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因为进入了这个世纪末，才有了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追逐已经持续了很久。如果不 是从红色的六十年代终结算起，也自从见识了世间的所谓成就，一切就已开始。    我在路上行走已久。确实常与犹豫和怀疑相伴，只是没有回头。    借此我破坏了平衡的生命。任肌骨日复一日粗糙，我的心却径直向着年轻生长。它抗拒衰老 ，滚烫得令我深深不安。而就在我体味和参悟着这一切时，耳际却听见人们的质疑。    你怎么了？变得这么厉害？关系密切的朋友曾经问过，萍水相逢的外人也曾经问过。开始多是朋友的好奇，后来也出现了敌意的纠缠。我的个人取道，由于文学的扩张，变成了文人的话题，更变成了防范的社会危险。这种境遇启发着也强迫着回答。我拒绝舆论煽动的强迫。但是我对启发暗暗惊喜。或许，已经到了对这个肮脏世界——解释介绍的时候？而且面对着的， 更多的是严肃的讨论。    在黄土高原深处，那是著名的西海固，在一座清真寺里。我们谈天论地，沉浸在快乐的气氛 中。突然，一位在贫瘠山地长大的满拉弟弟，那天他按捺不住久藏的疑问，他粗鲁地问：“我们知道的，都是受苦的，都是穷人才抓教门，而你……我们不理解！你，为什么信呢？”    在海外的大学，在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堆里，我也曾送走过几个年头。全仗他们的帮助， 我才一步步走出了困境。那是一次，在听了我对“穷人宗教”迷醉的讲演之后。做学者的朋 友好像意识到，这像是听任着我否定他的学术文章的生活方式。他掩饰着，轻声地问：“你具体地属于一种么？你遵守它的教规么？”    在甜美的休憩时，不知从哪里我说得忘情，径自滔滔不绝地，向相濡以沫的女人倾诉不已。她目击了我的怀念。讲述着那些遥远的哲合忍耶农民，我说，我终于懂了，什么是爱情。她思索着问“——你信仰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猛然觉察到：他，她，他们，都在等着我的回答。可是，为什么，非要由我来回答呢？我 无力回答。这不是语言能解决的问题。即便面对着思考的深夜，面对着内心的质问，我依然无从解答。    不仅因为语言的束缚。不仅由于在人类积累了这么久以后，再去证明点滴的蠢笨。如此一个题目，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提供了纵容他们的智力的天地，任他们选择理论，或者是选择抒情。我的拒绝解答，是为了轻松。我害怕这恐怖的中国。不用说我不够资格，即便我能——我依然要大声说，我不仅不是圣职者，而且不是宗教学者，甚至我也不做宗教文学的作家。    这也不是一个纯粹辩论宗教概念的写作。一切都必须以我们每天对的无情现实为条件。若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得到一种不同的环境——那么，下述的一切都可能调整或改变。往日我也曾饶舌，而且一旦兴起就禁不住倾诉。十几年时间流逝，我从最初的亢奋里冷静了 。站在北京，想着我背后的人群，他们一如寡言的黄土，他们是沉默的回民。他们的方式，不是宣扬。     你的门槛依然遥远。    一切是那么沉重又微妙。使用语言并不笨拙，只是它不能公开。其实我们一直在诉说，只是那话语，是私人的和神秘的。虽然我已经两腿泥巴泥潭没顶，你的门槛依然遥远。它圣洁而 无形，温暖又暧昧，它古老悠久，又尚未诞生。    也许更多的是反叛的快感，是异端的站队。    反叛是双重的；不仅针对着强暴的体制，还针对着知识分子的群流。    鲁迅先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在智识阶级的裹挟冲刷之下挣扎，一生都绝望于没有出路。这使我印象深刻。在求知的路上，真诚的、不满现实的人多极了，只有我独享命运的惠顾。在 逃离和寻找的路上，只有我，遇上了具备启发的一群。    他们一贫如洗，他们穷窘苟活。他们在不尽的饥荒、冲突、矛盾中挣扎，在绝路上揭竿而起 。他们总是重复悲剧。但是，他们拥有——你。    当他们紧紧地抱住了你，生若虫蚁的存活就必须刮目相看。    当历史凝结下来，道貌岸然，奇形怪状，凝成又一片压迫的山，你在无耻的沉默中抗议了。当社会被强力编扭成桎梏，人们都驯服了，只寻觅规定的口粮，只追逐奴隶的温饱—— 你在动物的咀嚼中否定着。    从来是礼不下庶人中庸取道，你却使平民在哲学和心理上变得高贵。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你却实现了它。无论这使正爬着体制台阶的知识分子多么不舒服，无论他们怎样高举着侏儒之旗帜喊着：激情是危险的！崇拜底层是危险的！    区分其实并非从定义开始，你的性质来自无情的现实。渐渐地你成形了：在外你是广袤无垠的三等世界，在内你是不甘屈服的褴褛众生。    还有记忆；无论在哪里，人群并不记忆历史。宣传和聒噪，久而久之就成了通说。而且变成 知识教育儿童。我喜爱你聚集起的，那些人的不合流的见解。    在中国信仰，是一件——需要勇敢的行为。这既与发达诸国的宗教游戏不同，也与时尚流行的现代迷信不同。在中国，它不仅是以人道对抗权力的表现，更是坚持文化批判的行为。    在中国的信仰者，无论门槛的异同，他们那随时意识着的、准备着的牺牲，是真实的。与拜金主义的风俗相对，他们充满情感的生存，是真实的。在世纪末的惶惶中，他们用持久的坚持，为贫血的中国文化提供的参照，是真实的。尽管存在着种种复杂性，说他们是高尚的人，是真实的。    我看到了朋友的笑容。    他释疑了，他宽容了，他不再做那种浅薄的追问，他不再纠缠物质的有无。他突然说：其实 他就是一个解释者，他的历程和体验，一直在与我同路并行。    我们只是渺小的一员，若是我们能够跻身于民众的现存方式中间，并且竭尽威力使它获得些许的补足——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赢得了有意义的人生。托尔斯泰憧憬的，他想“献出一生 去实现它”的、他希望“每一代都要把这个思想传给下一代的”——新的信仰方式，正在我们的手中，铸打着结实的一环。  

