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妮塔·卡里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现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伊斯兰神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访谈是什么让你写了这本书？        如果你去过典型的波斯尼亚人家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他们家里通常至少会有一张装裱过的麦加和麦地那照片，去年某个去朝觐的人带回来的礼拜毯和各种装香水的小容器，和许多以前家里人通过南斯拉夫交通系统坐汽车去朝觐路上经过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时拍摄的老照片（如果这家人还没有因为去年战争带来的恐惧而把这些照片处理掉的话）。有些波斯尼亚穆斯林甚至养成了以日记、行记或游记的形式来写朝觐的习惯，直到今天，这些东西都还没有被出版出来。此类培养人们对朝觐向往的文献古已有之；世界各地许多抄本图书馆都藏有16到19世纪波斯尼亚人用阿拉伯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写的朝觐专题论文和指南。在20世纪，朝觐也是新闻和报纸上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读者都对之感兴趣。而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一种超越严格宗教和社群边界的朝觐话语。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主要是，我意识到，在波斯尼亚的书面、口头和视觉文化中，朝觐无处不在，并且直到今天，哪怕波斯尼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尤其是在20和21世纪），波斯尼亚人依然对朝觐心向往之。这不是说，这些外部因素没有改变波斯尼亚人对朝觐的体验，而是说，事实证明，这个体验的结构足够柔韧，以至于那些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麦加和麦地那的人，也依然持续地向往着朝觐。而且，朝觐是伊斯兰不同地理节点之间的稳定关联，它是一种把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以及阿拉伯世界关联到一起的流动。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充满了挑战，特别是因为，波斯尼亚伊斯兰史研究不太符合现有的区域研究甚或是伊斯兰研究的领域划分。另外的一个挑战是，研究朝觐文学意味着从文本和类型的边缘工作；历史和神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朝觐文学，但这种材料能够表达人赋予一种仪式、一种流动的多重意义。 这本书谈到了什么具体的话题、问题和文学？        我的书的核心前提是，朝觐文学是历史语境和对超越者的向往、依恋之间的中介。这个前提引出了许多其他话题：波斯尼亚穆斯林是怎样把意义嵌入仪式的，他们是怎样与中东和世界上的信仰其他宗教的邻人和非穆斯林产生联系的。本书还谈到了政权在为政治目的而培养和控制朝觐话语上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        本书通过从16到21世纪的长时段视角分析了用三种语言（阿拉伯语、奥斯曼土耳其语和波斯尼亚语）写的，涉及多种文类——从“优赞(Fada’il，一种通过大量引用古兰、圣训和相关材料来赞美某个个体或地方的文体)”和“呼图白(Khutbah)”到游记和论说文——的朝觐文学。因此，它包括各种材料，通过这些多样的材料，来展示波斯尼亚人对朝觐理解的不同层面。本书按年代顺序，从在奥斯曼帝国不同城市居住的波斯尼亚乌里玛写起，继而考察了普通奥斯曼波斯尼亚人的游记——这些游记坦率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在路上遇到的人——最后讨论了现代交通和运输的巨大转变，这些转变使许多新的作者加入了这个领域的写作。 这本书和你之前的作品有什么联系和/或区别？        我的专业是文学史和语文学，我的第一个写作计划——也是我2011年在萨拉热窝东方研究中心完成的研究的一部分——和阿拉伯语文学有关。具体来说，是哈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和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Jabra Ibrahim Jabra)这两位巴勒斯坦作家，我在后殖民的框架内对他们进行了分析。那本书聚焦于一个有限时段内的一组文本，和这本新书不一样。这本书跨越了数个世纪，也不必然聚焦于某位作者，相反，它考察的是一个由不同文本组成的混合体。不过，这两本书也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分析了支撑文学作品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在新书中，我聚焦于宗教写作和历史语境是怎样塑造这些写作的，以及，何以这种类型的文学能够推进关于宗教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而关于卡纳法尼和贾布拉的那本书也类似地强调了文学影响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力量。 你希望谁来读这本书，你想让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写《波斯尼亚朝觐文学》时心里想的读者不止一种。