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现代回望

二、从现代回望

   本书的绪论，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总序，写于1920年，就是他去世那年。为了找寻现代西方产生的历史因果力量，他前后写了大概十五卷社会学著作。

   原本他是要将禁欲主义新教拿来，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家进行比较的，可这一宏大学术计划，因他的去世未能完成。若能完成，我们所见的，就不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在西方的原因，还会有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结论，因他原本是要以对伊斯兰的研究——找出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来完成他的宗教社会学的。

   虽令人感到遗憾，可这篇绪论也能让人一窥他的思想。

   作为在现代欧洲文明之下成长起来的人，若想给历史一个宏观的描述，或写一部呈现全欧历史的著作/普遍历史，就免不了要问：是什么造就了现代欧洲文明？它是西方所独有；且让你相信，它对历史进程具有普遍意义——具有对整个现代欧洲文明史的意义；并是在历史进程中具有有效性的文化——能真正对历史产生作用。

   韦伯指出了西方在社会发展上所特有的理性化。

   整篇绪论大半在论述西方的独特性，而后引申到资本主义，结尾时则回到宗教上。他要说的是，在世界上，唯有西方的社会发展步入了理性化轨道。而这种理性化最终产生了现代社会。可是，韦伯的真正用意，既不是要讲西方的独特性，也不是讲现代社会，而讲的是西方为何会有这种独特性并产生现代社会。

   西方有许多独特的方面。

   科学是经西方的手才发展到它在现代这种卓有成效的历史阶段的。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场“科学革命”，传统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学科都出现了突破性进展。虽然在这段历史之前，有伊斯兰科学家海什木开创了运用实验的科学方法论，已将人类社会的传统科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领域，可将科学运用并推进到现代这种历史阶段的是西方。

   虽然在西方之外的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也存在着经验知识，却未能从他们那里发展出现代科学来。

   ——经验知识，就是可被人的感官验证的知识。与它对应的是超验知识，就是人的感官不可验证的。譬如我们穆斯林对死后报应日的信仰，它就是超验性的知识。经验知识是科学的方法论。科学是基于感官证据建立起来的。韦伯在后面会将经验知识相对化，就是打破这种对经验和超验的认识，这里且按下不说。

   还有哲学和神学。

   即便是哲学和神学这种对世界和生命的真相的追问，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也未能表现出西方那样的专业性来。我们穆斯林可能会对韦伯这个说法不认同，认为我们的教义理论，还有附着在伊斯兰历史上的一些哲学思考，是可以超越西方的。

   韦伯因生命走到尽头，确实未能完成他的伊斯兰研究，所以这个论断并不是建立在他已对穆斯林世界的教义和哲学思考有着充分认识之上的。可我认为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原本也是认为，穆斯林借着古兰和哈迪斯发展出的逻辑一致的教义理论，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可当我深入了解了基督教的一些流派的神学理论，尤其是新教之下的几个主要宗派之后，我发觉他们对神学的思考，比我原本想的要深刻许多。

   在穆斯林看来，相比起古兰的完整性来，基督教是缺乏启示信息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而这正是关键所在。我发觉，基督教的一些流派竟能在我们认为是不健全的和错误的启示基础上，建立起各种系统性神学思想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就是建构在这种系统性神学思想上的。照理来说，穆斯林凭借古兰和哈迪斯应该能够发展出更为丰富和深厚的思想理论来。我们的一些宗教学人总是推崇伊斯兰古典时期的几位教义学家、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思想已臻于完美，后辈穆斯林唯有望其项背来赞叹。

   我心里生不出这种赞叹来。

   不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现今，尤其是现今，穆斯林所产生的思想，不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他们所获得的启示的完整性不匹配。我的意思是，穆斯林理应对这个世界有比西方更深刻的认知，并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将会看到，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是如何将信徒导向有条理的、系统的社会生活的，而这正是工业主义产生的要素。关键是清教思想能成为现代欧洲文明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这在伊斯兰世界是没有的。所以韦伯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哲学不必说了。

   穆斯林世界的天文学确实有着一定的数学基础，而且对现代科学也有着脉络清晰的贡献。可韦伯说的是在穆斯林数学发展之前，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对此有着独创性和基础性的贡献。这其中还包括力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在印度并未发展出西方那样的实验——科学的理性化来。现代科学实验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其他文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中断的，都未能发展并关联到现代科学。

   韦伯频繁使用“理性”这个词。

   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不一样。韦伯做社会学研究，有许多具有原创性的分析工具，其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就是“理性”（Rational），或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它指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基于理智的推理/理性主义，而是指专业化和系统化。譬如他说“理性的化学”，就是在指在化学这一领域表现出一种专业性来。要读懂韦伯，就得了解他的这些分析工具。