     冬月初五，按节气说今天正是“大雪”。当下不仅河南无雪，中国北方大部分也没有降雪。襄城现在像是深秋，或刚入冬时那般温暖。汝河岸边有几位老人在打扑克牌，声响不大。太阳成了个小气鬼，吝啬地把光投向了汝河两岸，和岸边企盼多得些阳光的老人。    我和陈克礼先生的女婿陈小杰来到先生墓前。虽然已经是冬天，墓地四周的松柏依然苍翠，岸边的柳树叶子还没掉，只是坟上那些干草枝条杂乱地趴在上面，显出冬季的样子。没有风，南边的汝河雾蒙蒙的。小杰指着那新立的一块碑道：这是在2010年时立的，我们用的是襄城县志上的那段文字，谁也挑不出什么来。我没有做声，心里依然很压抑。河南出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这里的人或不以为然，或浑然不知，即便在回民中也是如此。或许是经常路过此处，天天来这里打牌闲坐，对这里的一切都已熟视无睹。人们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似乎已经淡忘，那黑色的墓碑以及被杂草包围得很严实的坟墓，似乎就是一个“古董”，与现在的人们无大关系。    山上的草一岁一枯荣，汝河的水永远那样平静。过去的也就过去，四十多年了，谁还记得那些事？生儿育女，孩子一茬又一茬地成长，成年了，该说媳妇就赶紧说媳妇，两年后，怀抱孙辈尽享天伦，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欢欢喜喜也就得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理由指责什么，也不该去指责什么。只要不遭遇强拆或灾病之类的折腾，人们会感到十分满足。中原人都很大度、宽容。或者说整个中国的百姓都很大度、宽容，而且很听从劝解。只要不出现危机他们生存的大事，大家都能“扛”过去。日子一天天地过，时光在稀释那些以往的悲哀，模糊着人们的记忆。    然而，当我听到，每年都有外地为陈克礼先生走坟的穆斯林，肃立在墓前，虔诚地诵读《古兰经》，缅怀这位先烈时，我内心确是那样的不平静——我们尊敬的陈克礼先生没有被遗忘。2013年10月的某日，在京城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真友心语》一书的首发仪式暨纪念陈克礼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都说明人们依然在怀念他。    中国有良知的回回都没有忘记陈克礼，都在用不同方式纪念他，宣传他，缅怀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伤悲呢？但我还是感到伤悲。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多少学者在研究陈克礼，除了《陈克礼研究》专辑以外，还有哪些专门的著作？孤陋寡闻的我，只是知道海外的学者和学子们开始在研究陈克礼先生了。在阿拉伯文的报纸上、刊物上刊登过陈克礼先生的事迹和介绍。2014年3月，在埃及一个国际会议上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马正斌先生宣读了一篇关于陈克礼的学术论文，引起阿拉伯世界不小的轰动。而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对陈克礼先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他伟大的思想，了解得还比较肤浅，虽然我们这些年也通过不少渠道，在向人们宣传陈克礼的事迹，宣传他在伊斯兰教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但这些工作仅仅才开了个头，大量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我时时感到势单力薄，力不从心。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我的能力有限，加之疾病的拖累，工作时断时续，时间对我尤为珍贵！    肃立在陈先生的墓前，我真的很愧疚，也很无奈。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向先生汇报自己工作的时候，因为《陈克礼研究》还没有写完，很多事情还没个头绪，陈克礼的档案材料仍旧封闭着，无法查阅。现在，我只能对先生说：我在竭尽全力工作着，尽管困难很多，我一定要尽力把它做好。    离开了墓地，我们沿着汝河北岸西行。过了那座桥，桥北岸就是先生殉难之地。五年前曾来过一次，那一片还堆放着垃圾。这次来，垃圾被清运走了，岸边显得很干净。    这几天我听到的一些民间传说，使我又一次感到心灵的震撼。当年谁在为一个被冤杀的伊斯兰学者牺牲后编造这些离奇又真切的传说？为什么单单给牺牲的陈克礼大阿訇编这些看似离奇的传说？那些国内名声显赫的回族学者（或阿訇），却不见有类似的传说。是不是不够编传说的品级？且不管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能有人给陈克礼先生“编造”这些传说，对烈士来说确是一种殊荣——因为能享有这样殊荣的人物实在少之又少。陈先生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难道不伟大么？伟大不是官方封的，河南的岳武穆，被冤杀后墓碑上刻有“宋岳鄂王墓”，岳庙被称为“岳忠武王庙”，那都是官方封给岳飞的头衔，百姓只知道岳飞是个被冤杀的忠臣。岳飞和陈克礼都是河南人，相距八百多年。虽然都是被冤杀，两人却无可比性。真主给陈克礼的使命不是领兵打仗杀敌，而是要在伊斯兰学方面有所建树。陈克礼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对本乡本土却没有做出大的贡献。这是因为陈克礼一生47年里，实际在家乡的时间加上孩提时代，总共也不到一半，另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外边，学习呀，工作呀，教书呀，翻译呀，还有在陕北劳教等等，颠沛流离了二十多年。1962年才回归故里。难怪家乡了解他的人不多。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在他牺牲之后，传出一些离奇的故事。    还是让我们这些不信奇谈怪论的人，先来听听民间的传说吧——    在陈克礼先生牺牲的当天晚上，这一代的回族穆斯林在礼“虎伏滩”拜时，清晰地听到陈克礼诵读《古兰》的声音。    同一个时间，有人还看到陈克礼阿訇穿着白色的拜衣出现在大殿上······    叙述这些传说的那位朵斯提，郑重其事地向我转述这些传说：看见陈克礼的人都说，模样儿真真儿的，真真儿的。你想想，当时在那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中，谁敢传播这些话？谁敢说？还就有人说，还就有人传，还就是有人信！你信不信呢？    只有真正的大阿林，勇于为主道献身的舍希德，只有真主喜爱的信士，归真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显迹。