因为它是一部跨学科的作品，我希望它在伊斯兰、中东、奥斯曼、宗教、区域研究和新兴的波斯尼亚研究（对这个领域的界定可参考杰内塔·卡拉贝戈维奇[Dzeneta Karabegovic]和阿德娜·卡拉梅希奇-奥茨[Adna Karamehic-Oates]编的新书《波斯尼亚研究：来自一个新兴领域的观点》[Bosnian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an Emerging Field]）等领域都能找到读者。在这里，指出这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我的书也属于朝觐研究这一新兴领域，因此，研究其他地理区域之朝觐的学者应该也会感兴趣。不过，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想的读者还包括更广大的非学院人士，我希望会有很多人拿起这本书，对波斯尼亚朝觐几个世纪的情况有所了解。        我希望这本书促使人们在中东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神学和实践讨论中关注波斯尼亚的历史。用大卫·赫尼格(David Henig)在《再造穆斯林的生活：战后波黑的日常伊斯兰》(Remaking Muslim Lives: Everyday Islam in Postwar Bosnia and Herzegovina)中的话来说，波斯尼亚是一辆“没停好的车”，人们往往从塞尔维亚的侵略和转型后经济上的绝望处境的角度来看它的历史。更悲剧的是，人们认为它和其他“更中心”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联系和关联——换言之，与之无关。早该有人来做这样的讨论了，而我的书的目标之一，不是消除战争和侵略造成的可怕断裂，而是指出一些连续性的机制，这些机制在战争和侵略之后依然存在的，它们把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在其他地区的朵斯提联系到一起。 现在你在做其他课题吗？        我正在做早期现代奥斯曼的虔信研究，主要关注与以先知为中心的虔诚和情感教化相关的礼拜书和专题论文。我对思想和实践的流动性及其从阿拉伯省份向巴尔干地区的传播和回传感兴趣。 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朝觐意味着什么？        虽然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一样，大多数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过去和在当下都没法去朝觐，但朝觐依然是其生活的一件大事。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朝觐的话语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各种构造朝觐惯习的感官物）构成了这个话语。朝觐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服从行动。在苏菲的文本中，朝觐有一个内在的维度，这个维度把朝觐者变成了真主的客人。朝觐也被构想为一次壮游，过程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拜谒(ziyaras)安纳托利亚和沙姆的圣人拱北。在现代，朝觐被纳入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计划并变成一个概念，象征着伊斯兰对现代性的回应。二战后的南斯拉夫政权也因此而接纳了朝觐，在朝觐期间排除小型朝觐代表团，努力在战后阿拉伯政府中寻找盟友。最后，随着1992年到1995年塞尔维亚的入侵，许多波斯尼亚人发现，对于他们为认同和宗教而做出的努力来说，朝觐是一种奖励，同时也是一个向其他穆斯林展示他们的牺牲的地方。 书摘（摘自《导论：数世纪以来关于朝觐的写作》，第1-4页）        1981年炎热的夏天，两个波斯尼亚女人决定去朝觐，她们驾驶一辆大众甲壳虫汽车，一路前往麦加。其中之一，希达杰特(Hidajeta)是一名家庭主夫，另一个，萨菲娅(Safija)，则为一家能源巨头，也是南斯拉夫的骄傲，Energoinvest公司工作。这两个朝觐者是朋友；不过，还有一段颠覆性的经历把她们联系到了一起：她们年轻时都参加过青年穆斯林运动的女性分支，20世纪40年代末萨菲娅甚至还因为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在战后的新政权眼中，这样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而在监狱里待了几年。到她们决定去朝觐的时候，铁托已经不在了。看起来，早几十年的清洗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但萨菲娅还是认为，为避免麻烦，最好还是悄悄去，她说，“我们不想隐瞒，但也不会到处说”。开车去——而不坐飞机或公共汽车，这是南斯拉夫时代朝觐的惯例——意味着掩饰她们真正的意图，把这次旅行呈现为一次在中东的正常旅游。        三十多年后，希达杰特的孩子想把她的日记——她在里面记下了她对旅途的印象和描述——出版出来。这时希达杰特已经不在了，萨菲娅——在2014年的时候，她还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八旬老人——决定给日记写一个序言，并加上照片以作记录和纪念。希达杰特的家人把日记印了几份。因为那个圈子的人知道我在研究朝觐叙事，于是我也拿到了一本。我在于萨拉热窝出版、向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海外侨民发行的地方宗教半月刊《重生》(Preporod)上评论了这本日记。