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的理性化

三、经济的理性化

   西方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可最能决定我们现代生活之命运的，是它的资本主义。
   何为“资本主义”？
   韦伯为了进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对“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做了区分。这样一来，他就在一百年前那场学术论辩中，将许多“资本主义”的观点都排除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之外。
   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中国人通常说的那种，尤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的不同。依照中国人的理解，资本主义指的是私有制（资本和生产工具为私人控制，不为国家所控制）下的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但韦伯说，“获取的驱动力”（人追求收益的本能）和逐利的经济行为并不是资本主义，与它毫不相干。若说逐利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侍者、医生、车夫、艺人、妓女、贪官、士兵、盗贼、十字军战士、赌徒以及乞丐的行为，就都是资本主义了；而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凡是人能够逐利的地方，也就都存在着资本主义了。
   以“逐利”来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学术上的不成熟，这在文化史方法论/文化史研究上还处在最初级阶段，研究者当摒弃这种幼稚思维。不仅不能以“逐利”来定义资本主义，更不能将其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精神”视为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事物产生的因果性力量，这完全站在了历史唯物论的反面。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与韦伯从文化史上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结论相反，他说，资本主义不仅不是来自经济利益的驱使，相反，它恰恰是对人的获利的冲动这种非理性行为的控制，至少也是用理性去缓解它。
   诚然，资本主义也牟利。我们见到，资本主义企业在持续地追求着利润。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所决定的，没了利润，就得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但是，韦伯说，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上追求的并不是利润，而是“获利性”。所谓“获利性”，就是人赢利的能力。譬如美国投资家巴菲特，他现在还有什么理由“逐利”呢？可他依然在商界不知疲倦地驰骋着。他所追求的，就是韦伯所说的一种“获利性”。他要让自己保持这种能力。至于资本家为何要保持自己的这种能力，则要回到历史中去了，这已触及到资本主义的宗教层面，我们到后面再讲。
   我们可以给资本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通过一种契约雇佣关系/法律关系/劳动服务与报酬交换，对利润的预期。据此定义，这是一种和平的经济行为。这里的“和平”，指向了人的自由/人权，这就关联到政治制度上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当然，有些采取这种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经济行为，是通过政治暴力强迫劳动来获利的，像是通过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获得权力在殖民地开办的东印度公司，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暴力的政治的资本主义”。但这与和平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不应相提并论。
   资本主义要理性地/和平地追求利润，就得进行资本核算。这意味着，这会创造出一种以货币形式来进行资本核算的专业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推翻了长久以来中世纪欧洲重商主义所秉持的“世界财富是固定”的观念——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的零和游戏，而以有限的资本为人类创造出更多财富来。
   不强迫劳动力，和平地追求利润，这推动了经济的理性化——必须以更行之有效/系统的方式来运行经济。这样企业就被进行了数据化认知——将经营状况制成一张资产负债表，使得经济的运行变得可控/可见。
   表上分列出资产与负债及股东权益，即收支两大区块。企业在每个商业周期结束时——持续运行的企业则是定期的，进行资本核算。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得做到，负债表上的价值/负债及股东权益，要始终超过企业资本的价值，也就是始终处于赢利的状态。否则就会倒闭。在将经营状况报表化中，资本被全部进行了货币化计算。譬如厂房，机器，现金储备、原料以及半成品或成品，包括货物和一次的交易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全部换算成货币价值，然后来与债务/支出相抵消。这种经济行为中最重要的，就是以货币形式来进行资本核算——将资本货币化计算。
   像是克门达这种形式，就会在交易前先对货物价值进行估算，制成初始负债表。等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再依据该负债表，对收益或是损失进行分配。若是没有这种初始负债表，克门达式的交易就无法完成，也就无法实现跨洋贸易。当然，这种初始负债表对货物价值的货币估算并不精确，可它是完成克门达这种远洋贸易的一种契约和数据保障。直到今天，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有些并不需要精确核算的领域，还在采取这种估算价值的方法。但这些对资本主义而言，不过是最起码的做法/获利活动的合理性程度，并不是构成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