我想。    陈克礼先生殉难时，正值7月，河南襄城的气温都在30多度以上，另一个被枪毙的是一个公社干部因奸污下乡女知青而被执行死刑。他的尸体当即被家人拉走，刑场上只有陈克礼烈士的遗体无人敢动。公安的摩托车一会儿来转一圈儿，一会儿来转一圈儿，是看看有没有人帮助收尸还是在观察有什么动向。烈士的尸体就在太阳暴晒下，身上没有任何遮盖物，一直晒到太阳落山！    有人还看见一个人拿个袋子，从陈克礼被枪掀开了的头盖骨里取出脑浆，带回家，还有一个取了脑浆，到河边把上面的泥沙冲洗一下当场把那剩下的脑子生吞了下去······，据说刚死的人的脑子可以医治头疼病。我听着都起鸡皮疙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竟会让清朝末年吃人血馒头的愚昧场面再现！这是那等的悲哀！何等的愚昧！    亲历者每次谈到这里时，我都忍不住流泪。我只是在书上看到对罪大恶极的犯人砍头后还要“暴尸三日”。后来又在革命影片里看到，革命者被敌人杀害后，不准群众去收尸。这些残忍手段是封建军阀、反动派们才干得出来的卑劣勾当。怎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会在中国出现这野蛮恐怖的场景？    回族群里，有思想的还真是稀少。学者是有的。上个世纪称得上“大阿訇”的也不多。1949年后，大部分回回名人都消声了，关闭了思想的窗口，缄默寡语。民国时期那股活跃的气氛也没有了。    这样，陈克礼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孤军奋战的斗士，他想联合信道的朋友们跟他一起做一番事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身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竟是公安派来的专门打听消息的一个“线人”！或许陈克礼被关进监狱后，才明白了一些，或许到死都没闹清此人的身份。    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那个》） 。    陈克礼大概就是“中国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谁能像西北人马志仲那样坚定不移地支持着陈克礼，理解他、关心他、爱护他，成为二十世纪少有的革命同志！陈克礼回到襄县后，好友黄万钧阿訇看过他。其他同学、同事、朋友都疏远了他。以致文革中陈克礼来北京，无处可住，只好在一个小花园的长椅上睡了一夜。有个叫马相武的西北回回，在1967年2月冒险到襄城看望过陈克礼，据说是马志信（即已故白哈阿訇）的同学。    我看到苏东坡的一些故事。苏东坡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在颠簸流离中，不停地遭贬。但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一帮名士去找他，一起游乐。毫无忌讳，不怕招惹麻烦。直到他被贬到海南岛，朋友还是漂洋过海去看他。真让人钦佩！我很佩服古代这些文人，朋友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去接近他，安慰他。这才叫真朋友。当然宋代是个很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那时思想界无禁忌，很开放，可谓“气氛宽松”。（故事引自高晓松《鱼羊野史·第一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风气就渐渐淡漠了。后来的知识分子越发无行了，为了向上爬，不惜打击他人。一来运动，先把自己洗清，然后就是揭发朋友。所以文革时被誉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都是自己给自己搞臭了。普遍缺钙是其通病，唯上、媚上，蝇营狗苟。到了文革时，更加惶恐，更加无德，对“有问题”的朋友避之不及何谈相助。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现象，以后就愈发严重，谁也不觉得可耻了。    陈克礼就这样被冤杀了。马纪堂先生著的《陈克礼传》里也曾有一段记述：那个负责行刑的公安战士，事后跟人谈在刑场上如何一枪就把陈克礼的天灵盖掀掉了时，忽然从并不高的脚手架上头朝下跌落到石灰池里，被石灰膏呛死了。我几次去襄城，都想方设法核实此事，但一直没找到确凿的证人，姑且也算是传言吧。    春秋时期孔子诛少正卯曾“曝尸三日”，这是不是最早的一个案例，我不知道。看上去善良和蔼的孔子何以这么痛恨少正卯呢？他说少正卯“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大概也是觉得他有“反动言论”谣言惑众，所以必诛之，须曝尸三日，警示百姓。    残忍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几位穆斯林和陈克礼的哥哥一起才把烈士遗体入土。官方也没有再找麻烦。帮助埋尸体的人还是忐忑了几天，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之大！    陈克礼烈士的遗体无遮无盖，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整天。据说竟没有一只苍蝇飞来，周围回民群众说，不仅这一日无蝇，襄城三年都没有苍蝇。这个传说似乎有些夸张，近乎神话。不必再去纠缠这些传言的真伪，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谁也赖不掉的，清算是早晚的事。    汝河北岸是一段保留下来的旧城墙，据说是明代的城墙，北面还保存着一座瓮城，城墙下用一块木牌写着几行字，要注意保护这历史文物。现在，这段城墙成了襄城的一个历史遗存。城墙上面还修了条小路，供人们休闲散步。陈小杰说，那时陈克礼先生就喜欢带着女儿在城墙上散步，父女俩边走边聊，有时父亲还唱几句京剧或豫剧，这也是月华最开心的时候。陈小杰还指着河边的一处告诉我，那里就是岳父经常洗衣服的地方。    我立刻记起陈克礼先生在“思想小结”里经常提到他这些天做家务都干了些什么，其中就有某某日洗了几件衣服云云。至于在什么地方洗的，“思想小结”里并未提到。    这段旧城墙，能保留下来也真不易。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拆了不少，还把大块的城砖杂碎铺路。