评论引起了对日记的极大兴趣——当时读者们是读不到这本日记的。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媒体上也出现了各种关于当地朝觐者及其旅行趣闻的故事，特别是在朝觐时期，这些故事成了媒体上最流行的话题。        希达杰特的日记由一系列在不同地点写的条目组成，它们既描述了旅行，也描述了朝觐仪式本身。日记读起来像是给未来朝觐者的指示，它记述了具体时间地点经历的独特体验，也在叙事中体现了伊斯兰在一神下多样统一的伦理价值。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朝觐被揭示为信仰者整个生命和生命历程中的核心事件，也是各种具体的、从许多方面来看没有先例的写作行为的主要动机。前者与希达杰特生活的独特性相关，后者却涉及读到、听说、看到或参与文本的所有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希达杰特的初衷。毕竟，这本日记是在她身后出版的，它把她的宗教体验传达给她并不认识的读者，同时使它的存在超越了人类必死性的限制。        据我们所知，希达杰特从来没写过和她的朝觐日记类似的东西，但她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干这种一辈子只做一次的事情的人。作为一个在历史上不同的穆斯林社会中都能看到的全球现象的一部分，许多波斯尼亚朝觐者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文类来写作自己的朝觐经验，向甚至更加广大的，没法亲自去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读者传达自己的体验。可以说，“写朝觐”是终极的民主中介，它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半文盲、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告诉别人、向别人展示或给别人分享关于朝觐的知识的不同层面。同时，这个中介也服务于虔诚的目的，因此而垂直地把个体信仰者和神关联起来，同时也扩大了他们的宗教体验，使之超越对朝觐的履行，把与人和地方的互动也包括进去。        本书探讨的是朝觐写作，这种文学是朝觐与世界、为超越者的努力和被各种因素形塑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物质要求之间的中介。本书研究了这样的实践是怎样反映社会文化环境对宗教体验的影响以及反过来，朝觐（作为一个仪式和一次旅行）又是怎样影响人们对世界本身的构想的。关于朝觐的写作包括不同的文类，除对朝觐和两圣地的关注外，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标准把这些写作统一到一起。朝觐——无论是文本材料中的朝觐，还是生活中对参与者来说真实、具身的朝觐——也包括旅行。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对朝觐的理解，把大量朝觐文学中的旅行和仪式也考虑进去，将使我们能够细致地观察人与不同空间的关系之间的动态变化，看到圣俗之间被模糊的界线。        通过聚焦于波斯尼亚穆斯林在五个世纪里创作的朝觐文学，本书考察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人们不断变化的、观察圣地与朝觐的方式，并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朝觐，作为一种多层次的体验、动机和象征，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极其重要。本文从16到21世纪的长时段角度分析了和朝觐文学的兴起和持久意义有关的两个方面。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本书从流动性、识字/读写能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物质倾向，以展示它们是怎样在体验和预期上形塑朝觐的。其次，本书还评估了关于朝觐的宗教体验的内部结构，并展示它们是怎样参与建构出一个伊斯兰的话语传统的。这两方面的分析都涉及写作的问题，后者既受到社会文化因素（比如说，选择用哪种语言或文字往往是由教育事先决定的）的影响，又是话语传统（这个话语传统有它自己的文类、预期和调整与变化机制）运作的结果。通过完整地考虑这两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朝觐从来不是一种不受外部（甚至是来自非穆斯林的）影响的孤立的、非时间性的实践；相反，它同时也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受伊斯兰启发的话语，而这种话语反过来又形塑了穆斯林看待和体验朝觐的方式。 原书目录 导论：数世纪以来关于朝觐的书写多层次的中介数世纪以来波斯尼亚人的朝觐活动波斯尼亚人之朝觐的居间性(In-betweenness)本书的落脚点(Manāzil) 1 神圣者的意义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学者圣地的普世价值圣地的永恒守护者通过玄石做世界的中介城与先知爱先知麦地那的生死结论 2 通往麦加之路朝觐的惯习启程上路在路上虔诚的拜谒最重要的地方地点与感悟结论 3 改变战间期关于朝觐的争论改变朝觐新闻市场上的朝觐作为现代趣闻的朝觐早都地方与朝觐之间的朝觐朝圣的意义结论 4 断/共联宣传南斯拉夫：战后的朝觐代表他战后想象中的麦加沙漠里没有天仙：祖科·朱姆胡尔(Zuko Džumhur)在汉志反对空的形式：“我不跪拜你，也不崇拜你”现代主义的断联：对苏菲派的反对用心亲吻先知的拱北结论5 故乡与圣地之间的波斯尼亚人和总统一起朝觐的波斯尼亚人朝觐中残缺的身体没有真主之家的地方仪式与亲密的接触穿越距离——朝觐与自我结论 6 结论：虔诚持续写朝觐朝觐与世界中介的可能性   