   中国史学的所谓发达，不过是以编年史为方法论的一堆历史材料的汇编。虽篇幅宏大——我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耗费了一两年时光，可思想匮乏，并不能赋予历史以意义，大而无用。

   修昔底德的史学，有着思想性和哲学性，还带有一种政治学观点。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后来史学写作的范本。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们的历史学，成为现代历史学的前驱。

   在古代印度，有像西方马基雅维里这样的政治思想的先驱人物存在，可这类亚洲政治思想普遍缺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政治学的专业性。韦伯所说的“缺少一般的理性概念”，就是亚洲人的思想缺乏对政治现象的专业的概括。

   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性，是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传统的法律文本的编纂，在印度次大陆和伊斯兰世界都有，中国也有各种朝代的律例汇编，可它们都未能发展出现代法学和宪政思想来。

   若我们开办一场现代音乐会，可以用锣鼓和二胡来体现吗？

   音乐在西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程度，也展示出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来。钢琴、小提琴、风琴等乐器的专业化程度，已不是任何人能够轻易使用的了。西方在这一艺术领域，明显超过其他非西方文明。这根本不是什么文化霸权，而是非西方文明的文化基础根本就发展不出这样的音乐形式来。这也不是是否对音乐有兴趣的问题，譬如穆斯林对音乐的态度，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敬业精神。

   借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对音乐的理性化。能实现对音乐的理性化，也就有能力实现对别的一切的理性化。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巴黎圣母院是建筑艺术理性化的典范之作。这种哥特式建筑，将尖拱运用到了极致。它能够在极小的占地空间内，展现出宏伟的建筑来。相比而言，中国古典式建筑，只能在对布局的伸展上来体现自己的宏伟。但因为只是一种对面积的延申，并不能展现出一种立体式宏伟效果来。天坛的祈年殿，用砖木结构呈现出30多米的高度来。在穆斯林世界，也能够在有限的占地空间内实现宏伟的效果。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一世让建筑师穆罕默德·阿格建造的，中央穹顶达到了40多米的高度，尖塔有60余米高。但是，哥特式建筑却能呈现出150多米的高度来。这是非西方建筑很难实现的。

   西方在绘画领域也达到了理性化。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印刷术，可只有西方用它造出报纸来，这种印刷品，推动着一场又一场社会运动，对人类现代社会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各文明都建立有高等教育，伊斯兰世界有，中国也有。可到了近代，都纷纷办起新式学堂来。——穆罕默德·阿布笃欧洲归来，改革了艾资哈尔大学的体制。所谓新式学堂，就是西式。教育改革者，都是各文明中的精英。为何要改？不改就要被淘汰，就要灭亡。同时也是自身的教育缺乏西方那种教育的专业性，难再培养出时代可用之才了！

   现代大学，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年代的久远，而是一种精神。

   康德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这就是大学精神，就是独立和自由，也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缺了这两项内容，再现代的建筑物也建立不起现代大学来。这也是穆斯林世界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学府，还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建筑华丽的国立大学落后的原因。相反，这些伊斯兰世界高等学府里的穆斯林师生，往往是独裁专制政权的拥趸，或是对政治和社会正义漠不关心的人，这就更不可能拥有独立和自由的大学精神了。

   从制度层面上讲则是教学与科研的专业化分立，韦伯说，西方大学制度的优越，主要在对学科的组织及对人员的有效训练上。若伊斯兰世界的大学丧失了大学精神，也就不可能给社会培养出优秀人才来。相反，这些大学培养的人，还会成为伊斯兰世界崛起的绊脚石。

   西方大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培育了一批专业的文职官员。

   在西方以外也有官员阶层，可没有西方这样的文职官员——他们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现在，政治真正走向了它的专业化，受过特定训练的文职官员进入到政治的各个领域，担负起对整个国家的治理来。像是美国议会，议员们根据各自接受的职业训练，组成各种工作组，来为议会和政府提供专业建议。在英国的议会里，一帮训练有素的官员，对各种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以拿出最佳政策来。这就是现代西方政治。今天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国家也有议会和宪法，还有官员，可大多是在形式上的对西方的粗劣仿制，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韦伯说像是王与王国这样的君主专制制度，西方也超过西方之外。

   这里的王与王国，指的是路易十四和他的法兰西王国。我们一般认为，西方有民主制度，东方有专制制度。可即便是在专制制度方面，西方的专业化程度也超过东方。以路易十四来举例，他在位72年，据说是专制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作为国王体制的极致，他提出了“朕即国家”的概念——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没我就没国家！

   全世界到处都有政治现象，更有权力斗争，可只有西方发展出了代议民主制——政治的理性化。还有“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疆域和文化边界相契合的政治形式。现如今，整个世界都已化作这种西式的政治共同体，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可见有多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