   ——克门达是中世纪人们进行海运业务时参加的一种贸易联盟，韦伯在《社会经济通史》里介绍过它。具体形式是，商品的生产者/投资商，将商品交给船主用海船运送到国外出售。海运的支出由双方按商定的份额分摊，而风险则由船主承担。这就牵扯到许多问题：商品的生产者/投资商不参与运输，更不去到市场上出售商品；船主负责运输商品并出售，却不是商品的拥有者。因此，为了实现交易，先对商品进行估值，并对运输和出售的细节进行记录。商品从上船那一刻，船主就要记录所发生的事，包括自然灾害、海盗劫掠、物价和每一次商品的出售情况，待销售完毕船主回来后，双方依据这些记录来均分利润或分摊债务。阿拉伯商人也有过类似的贸易形式，譬如当时对中国的远洋贸易，运输时间长、风险大，为了完成贸易，投资商负责出资，船主负责运输，事后投资商分给船主四分之一的利润。
   资本主义从以货币来进行核算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在交易中在所估算的货币支出与所估算的货币收入之间进行比较。不论这种比较是原始的估值，还是先进的资产负债表核算，都已接近资本主义概念。
   若按照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定义，那么，从经济文化史看过去，世界各地都已存在过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和中世纪欧洲都有，就像是在现代社会这样。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类型商业，既有短期冒险性的，也有持久经营的。当然，它们还不具备今天资本主义企业的持久性/专业化的经营特征，只是孤立的经济行为，可后来通过对自己经济行为的有效组织/内在凝聚力，还是可以达到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类型化的。
   虽然这种古已有之的经济观念和企业已从概念上接近现代资本主义了，可它们还普遍缺乏一种韦伯所说的“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一种社会精神氛围，更不是这“精神”的起源。而缺失了这种精神的资本主义，虽然形式上是有了，可还算不上是现代资本主义。譬如现如今中国企业都已是这种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可它们与韦伯所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可西方在社会上所赋予它的重要性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商人没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经济行为也从未推动过社会变革。可商人和经济行为，在西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不管怎样，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表现出一种投机性来。资本的拥有者，抓住各种机会牟取利润，譬如给战争和海盗放贷，为殖民主义提供资金，在殖民地运用自己的资本成为种植园主来强迫奴隶劳动——作为投机者的资本家们，抓住各种机会赚钱。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中，没有伦理和道德。
   世界上到处都有投机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地攫取财富，具有暴力和强制的特征。亦即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动用所能动用的一切来为自己牟利。——他们更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但他们的经济行为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若是让这样的投机资本家通过组织自由劳动力来进行和平的经济活动，他们是不会赚到钱的。这样的投机资本主义，更不可能推动现代社会的建立。
   不只是在过去，现代西方国家也依然存在着这种非理性的投机资本主义者。譬如军火商，为武器的销售，不惜制造战争。华尔街的一些资本家，在债券市场，从事赌博性质的保险业务，赌某一基金的涨跌。这些都是非理性和投机性的。这样的“资本主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存在着。
   可西方还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这种类型在其他地方不曾有过，与投机资本主义并存着。它的特征是，组织自由劳动力进行经济活动。也就是理性的和非暴力的经济行为。
   这种对劳动力的组织，也存在于投机性资本主义中。譬如奴隶主在种植园和古代奴隶工场中对不自由的劳动力的组织，以及在封建贵族的采邑的庄园家庭工业中的组织生产活动。可他们普遍缺乏对自由劳动力的组织，也不懂得该如何雇佣自由劳动力。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按日计酬的雇佣临时工的做法，可这种做法并未能发展出组织自由劳动力的和平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制造业，也没有因此产生对某一行业的手工业学徒组织。制造业和手工业学徒的出现，是经济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独家创造。若没有制造业的出现，超市里就不会摆满低廉价格的商品。传统的经济理念/投机性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让七十亿人在这颗星球上生存下来。在最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因此增长了五十倍。这难道不是真主养育世界的方法吗？
   经济理性化的显著标志，就是非政治暴力和非投机性，有着专业的对工业的组织，有着和平的市场取向。但这些还不是经济理性化的主要的标志。还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家庭与工厂分离/公产与私产分开，一是专业的簿记/详尽的记账系统。
   若说住家与店铺/工作场所的分离，东方世界也有，譬如穆斯林世界的巴扎和中国的作坊。但这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分离。相较现代企业的独立性，东方世界传统商业的这种形式上的原始的公私分离，只是生活场所与工作场所的分开，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公产与私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东方世界传统商业的这种分离，也未能创造出现代的“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没有公产与私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也就没有现代西方财务会计这种记账系统/理性的簿记。它们无非是私人庄宅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公司”。而没有公产与私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事业上的成就，也无法规避这种大型经济生产活动的风险。
