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何伟」时，他的作者名还是「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2007这一年内，完成两次中国旅行的我，对这个「存在于教科书」的「敌人」产生兴趣，于是被书店架上的《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久周出版）吸引，取下翻阅几页，便决定买回家。我几乎在一天之内就读完这五六百页的「巨作」，但仍意犹未尽，只能不断重读，过程中一次又一次赞叹这书写技巧与精彩内容。只恨自己没有这样的好笔。
即便当时我已阅过几位西方记者所写的中国，更奉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为师，但读完《甲骨文》才发现，原来纪实作品也可以如此自由（毕竟记者或学者有写作的框架与包袱），并证明了异国／异文化的评析角度可以不畏主观。这位美国作者的笔，在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之中轻松游移，创造了一个穿梭古往今来的文本，而我在这渊博中坠落无法自拔。此后，我开始搜寻「彼得．海斯勒」的书，在澳门发现他的第一本著作《消失的江城》后，甚至在这短短两三天的旅行中不顾其他，只窝在图书馆一口气读完。
2011年起，这两本已在台湾绝版的作品，由八旗文化重新出版，「彼得．海斯勒」也变成「何伟」。之后还从总编辑富察口中得知何伟正在埃及学阿拉伯语，并且将书写记录革命与考古的一切。
因为「中国三部曲」，何伟的名字几乎与这亚洲古文明大国分不开，让人以为他这一辈子就只会写中国，因此，初听到他将以埃及为题，一边讶异，一边也有某种陌生感：何伟为何要这么做？何伟还是何伟吗？
今年初在台湾出版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学》，回答了读者的所有问题。
何伟一家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不久，举家搬往埃及。这个计画，对他来说有些随性，最初仅是打算以放松的步伐，到一个无事发生的国家学习阿拉伯语。出发前一年，当他告知编辑这个决定时，对方还警告：去过中国之后，埃及看起来可能太平淡，「开罗简直就是一滩死水。」殊不知，女友（即另一书写中国的华裔记者张彤禾）怀孕并于同年生下双胞胎，计画只好拖延；当埃及革命发生，穆巴拉克遭到推翻时，双胞胎已经八个月大，两人也决定启动计画。
何伟先在美国报名两个月密集的阿拉伯语课程──他到中国教书时，得力争才有中文课可学──甚至为了避免麻烦（如果外国配偶间姓氏不同，埃及当局有时候会刁难不给同居签证），出发埃及前一天和张彤禾完成婚姻登记，然后带着孩子上了飞机。
和计画一样，何伟到埃及上起了语言课，但更多是计画之外的，例如多了两个婴孩需要照顾，或是动辄停电的生活，而不断变动的政治环境、没有停止的革命活动，打破了他「无事」的期待。编辑所说的「一滩死水」从来没出现过──至少在这本书中感觉到的只有大风大浪。
《埃及革命考古学》内容相当丰富，我一边阅读一边忍不住跟朋友分享、和编辑讨论书里的人物与细节，简直冷静不下来。正因为有太多可以聊，所以我想以何伟的「书写」为主轴切入讨论──
娴熟何伟作品的读者或不难发现，他第一本书《消失的江城》里的四川小镇「培凌」，跟他学过中文后描述的中国很不相同，拥有中文阅读能力后，他的观察与写作（文本与文字）开始产生扣合：例如《甲骨文》是从「关键字剪报分类」来呈现当代中国的议题元素；《寻路中国》是以「驾照考试试题」来展现对中国社会理解的路径。不会中文的何伟，有敏锐的观察力，而懂得中文后，他更多了洞悉文化的武器。
到了《埃及革命考古学》，这种如人类学家般透过语言精准解析国家社会的方法，更为明显。而何伟并不打算让语言成为工具而已，他甚至让「语言课」内容直接成为主题，并适当地将之裁取为其他故事或经历的眉批或解释。
初学埃及阿语的何伟，之所以能如此善用语言课，是因为他接受的并非语言补习班那样制式简化背诵的教育。他的老师里法阿特不仅对政治相当热中，也喜欢谈今说古，好发议论，让一边探索埃及社会文化、一边采访革命时势的何伟，不但学习到与当时社会同步的语汇，还迅速掌握进入埃及现状的钥匙──毕竟每个文化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重要字词，只能透过其文化脉络去理解、诠释，能掌握这些字，便抓到这个文化的精髓。
例如「Nizam」（体系），在埃及就是个很难被具体翻译的字词。这个字几乎贯穿全书，成为何伟描述埃及文明乃至当代动荡的字眼。这个字在书里第一次出现在一场关于埃及人数学能力问题的对话，而他的老师回他：埃及人数学不好的现象同时也是文化与政治问题，「没有nizam可言。」
表面上看，有着秩序、体系的意思，但在何伟的笔记本中，nizam是个因情况而异的字：
在解放广场上，示威人士用这个字时，意思是「政权」。阿拉伯之春最强力的口号──人民要推翻政权──一开始是由突尼西亚喊出来的，接着被埃及人和其他人挪过来用。但这个词也可以指任何一种体系，埃及人批评本国社会时，就常使用到这个字。
