334 AH,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巴士拉艺术大学学院,1990 年;表号(1)。[77] 参见:同一参考文献,表号。 (2)。 原文链接:https://muslimheritage.com/levantine-hajj-route/    

维吉丹·法里克·艾纳德(Wijdan Fareeq Enad)
麦加的时钟随着时间的推移
萨利姆·哈萨尼 (Salim Al-Hassani)
填补前现代工业历史的空白:1000年失踪的伊斯兰工业
斯利姆·T·S·阿尔·哈萨尼(Salim T S Al-Hassani)
波斯尼亚朝觐文学: 通往圣地的多重道路
杰妮塔·卡里奇 (Dženita Karić)
揭秘:咖啡的伊斯兰史
尼哈·维尔玛尼 (Neha Vermani)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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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恒的泪珠」,看见印度回教徒昔日的辉煌

【不可思议的印度】仅次于印度教的回教徒,约占印度人口的15%,人数超过2亿,是世界第二多。他们为这个国家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产,在北印度最受欢迎的金三角行程中,赚尽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观光财。        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我介绍过占印度人口1.7%的锡克教徒,和0.4%的耆那教徒,因为他们神秘又独特,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回教徒,留给北印度最珍贵的观光资产。仅次于印度教的回教徒,约占印度人口的15%,人数超过2亿,是世界第二多,仅次于印尼。印象深刻的原因,不是人数众多;或是印度三大国际知名男星:阿米尔汗、沙鲁克汗、萨尔曼汗都是回教徒。而是他们为这个国家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产,在北印度最受欢迎的金三角行程中,赚尽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观光财。 印度金三角,旅行必去         所谓金三角指的是德里–阿格拉–斋浦尔,算是旅游印度的基本款。虽然我来到印度已经一年两个月,其实去过的地方不算多,除了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英国殖民时期首都加尔各答外,就是阿格拉和斋浦尔。尤其世界遗产的观光景点、阿格拉的泰姬玛哈陵,最受欢迎,我有一位外国朋友已经去过15次。对她而言,次数不是重点。而是即使去过15次,当她经过红砂岩镶崁大理石的雄伟拱门之后,遥望长长水道、喷泉隔开两边对称花园尽头的纯白泰姬玛哈陵,仍会因为惊叹它的优雅、高贵和精致,感动到「起鸡皮疙瘩,」她形容。不知道如果也去过15次的我,还会不会像她一样感动。但确定第二次拜访的我,再看人称「永恒泪珠」的泰姬玛哈陵,仍然觉得美到令人悸动。        印度回教徒留给这个国家珍贵的观光资产,不只是著名的泰姬玛哈陵,还有同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名世界遗产的阿格拉堡,以及位在德里的胡马雍陵、红堡、贾玛清真寺和古达明纳塔,都是我个人喜欢的金三角必访景点。除了古达明纳塔是印度第一个回教政权–德里苏丹国所兴建,其他都是和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并列印度三大盛世的蒙兀儿王朝所兴建。 蒙兀儿王朝建筑的白色vs.红色       印度南边环海,东北侧是险峻的喜马拉雅山,因此外侮多由平坦的西北部进入。建立蒙兀儿王朝(Mughal,波斯语「蒙古」意思)的,就是由阿富汗一带过来、信奉回教的波斯人。立国时间和明朝嘉靖年间相当。统治三百多年的蒙兀儿王朝,历任六位重要的君主,最后由英国殖民政府终结了他们的辉煌。关于蒙兀儿王朝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当然是建筑;第二是绘画;第三是三世皇阿克巴大帝。      蒙兀儿王朝建筑的精彩,除了优雅精致的大理石建筑,以泰姬玛哈陵为代表外,还有雄伟宏大的红砂岩建筑,位在德里的胡马雍陵就有「红色泰姬玛哈陵」的美名。理由是,泰姬玛哈陵是蒙兀儿王朝五世皇沙贾汗为死去的妻子所兴建,而悼念二世皇胡马雍的陵墓,则是他当初参考的原型。