   譬如股份公司，人们投入股份来组建，由董事会来负责运营。成为一种权利义务主体/法人。若公司亏损，股东有义务偿还债务，但所偿还金额不超出股东所持有的股本的价值。譬如我持有公司一百万的股本，我则有亿万资产。若公司亏本，我只多偿还一百万，此外再没有偿还义务了，即所谓“有限责任”。所以公司会破产，但个人不会破产。此外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动用巨额资本来从事雄心勃勃的经济事业，私人根本无法做到。至于现代资本主义为何要公私分离来成就一番更大的经济事业，这涉及到清教徒的财富观和现世精神，后面再说。诚然，现在许多这类公司是为了利润，但前面已讲过，若纯粹是逐利，那就不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而且逐利的动机也无法创造出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
   世界各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存在着资本主义，而西方在这一领域的独特性，在今天看来，是在对自由劳动力的组织方面。即便是证券市场/商业化/产品货币化，即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经济活动，也是在对自由的劳动力的组织的背景中发生的。若没有对自由的劳动力的组织，即便证券市场这样的资本主义形式出现了，譬如中国的证券市场，也不可能具有与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同等的重要性。
   再从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构建而言，以自由的劳动力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将会倒逼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来。精确的资本核算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但若不是自由劳动，这种核算就没有必要。韦伯在《社会——经济通史》里，讨论过奴隶劳动力的低效率和精确核算的不必要性。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奴隶主可以任意对待奴隶的劳动，扛活的人也无法抗议雇主的剥削。奴隶会在没有薪酬的情况下加倍劳动，扛活的雇工可以被任意辞退。奴隶的死，只是奴隶主资产的损失。
   不知道对劳动力进行理性组织，也就不会知道对社会进行理性组织/理性的社会主义。譬如古代骑士，都是自备给养和武装，后来诸侯争权，把骑士组织起来供应给养，近代军队也就出现了。君主又把拥有行政权和裁判权的封建诸侯，从他们传统的生存手段中分离出来，成为雇佣领薪的官僚时，近代国家也就出现了。这种对社会的理性组织的过程，韦伯称之为“理性的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对私有经济和私产进行社会组织，也就是国家控制/无产阶级专政，则是“非理性的社会主义”。韦伯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在使劳动者成为奴隶。
   世界存在着各种经济观念，譬如重商主义（交易的控制、出口的垄断、以及貿易的均衡）、共产主义、卡特尔（垄断利益集团）、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卡特尔化）等对经济的认识，却没有出现西方的“公民”概念。世界各地这种对经济的非理性和控制，使得“资产者”的概念也不存在。而没有“资产者”，也就不存在“无产者”了。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作为一种企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在西方以外是不存在的。
   在西方，在中世纪时，就有外包商与其雇佣的工人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现代，则是作为雇主的大企业家和挣工资的自由工人之间的对立。不但要斗争，自由的工人兄弟们还要组成工会来强加斗争力度，力争以最少的付出来争取最高的工资。现在，工人罢工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家常便饭了。
   问题是这样的，没有劳动自由，就没有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若要保持这种经济成就，就要保障劳动自由。通过政治暴力使人成为奴隶，是不会有经济成就的。中国就有过“大锅饭”的实验。韦伯已论述过奴隶经济的低效率问题。所以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就必然要走向自由化。而不自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既不会有真正的经济成就，也不会有自由。这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那个著名的论点——政治自由的前提是经济自由。
   因为是资本主义，就要有法规制度来保护私人财产。只有私人产权得到保护，这种经济行为才能健康的进行。这就形成一种保护私人产权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也只能是立定契约的民主体制，不能是专制的。在专制制度下，只能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资本主义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自由化。譬如，工业化生产可以降低产品价格。为此产生了大量公司来进行工作和生产。公司综合了劳动和资本。这就产生了法人问题。它的法人是由股东所有，如同自然人一样承担法律责任。股东在市场上买卖他们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这样，公司的所有权转化为可以进行买卖的股票单位。当公司的所有权由许多股东分摊时，股东们能依据其持有的股份来投票行使公司内部的权力。尽管法人拥有自然人的独立特质，公司的所有权最终仍然是属于股东们的。在法律的限制和公司的财务能力内，每个公司的股东能决定如何使用生产能力。所以，这就需要一套民主管理制度。
   经济的理性化就倒逼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