       今年6月开斋节的时候，我在摩洛哥梅克内斯(Meknes)的寄宿家庭带着我四处走亲戚。开斋节(Eid al-Fitr)是庆祝穆斯林们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喝的斋月结束后第一天的节日。我觉得它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人们会拜访亲朋好友，长辈们会给晚辈红包，家里的餐桌和茶几上总少不了无穷无尽的糖果和饮料。每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我的寄宿妈妈就会把我这个“中国儿子”介绍给他们。    我出生于一个回族家庭，与伊斯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却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庆祝开斋节。    在几块糖果和几杯茶水下肚之后，亲戚们就会开始对我这个外来者好奇地展开提问。我努力用刚刚学到的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作答。    “我是回族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我的祖先们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后来他们迁移到了中国的东海岸，慢慢的，对宗教的信仰就减少了，但一些文化仍然保存至今。”每次在谈到我身世背景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    “那你是穆斯林么？”亲戚们在听到我的介绍之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焦急地打断我。    “我不是了。”我回答道。亲戚们脸上划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失望之情。“但我的家庭现在还坚持吃清真食物。”我补充道。    “哦哦，”亲戚们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我1997年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回民区，那个地方有好多清真寺和美味的清真食品。我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回民，街上随处可见刚刚宰杀的小羊羔和饭馆绿色的清真标志。但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强烈，很多回民说不清楚伊斯兰教到底是个什么宗教，只知道要追随祖辈们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吃猪肉，结婚对象最好也是回族人，等等。    而这种生活上的习惯在不少家庭也在慢慢淡化。我外婆有四个亲弟弟，他们回族的一些传统被保留得比较完整，甚至他们的子女都和回族人成了亲。但外婆家则相对开放，妈妈和大姨都嫁给了汉族人。出生的时候妈妈家强烈要求我加入回族，因为外婆和她还是希望家里人能延续回族的血统，同时也因为少数民族高考可以加分。每个星期走亲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点家乡回族人的掌故和传说，什么明朝几名开国大将都是回族人，后来他们到了济宁，这里的回族人也就慢慢重要起来。除此之外，从小家里人也没对我进行任何特殊的民族教育。打我记事开始，我就不知道作为回族人是个什么意义，只知道自己身份证上民族那栏后面写的是“回”，并且不能吃猪肉。后来连这也很快就消失了。    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市中心去上小学；九岁的时候又搬到上海。在上海，午饭要在小学里吃，有时候肉食只有猪肉，爸爸妈妈怕我吃不饱，后来也就不管我吃不吃猪肉了。一开始有些吃不习惯，大概是生理上的反应，对猪肉有些排斥。但是后来为了不饿肚子，也就慢慢习惯了。到上海上学以后，融入上海的生活和完成学校里的学业成了我们全家生活的主旋律。父母也就很少跟我提起有关回族人的生活习惯，对我在外面吃什么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至今为止，家里的饭桌上还是不可以出现猪肉的。    我的同学大多是汉人，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同学们第一次发现我是回族人还是在临近中考的时候，因为15岁的我突然发现作为少数民族，可以在中考中可以加五分。一些同学一开始觉得很惊讶，我的前座盯着我打量了好久，从头到脚，最后得出结论：“你一点也不像回族人嘛。”的确，我的长相和汉人一样，并不像来自宁夏和新疆那边的很多回民。而且，我也被迫吃起了猪肉。    就这样，同学们时常会跟我开玩笑，说我不是“正宗”的回族人。在这些玩笑中，我慢慢对自己回族人的身份重新燃起了兴趣。有时候，我会去尝试跟着百度翻译写几个歪歪扭扭的阿拉伯语单词，在一门类似国际关系的高中课堂上，也特别选择了中东地区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可是我并没有对阿拉伯语或者中东研究产生狂热的兴趣，只是觉得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别人不一样，很特别，很有趣。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每周末去参加寄宿家庭的大家庭聚会，男士女士分坐两桌，图中李彦哲在和亲戚们交流。摄于2017年6月。 BOUCHRA CHARKANI    信不信教？    