胡马雍陵呈现的就是由波斯引进的建筑美学:园顶、双拱门、水道、喷泉和左右对称的庭园,泰姬玛哈陵的特色也是如此。来到印度之后,虽然常听人开玩笑,这里的名胜古迹除了陵墓还是陵墓,但大家悠游其中还是赞叹不已。 蒙兀儿王朝的绘画和大帝       蒙兀儿王朝另一个令我惊艳的珍贵遗产是印度细密画(Miniature),虽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它的起源。一年多前我刚来印度,就去位在德里的国家博物馆参观。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馆藏多元而丰富,二是新旧陈列室的差别很大,例如铜雕陈列室就是欧美博物馆的水准,我最喜欢的细密画陈列室就很陈旧,但一点都不影响赏画的心情,因为实在非常精巧、美丽。细密画同样源自波斯,感觉是用细如发丝的画笔所画成。除了有种巧夺天工的感觉,用色的班斓、神话的精彩,都让人一幅接着一幅,虽然眼睛都要看成斗鸡眼,但还是乐在其中。      印度细密画主要分为三大来源,一是本土宗教细密画、二是蒙兀儿细密画、三是拉杰普特细密画,中国大陆还有专书介绍。其中蒙兀儿王朝每个君主,几乎对印度细密画的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在三世皇阿克巴大帝时代最是鼎盛。事实上,蒙兀儿王朝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建筑泰姬马哈陵的沙贾汗,即使他让爱情可以永垂不朽;但我真正钦佩的是阿克巴大帝。阿克巴大帝14岁登基,东征西讨的忙碌让他终其一生都不识字,但他却透过9个臣子为他读书,仍然好学不倦,而且因为包容各种宗教、族群、艺术,武功也最鼎盛,所以是唯一称为大帝的君主。大家如果对他的故事有兴趣,可以看一部翻为《帝国玫瑰》或《阿克巴大帝》(Jodhaa Akbar)印度电影,或可了解一二。      第一次到金三角旅游,我们请的中文导游就是回教徒,由德里到阿格拉,听他一次又一次透过蒙兀儿王朝的建筑,诉说昔日印度回教徒的辉煌。我问他的对照今日有何感想?他微笑不语。对照人数更少的锡克教、耆那教,印度回教徒给人印象似乎不如过去鲜明、深刻。   作者洪渼涓,歴任《天下杂志》记者、中华汽车公关、《天下杂志》行销总监三个工作,期间旅居三个大都会,都在美国。现任家庭主妇的角色还算熟悉,但印度德里则是陌生至极。由陌生到熟悉、由惊吓到惊喜,其实就是敞开心胸,就可看到印度不可思议的精釆! 

洪渼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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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加沙儿童送往英国接受治疗

       英国政府表示,从加沙撤离更多重病或受伤儿童并将他们送往英国接受治疗的计划正在“快速”进行。据 BBC 了解,该计划的目标是在几周内付诸实施。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儿童可能参与其中,但《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称,政府将允许最多 300 名年轻人进入英国接受免费医疗。一些加沙儿童已经通过“纯粹希望计划”的倡议被私下带到英国接受治疗,但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冲突期间通过自己的计划撤离任何儿童。一位政府发言人周日表示,该计划旨在“从加沙撤离需要紧急医疗救治的儿童”,并补充说“我们正在加紧努力,尽快完成这项工作”。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自 2023 年 10 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 50,000 名儿童死亡或受伤。      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七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政府“支持将重伤儿童撤离到英国进行医疗救治,包括协调旅行许可、医疗签证和安全运送到英国,以便这些儿童能够在英国接受加沙无法获得的专门护理”。随后,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表示,英国正在“紧急加快步伐”,将需要紧急医疗援助的儿童撤离到英国接受治疗。