不知为什么没有继续拆，这才保留了这么一段。城墙上甬道旁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还安装了路灯，像个“城上花园”。    站在城墙上向河边眺望，汝河水面很宽也很平静，现在已是冬季，水量并不见减少。夏天这里一定会有不少姑娘们来河边洗衣服，孩子们会在水里游泳。一切都是那么平和、舒缓。河边又是纳凉的好去处。陈克礼先生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洗洗涮涮的事，全由他一人管。陈克礼从未抱怨，他心里很平和地接受着这一切。也许独自一人在河边洗衣服时，他还会哼几句豫剧。女儿月华讲：父亲一直都很乐观。    假如没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折腾”，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与人无争，平平和和，日子还是不错的。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灾难降临，陈克礼在劫难逃。    中国的穆斯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因“反革命组织”罪，被关进监狱，然后就是“深挖”。解放初期的“伊玛尼党”把曾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丁氏家族主要成员抓进了监狱。被诬蔑为“伊玛尼党党魁”丁溪野、“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伊玛尼党财政负责人”丁坚，整个丁氏大家庭，还有刘桂轩、刘殿云等阿訇也受到了牵连。都因一封“检举信”成了“人民的罪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气愤地写道“且不说，丁氏兄弟及其整个大家庭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奉献；就是在这到此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丝一毫的“伊玛尼党”的活动影迹么? 当然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韩道仁等人的“检举信”，无异于给这个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丁铁石是解放军装甲部队的奠基人，参加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组建。他任坦克一团的团长，还亲自驾驶坦克率部队参加过锦州战役，天津战役。他还还驾驶坦克率队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没想到他和他的一家及丁氏家族从1951年就被立案侦察，不少人受到迫害，涉及牵连有300多人。”尽管这个冤案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平反了，但当时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中国的穆斯林老说就是敲山震虎，当头棒喝。“识相点的”就赶紧止步，改弦更张，小心谨慎，唯命是听。就是平时安分守己的穆斯林也噤若寒蝉！文革开始，宗教更是成了重灾区。回族的“革命群众”也跟着“破四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陈克礼的被捕、被冤杀就成了一个不足道的事件了。    当年的陈克礼回到家乡后，多次在这城墙上步行，那时城上没有修得这般整齐，尽管地上坑坑洼洼，但他走在城墙之上，心情是愉悦的。我们在古城墙上信步，极力在探寻陈克礼先生当年在城墙上行走的痕迹，明知这是徒劳的，但这里总有他曾经的足印。尽管那些足印已经被千百个足印所掩盖，但一定会有，深深地被掩埋在下面。    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陈克礼便不断被拉到各处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城关镇的石羊街、清真寺、菜园都曾开过陈克礼的批斗会。现在一些空地都已经盖上了房子，闲置的空地越来越少。陈小杰说，可能就这构件厂还是原来的样子。于是我们来到了构件厂。    原来的厂子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这里已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几块废置的水泥“预制板”堆放在那里无人过问。只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水塔，厂子不在了，水塔也就闲置了，那时的建筑还真算牢固，四五十年了，水塔还那么“硬朗”，孤零零的立在那里。我把它拍了下来，这个水塔大概就是当年唯一的见证者了。    当年，陈克礼先生被带到这里接受批判。参加的人都是附近一带的群众，发言者是街道事先准备好了的，预先写好发言稿，照稿子念就是了。如果要安排陈克礼“交代罪行”，那就得事先安排一个两个质问的，口气要硬，嗓门要大，必要时，可以“打打态度”——动几下手也不过分。据说就有人就搧过陈克礼的耳光，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立场坚定。现在一些参加过批判会的人都记不清那时的情景了。能记起来的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至于谁谁发言，讲的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一是时间太久，当时也不会有人记录，一是当时批判会司空见惯，老百姓听听就完，散会回家做饭。一个当年批判过陈克礼的“积极分子”，在城关镇回民中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曾见过他，此人很能说，但一说起批判陈克礼的事，就立刻转到别处去了。他应该记得当年批判陈克礼的情形，他不说，我也不好强问。还有一位陈姓老人，他向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进城的路上，听到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说话。