但关于「体系」或「系统」这个概念，在书中一开始是以考古的讨论出现。考古学家认为：将古代社会运作视为一个体系会有些问题，体系可能是经过安排的。这句话意指现代人以自己的框架与系统去解构过去的荒谬，但下一次nizam的出现，又是一种体系的荒谬──何伟正式将nizam用于体系，是在讲述穆斯林兄弟会创办人哈桑．班纳的理念，即是透过体系来描述「将伊斯兰信仰用于解决当代社会所有问题」的做法。
穆斯林兄弟会在1928年成立后，即成为埃及最重要的组织，活跃于清真寺及慈善机构中，其组织庞大，但成员数不明，埃及历任政权都排斥他们，却也会与之合作。尽管他们在埃及近代政治上相当重要，却直到穆巴拉克下台后，才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而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参选的穆尔西，亦在2012年埃及首届总统大选中胜选，真正取得政权。
埃及看似从长年的独裁统治中脱离，进入民主，或至少让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殊不知，只是再次陷入混乱，证明埃及「没有体系」而已。革命过后的埃及，远比穆巴拉克时期还糟，人们再次走上街头，革命再起，而政变发生。
事到如今，反覆进行这些民主程序只是让它们变得更没意义。 …埃及史上唯一经公正选举产生的总统，眼下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却是关在笼子里。自三年前爆发的革命以来，埃及已七度举行全国大选，每一次选举都没有暴力与舞弊发生，但这个国家至今无论各个层级都没有一位由民选产生的官员。
又一次总统选举后，选举又来，掌管军权的赛西当上总统，而他的镇压手段比穆巴拉克还强硬，媒体控制更为严峻。民主与自由离埃及更远了。
何伟就是在此时，见证且记录了一切──从考古学家的角度畅谈埃及古文明，耙梳埃及近代历史与政治发展，深描现下发生的一切，一个立体的埃及就在他的笔下呈现：
埃及「阿拉伯之春」爆发将近两年之后的这一刻，革命就像是携带式工具组：所有的重要组件都可以装进包里，在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迅速重组。小贩马上出现在总统府周边，卖革命活动的主食：蕃薯，面包，葵花籽。老太太在街上拉着携带式瓦斯炉，沿街叫卖热茶和雀巢咖啡。还有人卖防毒面具、实验用护目镜，以及中国制的高出力绿光雷射笔。我在解放广场上的夜间冲突期间目击过最具有诡异之美的景象，就是当警方发射催泪瓦斯时，会有半打雷射光指向那个物体，在夜空中画出一道明亮的弧，好让群众能在催泪弹落地前散开来。
但如同过去的作品，何伟写得最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在土地上、在大历史下活得有血有肉、有喜有苦的平民众生。他在《甲骨文》就时常提到记者报导的野心与方法，但自己并非那样的人：
就算我真的娴熟于日常的新闻报导——我有间真的办事处、真的联络网路、学着爱上讲电话，我对这套报导方式还是没什么信心。我不喜欢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写作：有可能两个记者同时在一个事件现场，写出来的报导却完全不一样，但他们不带感觉、事不干己、只带权威的语气是一致的。在这类报导中，作者很少出现在他们写的故事里，也不会对他们的写作技巧多作解释。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请翻译或「调停者」帮他们找访问对象，但是记者在报导中很少提及这些人。就算你是单枪匹马，你是外国记者的身分还是会影响受访的中国人的反应，但是在一篇以第三人称写的报导中，这一点很难被交代得很清楚。
我比较喜欢写有戏剧性、长篇幅的故事。像我帮《波士顿环球杂志》(Boston Globe Magazine) 写老赵先生的四合院的故事，杂志有足够的空间刊载那样的长文章。不过即使是长篇，由于受限于一些特定的美国新闻价值观，在海外透过翻译后还是可能失去原意。 …
何伟这段话，和反思人类学所探讨的一样：具有某种背景的研究者，遇上不同的报导人，使用不同的方法，就会引导到不同的观察与结果。尽管这位非虚构写作大家受的是文学训练，但他那社会学父亲，及其年轻时学习做的田野工作，或许都让他的写作有所不同。因此，他的书写不仅汇聚采访和田野的「结果」，也清楚呈现「过程」，并充满「方法」。八旗总编富察老爱提醒我：阅读何伟时，试着拆解他的写作技巧；我却认为，比起文学书写，他的作品更是值得参考的田野实务范本。这本《埃及革命考古学》即证明了这点。
以书中最亮眼的几个角色为例：萨伊德是个垃圾回收者，做为一个传统埃及人，他的人生过得很像每个国家都会有的家庭连续剧，充满亲子、夫妻、阶级与喜剧张力，革命过后，他生活的改变只存在于自己；马努是何伟的翻译，身为同志，他在伊斯兰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生存相当不易，也过得战战兢兢，原本应该创造更自由空气的革命，却逼得马努变成难民，在异乡成为一个爱国者。
他们都是何伟的「关键报导人」，他不只访问并采集他们的故事，甚至参与且介入其生活，再透过他们的引导，拓展并加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而这正是何伟可以在短时间内深入一个陌生国度，解剖异文化的肌理──他真正看到了人，看到了城市，也看到了这个国家。