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政府计划将要求每个孩子由一名父母或监护人陪同,内政部将在他们出行前进行生物识别和安全检查。英国组织“纯净希望计划”由志愿医疗专业人员组成,迄今已将三名儿童带到英国接受治疗。      最近一位是15岁的马吉德·沙格诺比(Majd al-Shagnobi),他上周抵达英国。2024年2月,他在试图获取援助时被一枚以色列坦克炮弹击中下颌,需要接受复杂的面部重建手术。他是第一位被空运到英国接受战争伤病治疗的巴勒斯坦儿童。他的撤离行动是与美国非政府组织 Kinder Relief 联合组织的,该组织曾帮助其他加沙儿童到国外接受治疗。他的治疗由“纯粹希望计划”私人资助,将于未来几天在伦敦大奥蒙德街医院开始,由一支免费医疗团队进行。该组织一直敦促政府建立类似于治疗乌克兰难民的计划,并对政府的计划表示欢迎,称其将能够分享成功的私人撤离经验。      报告称:“我们的蓝图可以帮助确保英国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以便每个需要紧急护理的孩子都有最好的生存和康复机会。”今年 4 月,该组织为两名女孩(13 岁的 Rama 和 5 岁的 Ghena)获得了签证,让她们在英国接受私人资助的终身疾病手术。他们从加沙撤离到埃及后被带到伦敦。吉娜接受了激光手术,以缓解左眼压力,因为她面临着失去左眼的风险。拉玛则因严重的肠道疾病接受了探查手术。她们的母亲说两个女孩都很好。      在以色列开始对进入加沙的所有援助和物资实施长达数月的封锁后,医务人员数周来一直警告称,重要食品和医疗用品将出现短缺。目前这一禁令已部分解除,但人道主义机构表示,必须允许更多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防止饥荒和营养不良状况恶化。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表示,已有 175 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包括 93 名儿童。以色列否认故意阻止援助流入加沙,并指责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未能提供援助。      自战争开始以来,英国一直提供资金,以便受伤的加沙人能够在该地区的医院接受治疗,并且还一直与约旦合作向该地区空投援助物资。基尔爵士上周表示,除非以色列采取“实质性措施结束加沙地带的恶劣局势”,否则英国将于 9 月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此举是“奖励哈马斯的滔天恐怖主义”。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领导的针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 (IDF) 在加沙发起了一场战役,此次袭击造成约 1,200 人死亡,251 人被劫持为人质。据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称,加沙地带已有 6 万多人丧生。 

苏珊娜·利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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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星空——济南回民历史印象

      我家住广智院和上新街时,距回民小区很近。西青龙街、永长街、城顶街、饮虎池街、礼拜寺巷,都走过路过无数次。      1990年代末,为完成拙作《济南乎》,我开始用脚步丈量这座可爱之城,自然是先从这一区域开始。但真正深入到密如织网的街坊之中我却发现,尘封的历史与文脉如此丰富而厚重,超出我的想象。 杆石桥头的永长街南端(李艺 钢笔画) 牛国栋著《济水之南》(典藏版)附赠《济南府城全景再现手绘历史地图》(今回民小区片区)       早在元代,回族就沿黄河和京杭大运河从南、西、北三面迁入济南。元贞元年(1295),西关建立了清真寺(俗称南大寺),明代又进行了重新扩建。寺门前及北侧的街巷便称回巷,后改称礼拜寺巷。寺内立《来复铭》碑,碑文由世袭掌教陈思撰写于明嘉靖七年(1528),全文九行,一百五十五字,以宋明理学简明阐述伊斯兰教义,是最早的汉文教义作品,是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融汇的结晶,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代修缮,南大寺保存良好,后曾在此兴办过回民中小学。“文革”期间,这里曾做为红旗区(今市中区)东风弹簧厂。