像是刚参加完一个批判会。其中一个就说：我就同意陈克礼说的观点，他讲得对嘛！陈姓老人对这两个年轻人很陌生，不好上去打听。他只听到这么一句，因为当时他很吃惊，所以一直记得。    我们无法还原当时批判陈克礼的真实场景，一个半城半农的小县城，批判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伊斯兰学者，真是够难为这些批判者的。如果允许陈克礼回答问题，陈克礼一说话，他们必得干涉，不能让陈克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毒”。一些“革命性”强的也许会用力按下被批判者的头，让他“老实交代罪行”。不然大家听多了，思想都跟着陈克礼跑了，那岂不是起反作用了？    我们离开了那荒芜的空地，也许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开发商看中，盖起二十几层高的大楼。“老城改造”的旋风会不会刮到这里，都很难说。好在目前还没有动动这老城的意向。不然，我们也看不到至少是民国时期留下的破旧门楼了。    一些事情都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这些话的本人都已经去世，别人转述也不能认为就无差错。但大概意思不会太离谱儿。    离开襄城那天又是个雾霾天。都已经十点办多了，浓雾还没有散。我只好硬着头皮去长途车站，有车就上呗。大概十一点多车子居然开出车站。我长出了口气，襄城，再见吧！今年来了两次，总是在乘坐河南省内的长途，车上都是河南人，北京人大概就我一个。几天的采访很是疲惫，好在身体还能顶得住，回去就得抓紧整理材料。可是，还是感到这些材料很是零碎。像当时县统战部长马金祥和城关镇负责人李留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县中队”的中队长孙成柱。后来调到叶县去了，他是山东东明人，属菏泽市，10年前就去世了。还有位襄城县法院的预审员在平顶山，和巴才曾是好朋友。巴才谈了关于陈克礼的一些事，这些事都是他的那位预审员朋友告诉他的。那位预审员曾审讯过陈克礼，他对巴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学问的人，预审员曾问过陈克礼，你怎么看自己的问题，陈克礼说：要按法律来说，我没罪，要看政治形势（我）就没命了。还听到关于陈克礼在临刑前的一件事，在公审大会前一天，看守人员对陈克礼说：你的问题不大，过两天就放你出去。其实看守是在骗他。    陈克礼先生在写完最后一份“检查”时，是1970年3月10日，那时他还对“未来”还存有一丝希望：“今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世界观，从敌人立场回到人民的立场。脱胎换骨，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我的改造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把我交给党和政府去处理，感谢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关怀。”但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展开”，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定要枪杀一批人，陈克礼则是首当其冲。    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10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大多数案件是在1968—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截至1980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占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以上文字引自《国步艰难》第167页）    陈克礼一案即在其中。    3月10日写完这份“检查”，陈克礼先生可能还在想着是否能“蒙混过关”，再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而临刑前一日，他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将要去见真主？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时中国大地正是浓重的政治雾霾，看不清，什么都看不清。    

     深秋，纽约，在远离曼哈顿的白石镇。那是一个美丽的绿色的社区。安静极了。我踏着满地飘落的枯叶，如同踩着飘零的岁月，细数过去、现在、未来，思量社会、人生、命运。那感觉，自以为就象1776年在巴黎西郊漫步的卢梭；那思绪，也视同卢梭在他《漫步遐想录》中的自语。突然，我赧颜自嘲，翻悔一笑，我怎会攀附古人，夤缘大师？实在自命不凡得可笑。想我这个在万丈红尘、十里洋场的上海混迹多年、身心污染的俗人，怎能比同思想巨人那样严肃起来、深刻起来、高大起来、圣洁起来？时代和环境的异样，同是知识分子，一方是造就勇士，一方是生产懦夫；一方是培植思想者，一方是养成应声虫。    我是凡夫俗子，是落伍文人，没有那种大胸襟，怎能遐想天下？没有那种大智慧，岂可思辨哲理？我在异乡的散步，我在枯叶上的沉思，仅能琢磨自身的忧患，只宜思忖个人的哀乐；倘若在面对自己、解剖灵魂时，有那么一点勇敢，有那么一点真情，就算是比较诚实和有所收获了。    那天，又行走在枯叶上，脚下发出簌簌的响声。漫无边际的思绪，如同满地金黄的枯叶。于是，思接千载，想到希腊，忆起苏格拉底，遥念哲人之死。那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不信奉城邦所尊崇的神祗以及腐蚀青年的罪名而被处以毒死。在毒性发作，他的肢体发硬、变凉时，他突然掀起头上的尸衣斗篷，对为他收尸的弟子说：“克利图，我们还欠埃斯库拉庇奥斯一只公鸡，别忘了把这笔债还了。”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每忆及此，总让我怦然心动。可是这一次想到它，却使我大为震撼。也许自己不再年轻，也许当时正临世纪之末，在样的年龄、在这样的异域、在这样的世纪交替前夕，苏格拉底这位大哲学家以自己行为所喻示的“死前一定要还债”这样一个严肃的人生命题，是足以引起我和一切还活得浑浑噩噩的人深思的。    