然而，两年前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我有意地突出了我回族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美国大学都喜欢“多样性”(diversity)这个词，而作为一名回族人可以增加我的“多样性”。在大学申请网站上，我把“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al Studies)填进了我的目标专业里。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对这些专业并不那么感冒，但这可以使我写一篇有关“回族人寻根”的申请文书，既能体现了我的多元，又能体现我对自己根源的探索。但我必须承认，在有些地方我在事实的基础上，又有些添油加醋:    我在一个回民区域出生长大，遵从着一些穆斯林的习俗，附近清真寺里每天传出真主至大(Allah Akbar)的祈祷声。我从小接受了有关回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教育。但是当我搬到市中心上学之后，那些传统和习俗就渐渐地消失了，我也被汉族的文化同化。当人们发现我是回族人的时候，他们会惊奇地说：“啊，你竟然是回族人！”我也会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因为我的那一块身世已经消失不见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我想填补心中这片空白，开启一场寻根溯源的旅程，去寻找我和祖先们的联系，去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一个已经融入了汉文化的回族人。而耶鲁可以实现我这个梦想。    一开始我也并不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认为只是在功利地申请。但是在修改并阅读了无数次申请文书之后，我逐渐开始被自己当初的“谎言”所打动。一来是一个故事说多了自己也就渐渐相信了；二来也被美国开放、文艺的校园文化所影响。刚到学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坐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大草坪的足球门旁，我有些恍惚，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应该去学阿拉伯语。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曾经纠结过好久是学习西班牙语还是阿拉伯语。父亲强烈建议我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他认为这门语言将来会更实用。爸爸妈妈并没有阻止我学习阿拉伯语，只是认为它不会对我未来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阿拉伯语，尽管我并不知道这门语言会在将来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很多亲戚朋友也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学，我含含糊糊说和自己身世有关，但又解释不清楚，不是我敷衍，而是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对阿拉伯语和文化产生了一种不可描述的兴趣。    大一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每天至少会花两个小时学习听说读写。有时候我也会和家人朋友们分享我学到的新单词，并用阿拉伯语来书写他们的名字。家里人，特别是妈妈那边的亲戚，看到我对阿拉伯语的热情之后，很开心，鼓励我继续学习。有些高中同学看到之后表示有些惊讶，他们没想到我对阿拉伯语会有这样的热情。“我以为你在高中时写阿拉伯语只是玩玩，”一位同学跟我说，她随后又开玩笑：“你可别被恐怖分子招去了。”    其实，我们家对近几年在中国盛行起来的恐穆情绪也很敏感。去年刚去美国之前正好是伊斯兰国(ISIS)盛行和恐怖袭击频发的时候，美国恐穆气氛高涨，爸爸妈妈曾反复叮嘱我到了美国不要和人提起自己回族人的身世，更不要说自己民族和伊斯兰教之前的联系，否则会引来别人的歧视。我跟他们说美国大学校园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但是他们说还是谨慎为好。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申请了rihla رحلة（阿拉伯语里的旅途）项目，这是一个独立的语言项目，并和美国国务院有合作关系。6～7月，我来到摩洛哥和阿曼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呆了两个月。我想在遥远的中东和北非，人类文明和伊斯兰文化的发源地，寻找多年以前所丢失的自己与民族的渊源。    在摩洛哥和阿曼，我第一次体验了艰苦的斋月和喜庆的开斋节，第一次见到了满街白袍戴着帽子的男人和黑袍围着头巾的女人，第一次听到了一天五次的唤礼歌(call to prayer)，第一次看到伊斯兰信徒们完整的祈祷，也是第一次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些许的了解。    刚到摩洛哥的时候，我的寄宿家庭及其亲戚们都会问我信仰什么宗教。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如今对很多的回民来说，信仰伊斯兰教并不是必须的，只是保留生活习俗和传统就好。我尝试去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是一回事，但是要真正信仰宗教却是另一回事。然而，这种思想却不能被大多数阿拉伯人所理解。