1990年代的礼拜寺巷(牛国栋 摄影) 南大寺望月楼(牛国栋 摄影)       自明代开始,回族民众便逐渐在清真寺周边安营扎寨。至清代,老城关厢西南隅形成了东至剪子巷,南止上新街,西到顺河街,北达估衣市街(今共青团路)的居住区,构成了特有的民族风情聚落。      南大寺西侧杆石桥东首,向北至城顶街,是条长500余米的斜街,旧称大街和前街,清末民初改称永长街,东通仓巷和礼拜寺巷,西连石棚街。街北段路西建有清真北寺(也称北大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形制与规模较南大寺小了许多。寺内有李鸿章手书“清真古教”匾额。 北大寺局部(牛国栋 摄影)       与永长街北首相连的城顶街,因其地势与旧城泺源门(西门)城楼水平线持平而得名。1980年前,此街北段还有条很短的丁字街,后一并统称城顶街。乾隆年间《历城县志》记载:“‘丁字街’,旧志有粮市,辎辆云集,贸易无虚日,南东门外皆逊西市。”至清末,山西人在此开文和铁店,因经营钉子闻名,也称钉子街,当地人习惯称钉子巷。后来这里逐步发展成为市内最早的干鲜果品批发市场,马兴盛山果行便是代表。在清代,为遵古“刑人于市”之规,这里地处集市,便成为行刑之地。清同治八年(1869),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在此处死慈禧宠信安德海,并曝尸三天,任人去看,时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民国年间城顶街头市民水井打水(历史照片)       回民小区东端的剪子巷与趵突泉一墙之隔,从这里往西至城顶街是盛唐巷,但与大唐盛世毫无关系。巷名原称神堂巷,见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历城县志·建置》(清康熙六十一年增刻本)载:“神堂巷,剪子巷西”。坊间传说巷名缘由有二,一说巷内多庙宇和祠堂,另一说是明清时巷中聚集神像画铺。巷子路南24号院,旧有严家老宅,院落三进,前院有枝繁叶茂的大槐树。院子早年的主人便是清咸丰年间举人严组璋。辛亥革命那年,严组璋之孙严懋垣出生在这座院子里,并在此生活了几十年,他即为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严薇青。 严薇青夫妇与父亲严讷及子女在一起(选自严民著《严薇青:齐鲁青未了》)       据严薇青回忆:神堂“巷内只有中间路北的居民墙上嵌着一座一米多高的小型关帝庙,此外别无任何庙宇。即使在这里居住过两三代的祖居户也没有听说巷内有任何庙宇。”1959年在此巷北侧的一处民宅墙内发现了康熙年间进士、曾督学江南的德州人田雯撰写的佛伦生祠石碑。舒穆禄·佛伦,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年间任山东巡抚,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去世后,大明湖北岸铁公祠东侧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建有佛伦祠,当时的学政翁方纲撰写了祠记。西关这通高达四米的石碑,不仅印证了旧志上有关佛伦生祠在西关的说法,而且也说明了神堂巷的由来。但祠堂何时被拆除,语焉不详。神堂巷东首路北,原有清道光年间进士、同治年间两广总督、历城县人毛鸿滨故宅。1920年代末革故鼎新,神堂巷改名盛唐巷。      盛唐巷南行过大杆巷便是长春观街,因道教名观长春观坐落街北而得名。明崇祯六年(1633)历城县人刘敕编纂《历乘》载:“长春观,西门外,丘处机潜修处,平地一洞,蜿蜒数里,今没入民舍。”“长春”之名,应取自金元道人丘处机之号“长春子”,他由金入元后,深得元太祖铁木真赏识被召入宫帐,还被赐庙名“长春宫”,并称之为“神仙”,令其掌管天下道教。据传长春观由丘处机主持修建,“殿堂巍峨,朱户碧瓦,翠柏成荫”。今存山门、大殿及后阁楼为清代遗物。后此地曾做过染纸作坊和汽车修配厂。据济南市考古院原院长李铭介绍,在长春观保护性修复过程中,迁移今址的山门上方,将原存于闵子骞墓园的刻有明代道人、书法家雪蓑所题“长春观”三字的石门匾重新嵌入。 长春观门楣上“长春观”三字为雪蓑题写(牛国栋 摄影) 长春观大殿(牛国栋 摄影) 长春观后堂楼(牛国栋 摄影)       古时俗称长春观为大庵,故道观东侧这条小街原名大庵巷,清末取谐音称大杆巷。《历乘》所谓“没入民舍”的“平地一洞”,即丘子洞,也称长春洞,位于观内大殿东南侧,为青石垒砌的半圆形池子,洞口有“丘(邱)子洞”刻石。严薇青转述:“据《历城县志》记载,从洞中穿行二十余里,可达济南南郊的‘小庵’。(小庵在什么地方已不可考,据说在现在南营街一带)”文物部门修复长春观时,湮没已久的丘子洞重见天日,池子上方还加筑了景亭。