还债？对，还债！    任何人初降人世时，都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什么。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在他创造和贡献的同时，也欠下了各种债务，这除了应该归还而没归还的，还包括应该奉献而没奉献的、应该给予而没给予的、应该尽职而没尽职的，都是一种债务，有物质的、金钱的、感情的、道德的、精神的、责任的等等。但遗憾的是，很多人还来不及偿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偿还就离开了人世，当然也有不少人不但不愿意偿还，甚至还赖账，宣称他对这个世界从不欠什么，只有别人欠他的。    我呢？我欠债吗？这一问，问得我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我虽然在物质和金钱上好象还没欠过什么债，可是我对父亲母亲、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对朋友同事，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责任上，我欠债吗？    我欠，负债累累，至今也还没有全部偿还！    我应该加倍地与他们沟通，加倍地对他们理解，加倍地呵护他们，加倍地关心他们。不但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金钱和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以精神和感情关爱他们。这些债务，我应该加倍的偿还，尽我所能，尽量献出我的爱。    我还欠社会职责的债，这是作家的债，是知识分子的债，是更让我不安的债，是灵魂的债。    我想作家虽已不被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但作家仍应有心灵，作品仍应有魂魄。    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    作家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堕落为软骨头，堕落为墙头草，堕落为说谎者。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    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    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    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    作家和知识分子，应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他们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应该有这样博大人类之爱。    如果，我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如果，我还没有尽到应尽之责，不也是欠债吗？    如此一想，总让我脸红，让我心慌，让我一身虚汗；总使我心怀畏惧，竭力想重振作家的精神立场，坚守知识分子的使命…… 2001、7、9 上海善作剧楼  

     去年一月间，我又重返故乡桂林一次，香港电视台要拍摄一部有关我的纪录片，要我“从头说起”。如要追根究底，就得一直追到我们桂林会仙镇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们白家的祖坟安葬在山尾村，从桂林开车去，有一个钟头的行程。一月那几天，桂林天气冷得反常，降到摄氏二度。    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与香港电视台人员，坐了一辆中型巴士，由两位本家的堂兄弟领路，寻寻觅觅开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们的祖坟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园中。走过一大段泥泞路，再爬上一片黄土坡，终于来到了我们太高祖榕华公的祖墓前。    从前中国人重视族谱，讲究慎终追远，最怕别人批评数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记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欢记载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国人从前真的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血统论”吧。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还真有点道理。   白先勇母亲与兄弟三人      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我们这一族，在广西住久了，熏染上当地一些“蛮风”，也是有的。我还是相信遗传与环境分庭抗礼，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两大因素。    十五世，传到了榕华公，而我们这一族人也早改了汉姓姓白了。榕华公是本族的中兴之祖，所以他的事迹也特别为我们族人津津乐道，甚至还加上些许神话色彩……    从小父亲便常常讲榕华公的中兴事迹给我们听。我想榕华公苦读出头的榜样，很可能就是父亲心中励志的模范。我们白家到了父亲时，因为祖父早殁，家道又中落了，跟榕华公一样，小时进学都有困难。    有一则关于父亲求学的故事，我想对父亲最是刻骨铭心，恐怕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五岁在家乡山尾村就读私塾，后来邻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间新式小学，师资较佳，父亲的满叔志业公便带领父亲到六塘父亲的八舅父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帮助父亲进六塘小学。    