所以为了避免一场漫长的宗教讨论，在跟他们解释了我的回族背景之后，我告诉他们我信仰儒家思想。    “这是什么？”他们会问。我说：“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圣人，这是他的思想。”    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回答以后都会满意地点点头，大概是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遥远神秘的宗教。但是他们还是会抓住我的回族身份问个不停。尤其是我寄宿妈妈的爸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寄宿妈妈告诉我他前些日子在祈祷的时候扭伤了脚。我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并轻轻的在手背上亲了一下。他在听到我的背景和寻根的故事后显得特别开心，他尝试从床上坐起来，并叫我过去坐到他旁边。    “你对伊斯兰了解多少？”他用微弱的语气问道。    “不多，”我回答道，“但是我现在正在慢慢学习。”老人家嘴角略略上扬，礼貌性地说道：“嗯，这很好，你阿拉伯语讲得不错。”    我告诉我的寄宿家庭中国的穆斯林其实很多。在新疆，在宁夏，有很多回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我说新疆的穆斯林和东海岸的穆斯林受到的待遇往往不一样。回族和维吾尔族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他们会感到惊奇，说并不知道中国有很多穆斯林。我住家妈妈的妹妹是当地大学教金融的教授，她说在麦加朝拜的时候碰到过来自中国的穆斯林，并对他们赞不绝口。    “他们真的非常体贴，而且平易近人，还很聪明。”女教授神采飞扬地跟我说。    我去摩洛哥之前取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叫ياسر（Yasr)，因为这个和我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读音都很像。在摩洛哥的第二个星期，我因为吃坏了肚子住进了医院。在和护士交流的时候，我尝试使用自己刚学不久的蹩脚的阿拉伯语，护士听了以后愣了一下，“你为什么学习阿拉伯语？”护士问，还没等我将答复在脑子里翻译完，护士继续说道：“你应该学法语，它更高级。”我有些惊讶她会这么回答我，本以为学习阿拉伯语会使当地人开心，没想到会有人认为西方的一切仍是“更高级”。    我的语言伙伴，一位就读经济学的当地小伙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虽然在斋月日出到日落时不吃不喝，每天会去清真寺祈祷，但并没有很严格地遵循伊斯兰的教义。他喜欢喝酒，追姑娘，他经常使用社交约会应用Tinder。他与我们项目中的两位美国女生在Tinder上牵了线，并在与其中一位女生交往过，后来他被学校解除了语言伙伴的职位。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跟这位语言伙伴学习朗读了古兰经的第一个篇章，回家以后在晚饭餐桌上和寄宿家庭显摆。他们听到我朗读之后显得非常高兴，问我为什么学习如何朗读古兰经。我说我挺感兴趣的，并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你真的想学这个么？”寄宿妈妈问我，她显得有点惊讶，却又欣喜。    “嗯，我想学，还想学习伊斯兰教的历史。”我说。    “那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和艾门（她10岁的儿子）一起学。”寄宿妈妈说。话音刚落，艾门就去书房把自己的宗教教材拿了过来。那天晚上，我的寄宿父母和兄弟在餐桌上给我简单讲述了伊斯兰教起源的历史。主讲是妈妈，爸爸负责点评，而艾门则时不时地会举出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在阿曼的时候，我和一群美国同学住在学生公寓里。由于天气炎热（每天最高温度46摄氏度左右），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呆在室内，和当地人的交流也没有像在摩洛哥那样频繁。不过在离开之前，教授带着我买了一身当地的传统服装：一件阿曼风格的长白袍和一顶方方的小帽。走之前的那天，我穿着这一身行头去上课，并和老师同学们留影合照，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像个阿曼人。    在从阿曼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来自迪拜的阿联酋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上海迪士尼游玩。我试着和他说起了阿拉伯语。他一开始有点惊讶，然后就和我愉快地交谈了起来。就像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初次对话那样，我跟他介绍起了我的回族身世。    “我不是穆斯林了，但是我的家庭还在坚持吃清真。”我最后说到。    “哦哦，”他微微点点头，停顿了一秒说，“这很好，很好。    在摩洛哥和阿曼介绍自己身世背景的时候，当地人的很多问题让我一下子无法回答，努力回想自己儿时经历，却发现在长大的过程中忽视了太多对有关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而打开这段尘封记忆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到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山东济宁。    于是从阿曼回国之后，8月初，我立马回了一趟老家济宁柳行区，还拜访了当地的几家清真寺。    