洞中依然积满了清水,能否穿行,通往何处,至今为谜。 丘子洞(牛国栋 摄影)       由长春观街东行,旧时连着一条小街,仅228米,名字却十分霸气,叫五路狮子口,即东起剪子巷,西接长春观街,西南通土街和斜街,北连大杆巷,是五条街道交汇处,长春观门前原立有石狮一对,成为地标,街名即以此为依据。街道虽短,却有七八家老商号,涉及票号、杂货、绸布、染织、鞋帽等门类,像路南的德生义钱行、裕庆和染坊,街北的晋太恒绸布店等。出身济南回族书香世家的书法家金棻便世居此街北端的金家大院。1962年,他为趵突泉泺源堂书写赵孟頫诗句“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作为楹联,令人叫绝。 正在挥毫的金棻(历史照片)       这一带老街巷中尚能看出些旧时影子的唯有与城顶街相连的麟趾巷了。原先麟趾巷很长,向西直抵西圩子城麟祥门和麟祥桥,是通往商埠的主要道路。      明正统年间进士、吏部侍郎、历城县人尹旻在麟趾巷建养济院,收养孤残,巷名最初叫养济院巷,又名孤贫巷,后改称麟趾巷。麟趾二字取《诗经·周南·麟之趾》中“麟趾呈祥”之意。巷子东首路北3号,至今留存一处两座相连的二层青砖坡顶楼房,西有侧院,外设回廊。这便是张家“庆记”油坊旧址,前楼为店铺,后楼是住宅。张家不是穆斯林,但长期与回族民众和睦相处。商号以买卖煤油起家,代理“美孚”石油系列产品,后经营房地产。至张学仁这辈,已拥有院西大街的齐鲁金店、经二纬四路的第一百货商店等众多房产。 1990年代的麟趾巷(牛国栋 摄影) 庆记油坊旧址(牛国栋 摄影)       麟趾巷11号,原为四进四合院,二进院正房里住着马復元一家。其祖父马兴盛于晚清时在城顶街开设马兴盛山果行,当地人称“马家老行”,主要为南山果农代卖樱桃、大杏、银瓜、蜜桃、核桃、柿饼、红枣、板栗、山楂、风鸡、蜂蜡等,后来也经营水牛皮、方块碱和药材。至民国年间,马家老行成为城顶一带二十余家山果行中规模最大的行栈。我第一次寻访马家是1990年代末,马復元热情接待了我,并介绍了马家老行的点点滴滴。时隔二十五六年我再次见到已八十岁高龄的他,其精神矍铄,笑容可掬。屋里窗明几净,陈设雅致,木格栅系老宅旧物。 麟趾巷马家老宅(牛国栋 摄影)       巷子中段南侧,有一大片老房,旧时都归金家所有。清道光年间,金家“志”字辈传人中有一人中举,宅门楼上悬“文元”的金字牌匾,官至知府,其为官时所得家产传于“衍”字辈,这代人便将家财投放到商业上,在西关,金家拥有百余处门头房,像估衣市街的万和堂、天德堂、经文布店、北厚记酱园,院西大街一大货栈以及普利街部分商业用房都是金家房产。在市郊,金家还拥有阎千户庄的大片土地。金家大院的大门朝东开在永长街,后花园直通麟趾巷。      清末民初,金家财产传到金树鑫手上。1933年,他动用家产在后花园内建起一座假山,上有六角凉亭。假山南侧,以前还有一个庭园,里面建有玻璃花房,养着各种名贵花卉。金家花园北侧建有一座两层别墅,红瓦覆顶,红色墙体。白色门窗套,白色廊柱,色彩夺目。北伐战争后,他在徐家花园创办私立金氏小学,招收回族子弟免费入学。 金家公馆旧址(牛国栋 摄影)       抗战爆发后,韩复榘弃城南逃时,以“借用”的名义,掠走了金府的小汽车和大批钱财。日军侵占济南八年间,金家饱受敲诈勒索之苦,但没有一人为日本人做事。日本投降后不久,金树鑫病逝,其次子金小青掌管财政大权,在普利街18号创立“永世扬”钱庄。1949年后,金氏后人将那座别墅和假山,捐给了市伊斯兰教协会。抗美援朝时,金府捐献黄金一百两。1958年,金氏后人又将祖上埋入地下的一百个银元宝挖出捐给国家。 1950年代的大同戏院(历史照片)       大同剧场位于麟趾巷南侧,系民国初年历城县教育局局长陈筱轩的宅院旧址。1948年济南战役时,这座带有花园的院子毁于战火。1954年,济南知名票友毛菊荪变卖房产与朋友一起在陈家大院废墟上建起大同戏院(后称剧场),并邀请与之结为金兰之交的“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来大同戏院助兴。在这个条件简陋的剧场里,奚啸伯出演了汪曾祺新编剧作《范进中举》,赢得满堂彩。      伴随1990年代回民小区开发建设和逐步整治,旧时很多街巷及街名都消失了,留下的也已不是当年的样子。 回民小区的烧烤摊(牛国栋 摄影)       每当我走到回民小区时,这里的酱牛肉、扒羊蹄、清炖羊蝎子、麻酱火烧、马蹄烧饼、牛肉烧饼、五香花生米都令我垂涎。这里的烧烤摊更是名声在外,有朋友自远方来,请他们到这里的街角,坐着小马扎,撸着羊肉串,喝着冰爽扎啤,总会博得欢声。      直到如今,我依然想念杆石桥头那种黑皮五香花生米的味道,满口的醇香,常弥漫我的思绪。       (来自“济南之南老牛”,副标题为书味所加) 

牛国栋
一件见证了运河繁荣的明代伊斯兰教
作者系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