八舅公家开当铺，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指着父亲对满叔公说道：“还读什么书？去当学徒算了！”这句话对小小年纪的父亲，恐怕已造成“心灵创伤”（trauma）。父亲本来天资聪敏过人，从小就心比天高，这口气大概是难以下咽的。    后来得满叔公之助，父亲入学后，便拼命念书，发愤图强，虽然他日后成为军事家，但他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校的成绩。大概父亲生怕我们会变成“纨绔子弟”，这是他最憎恶的一类人，所以我们的学业，他抓得紧紧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谈起父亲在饭桌上考问他们的算术“九九”表还心有余悸，大家的结论是，父亲自己小时读书吃足苦头，所以有“补偿心理”。    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一九四〇年捐款兴建的，迄今仍在。我们的巴士经过小学门口，刚好放学，成百的孩子，一阵喧哗，此呼彼应，往田野中奔去。父亲当年兴学，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这幅景象吧：他家乡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如果当年不是辛亥革命，父亲很有可能留在家乡当一名小学教师呢。他十八岁那年还在师范学校念书，辛亥革命爆发，父亲与从前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去参加革命。家里长辈一致反对，派了人到桂林北门把守，要把父亲拦回去。父亲将步枪托交给同队同学，自己却从西门溜出去了，翻过几座山，老人山、溜马山，才赶上队伍。这支学生敢死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往武昌，加入了历史的洪流。父亲那一步跨出桂林城门，也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从前在桂林，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华公的陵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车中父亲一路教我们兄弟姐妹合唱岳飞作词的那首《满江红》。    那恐怕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吧，他唱起来，带着些广西土腔，但唱得慷慨激昂，唱到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的声音高亢，颇为悲壮。很多年后，我才体会过来，那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岳飞穆兴复宋室，还我河山的壮志，亦正是父亲当年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激烈怀抱。日后我每逢听到《满江红》这首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张犁的伊斯兰教公墓替父母亲走过坟。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是父亲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华公遥遥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姐先明也葬在“榕荫堂”内。榕华公的一支“余荫”就这样安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岛上了。墓园内起了座伊斯兰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石基上刻下父亲的遗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对联：    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台北六张犁回民公墓白崇禧墓      一九四七年父亲因“二二八事件”到台湾宣抚，到台南时，在延平郡王祠写下这副挽联，是他对失败英雄郑成功一心恢复明祚的孤忠大义一番敬悼。恐怕那时，他万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瀛岛归真。    我于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就再没有回过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贺知章罢官返乡写下他那首动人的名诗《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在外面说普通话、说英文，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    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儿童将我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里去。当我一开腔，却是满口乡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置信，随即爆笑起来，原来是个桂林老乡！因为没有料到，所以觉得好笑，而且笑得很开心。    村里通到祖母旧居的那条石板路，我依稀记得，迎面扑来呛鼻的牛粪味，还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浓烈，而且熟悉。那时父亲带我们下乡探望祖母，一进村子，首先闻到的，就是这股气味。村里的宗亲知道我要回乡，都过来打招呼，有几位，还是“先”字辈的，看来是一群老人，探问之下，原来跟我年纪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从前踏过这条石径，自己还是“少小”，再回头重走这一条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岁月，心理上还来不及准备，五十六年，惊风飘过。    我明明记得最后那次下乡，是为了庆祝祖母寿辰。父亲领着我们走到这条石径上，村里许多乡亲也出来迎接。