根据济宁民族宗教事务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济宁市中区和其管辖之下的所有乡镇县，回族总人口有5.75万，占了济宁总人口的百分之七。他们之中做买卖的比较多，而且大多数集中在柳行区。    其实，济宁的回族人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拜访顺河东大寺的时候，寺内一位工作人员递给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在2004年写的《济宁伊斯兰教研究》，据书中记载：“最早来到济宁的一批穆斯林有一些是跟随蒙古军西征东进而来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军士、工匠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随中西大通和京杭大运河开通而来的穆斯林商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济宁的回族人每天都会祈祷，每周五也会去清真寺听阿訇讲教法教义。文革之前，济宁的东大寺和西大寺东西相望。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西大寺被整体拆除，东大寺的一些建筑也被破坏了。    “但是文革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变革。”济宁柳行东寺的夏阿訇告诉我，“当时只要你信仰宗教，人们就给你戴上高帽子，让你游街，甚至让你去喂猪。通过这十年的洗礼，人民的思想就出现偏差了。”    文革结束后，“宗教恢复了，但是想要再恢复人们的信仰就很难了，”夏阿訇说。“现在人们觉得，我信仰和不信仰，没什么差别，我不吃猪肉，就很合格了。信仰做不到位，就脱去了一种责任。到清真寺做宗教功修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在这方面已经很不了解了。”    在八九十年代，政府对宗教的管理逐渐宽松，一些宗教文化也复兴起来，但近些年，中国对于伊斯兰宗教教育的限制也在逐渐增加。在老家，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在和柳行东寺和顺河东大寺的两位阿訇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都会问起有关美国宗教教育的情况。我说在许多大学里都会有宗教的支持中心，也会开设有关宗教的课程。他们听到以后都会微微地摇摇头，“美国还是自由一点啊，中国的宗教教育限制还是比较多的。”顺河东大寺王阿訇说。    “在农村还是会有宗教的教育的，”柳行东寺的夏阿訇说，“但是课堂的名字会做一些文章。比如有些会叫阿语学校。有一个在郊区的学校叫“试点班课堂”，说是留守儿童补习，实际上呢就是教一点关于宗教的内容。”他告诉我。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在济宁有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回潮。“现在有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去找阿訇签个字。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也会来找阿訇取一个经名。”夏阿訇说。    呆在济宁的时候，我和外婆又谈起有关恐穆情绪，外婆显得十分激动。她并没有让我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让我去告诉同学们，穆斯林，还有我们回族人，并不是暴力和战争的象征，而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    再次回到老家的时候，听到这些东西，也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现在老乡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背景又重新产生了热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但并没有真正想要皈依伊斯兰教的想法，至少不是在近几年。    刚从阿曼回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我和几位高中同学去一家新疆餐厅吃饭。我们约好各自穿着传统服装，一个穿汉服，一个穿西服，我则会穿上从阿曼购买的白袍。但最后只有我和穿西服的同学遵守了约定。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后，我换上一身白袍，戴上方方的小帽，和同学们走在上海的街头。一来是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想展示自己文化的冲动，二来也好奇街边的人会投来怎样的目光。    但走了一段之后，同行的一位同学突然停下来，半开玩笑的说：“我看你还是把衣服换回来吧，省得人家以为你是恐怖分子，给你抓起来了。”    他貌似严肃地盯着我看了一秒，然后我们都被逗乐了。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也没有为此生气，但是他的话却提醒了我，单单披上一身白袍、头戴一顶方帽不会使我变成一个更“正宗”的回族人。而我寻根溯源的路也不可停止于这个暑假，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李彦哲来自上海，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大二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