何伟写作的成功，除了「浸淫」在田野和语言文化里，也因为他撇除了记者的「客观」，甚至不避讳地介入──他还跟20年前培凌的学生通信，陪萨伊德进行婚姻调解，也跟着马努到了德国，记下他的挣扎痕迹。而且，比起先前的著作，何伟在这本书的写作似乎更放胆评论，做出更主观的诠释，也因此创造更多幽默。
但也因何伟花了许多篇幅在写人、写生活、写社会细节，对我等不熟悉当地历史文化的读者来说，政治变局与社会情势的篇章，显得有些混乱（我连人名都很难辨识）。为了抓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我重读香港记者周轶君的《拜访革命》，阿语系毕业的她，单刀直入「革命」这个主题，清晰畅谈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改变。《拜访革命》亦是一本好的非虚构写作，画面稳健、逻辑分明、问题意识清楚，且负起让读者不混乱的责任，在铺排上以读者优先，很容易明了埃及近代的政治脉络与人物立场。
又比起《埃及革命考古学》纪录长时间的局势混乱，《拜访革命》谈的是2014年赛西上任后的景状，切面清楚，明显是新闻人的作品。而何伟显然不是这样的路线，他在《甲骨文》里早说了：
我不想写那种报导──那种代表媒体工作唯一迷人的地方只有新闻、别无他物的报导。新闻在中国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国家虽然每年都在改变，但步调平稳且动作微妙；没有任何伟大的领导人物，照理说应该是大事件的飞机争议也草草落幕，就像大海巨浪表面溅起的泡沫。我们已经跳过了历史，新闻不再重要。
埃及的混乱、无体系，正好显示了中国古来就在一个体系中，始终稳定。因此，《埃及革命考古学》比「中国三部曲」更贴近时事来理清问题，也动感许多。而不想要写报导的何伟，在本书屡屡搬出中国与埃及比较，或是在埃及找「中国」，像是跟内衣商聊天，或造访工业区。而这些受访的中国人，对于当地的一切都不关心：
我在埃及从没有遇过哪个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改革流露出关心。他们常常提到自己认为是缺点的地方──民众缺乏工作伦理、政府缺乏制度──但口气却跟许多西方人大不相同，其间没有什么失望之情；中国人似乎如其所是地接受这些缺点。他们身上也没有原罪，毕竟中国没有殖民这个地区的历史，而中国政府也同时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来往。不像西方人，几乎没有中国业者对埃及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带来正面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对此不抱任何信心。
做为中国人，周轶君也做了类似采访，《拜访革命》中，某个在开罗的中国女孩认为埃及人的集会游行只是一种「意淫」：
当然啦，中国有很多问题，我也恨腐败，但是，你硬要搞西方那种民主的话，就像埃及，你看看乱成什么样子。年轻人成天游行，荒废学业。
「革命」或是周轶君的主题，恐非何伟的，因为《埃及革命考古学》多样多彩难以归类，但《拜访革命》书腰上的文案，反倒很适合套在何伟这本书：「革命，不只是新闻头条，而是他们的日常。」
《埃及革命考古学》读到一半，我从体系（Nizam）与考古学相关讨论中，明白了何伟的书写为何比起新闻本身更有价值，即是：「每一件事情都无法脱离当下。」当考古学家用今日的眼光来研究古埃及的结构，只能看到那些王室留下的东西，不能看到人民的生活，而人民与王室并不能放在一起理解。新闻也是，若记录的都是政治人物、世界大事，那么那些可以反映真实、现代、生活的材料跟视角，就不会存在。
这个说法于我很有启发，我以为这正是何伟之所以要写庶民或生活，而不像一般记者写政治人物或大社会的原因。
最后，我想对喜欢埃及古文明的读者推荐这本《逝者之城手记》。而读《埃及革命考古学》后，让我想到有一年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看到的《我是人民》，片中的埃及人对革命很是失望，只能自嘲：「反正我们有解放广场。」最喜欢一幕主角对导演说：
「擦甘油对治身体很有效这件事，是你说的唯一真话。」
「我们认识三年来？」
「不，三千年来。」
「三千年？」
「对，你们文明国家对我们发展中国家，三千年来都没有真话。你不要再说民主了，你闭嘴。」
（作者阿泼：受过新闻与人类学训练，曾担任记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员，资历多样。曾获两岸交流纪实文学奖、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报导文学类奖、开卷好书奖等。着有《忧郁的边界》、《介入的旁观者》、《日常的中断》，合着有《看不见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梦想》、《咆哮志》等。在转角国际、鸣人堂等媒体平台持续笔耕。Facebook：「岛屿无风带」）
暂无评论
来做第一个评论的人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