老一辈的叫父亲的小名“桂五”，与父亲同辈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寿，搭台唱戏，唱桂戏的几位名角都上了台。    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仪上寿的应景戏。桂剧皇后小金凤饰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驸马郭暧。戏台搭在露天，那天风很大，吹得戏台上的布幔都飘了起来，金枝女身上粉红色的戏装颤抖抖的。驸马郭暧举起拳头气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娇便嘤嘤地哭了起来，于是台下村里的观众都乐得笑了。    晚上大伯妈给我们讲戏，她说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仪拜寿，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们大伯妈是个大戏迷，小金凤、露凝香，还有好几个桂戏的角儿都拜她做干妈。大伯妈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语如珠，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她有几句口头禅：    酒是糯米汤，不吃心里慌。       烟枪当拐杖，拄起上天堂。    她既不喝酒当然也不抽大烟，那只是她一个潇洒的姿势罢了。后来去了台湾，环境大不如前，她仍乐观，自嘲是“戏子流落赶小场”。她坐在院中，会突然无缘无故拍起大腿迸出几句桂戏来，大概她又想起她从前在桂林的风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干女儿来了。大伯妈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抗战胜利后1946年，白先勇全家十二口人在南京合影      祖母的老屋还在那里，只剩下前屋，后屋不见了。六叔的房子、二姑妈的都还在。当然，都破旧得摇摇欲坠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进城跟我们住。祖母那时已有九十高龄，不习惯城里生活。父亲便在山尾村特别为她建了一幢楼房，四周是骑楼，围着中间一个天井。房子剥落了，可是骑楼的雕栏仍在，隐约可以印证当年的风貌。    父亲侍奉祖母特别孝顺，为了报答祖母当年持家的艰辛。而且祖母对父亲又分外器重，排除万难，供他念书。有时父亲深夜苦读，祖母就在一旁针线相伴，慰勉他。冬天，父亲脚上生冻疮，祖母就从灶里掏出热草灰来替父亲渥脚取暖，让父亲安心把四书五经背熟。这些事父亲到了老年提起来，脸上还有孺慕之情。    祖母必定智慧过人，她的四个媳妇竟没说过她半句坏话，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义，以德服人，颇有点贾母的派头。后来她搬到我们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开伙，我到她房间，她便招我过去，分半碗鸡汤给我喝，她对小孩子这份善意，却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原来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没有发觉。我就是那样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个童年。    我临离开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辈的宗亲家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辈的老人从米缸里掏出了两只瓷碗来，双手颤巍巍地捧给我看，那是景德镇制造的釉里红，碗底印着“白母马太夫人九秩荣寿”。那是祖母的寿碗！半个多世纪，历过多少劫，这一对寿碗居然幸存无恙，在幽幽地发着温润的光彩。    老人激动地向我倾诉，他们家如何冒了风险收藏这两只碗。她记得，她全都记得，祖母那次做寿的盛况。我跟她两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我们讲了许多其他人听不懂的老话，老人笑得满面灿然。她跟我一样，都是从一棵榕树的根生长出来的树苗。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基因里去。    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    晚上我们下榻市中心的榕湖宾馆是我指定要住的，住进去有回家的感觉，因为这座宾馆就建在我们西湖庄故居的花园里。抗战时我们在桂林有两处居所，一处在风洞山下，另一处就在榕湖，那时候也叫西湖庄。    因为榕湖附近没有天然防空洞，日机常来轰炸，我们住在风洞山的时候居多。但偶尔母亲也会带我们到西湖庄来，每次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因为西湖庄的花园大，种满了果树花树，橘柑桃李，还有多株累累的金橘。我们小孩子一进花园便七手八脚到处去采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会发黄，大人都这么说。    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烧成了一片劫灰，我们西湖庄这个家，也同时毁于一炬。战后我们在西湖庄旧址重建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现在还在，就在榕湖宾馆的旁边。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间，蒙蒙眬眬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庄花园里，那一丛丛绿油油的橘子树，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迎风招摇，还有那几棵老玉兰，吐出成千上百夜来香的花朵，遍地的栀子花，遍地的映山红，满园馥郁浓香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那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