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我再次踏上了中亚的土地，先后来到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五年前，我曾到访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加上在俄罗斯求学期间结识的塔吉克与土库曼朋友，我对中亚五国有了更多的观察与体会。这些经历，让我联想到《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公正”的告诫，并让我反思一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公正会带来繁荣，而不义则导致衰败？ 《古兰经》说道：“当城市人行不义时，你的主就如此惩罚他们。他的惩罚确是痛苦的，严厉的。”（《呼德章》11:102）马仲刚译本1 先知（愿主赐他平安）也警告过：的确，如果人们看到一个压迫者却不制止他的手，安拉很快就会把惩罚降临在他们所有人身上” （提尔密济圣训集 2168）2 伊本·泰米叶说过一句至今广为传颂的名言：“安拉会扶助一个公正的国家，即使它由不信仰者统治；祂不会扶助一个不公正的国家，即使它由穆斯林统治。”3 从繁荣差距看“公正”的现实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 2024 年的数据，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人均购买力平价（PPP）约为 4 万美元，而其他国家均低于 2.1 万美元。换句话说，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中亚其他国家的人均财富水平GDP，理论上甚至比不上泰国（约 2.5 万美元）。     这个事实让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哈萨克斯坦比邻国更富裕？ 公正的制度化：法治是通往繁荣的桥梁    答案之一，就在于“公正”。世界正义工程（WJP）的法治指数从八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4：政府权力的约束 无腐败 政府公开性 基本人权 社会秩序与安全 政府规章的有效执行 民事司法 刑事司法 世界正义工程的网站      这些指标看似法律与治理的技术标准，本质上正是伊斯兰所强调的“公正”的社会实践。一个国家越接近公正，就越值得人民信任，让他们敢于开办企业也会越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因为投资者觉得利益有保障。。由此，公正直接转化为经济机会与繁荣。 2024 年的法治排名    根据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 WJP）2024年《法治指数》报告，在全球142个受评国家中： 吉尔吉斯斯坦位列第 101 名， 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没有进入榜单。 哈萨克斯坦位列第 65 名， 乌兹别克斯坦位列第 83 名，     没有数据，有时本身就是一种数据。尤其是土库曼斯坦，它虽然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几乎没有国家的公民能够免签入境，甚至连俄罗斯公民也不例外。这一点非常特殊，因为在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之间，俄罗斯人通常都可以自由往来。而土库曼斯坦的高度封闭，正好说明了其政治与法律环境的严重问题，以至于常被称作“富裕版的朝鲜”。 土克曼斯坦首都的场景。首都所有的楼房和汽车按照国家法律必须是白色。  经典的启示与现实的印证    《古兰经》所说的考验，并不一定是战争或灾难，它也可能是贫困、落后和停滞。当一个社会缺乏公正时，它失去的不只是一时的繁荣，或许是长期的发展机会与福祉。     哈萨克斯坦并非完美，其法治水平与真正的公正还有很大差距。然而，与邻国相比，它的相对优势已经带来了更高的人均财富与更稳定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困境，或许正是对“不义”的另一种写照。     因此，我深信：伊斯兰所强调的公正，不只是抽象的信仰要求，更是人类社会得以兴盛的必然条件。中亚之旅，让我切身体会到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一个国家的未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走在公正的道路上。 被误解的例外：土库曼斯坦并未违背规律    当然，一些熟悉中亚的读者可能会反驳：土库曼斯坦。从人均 PPP 数据看，它似乎比乌兹别克斯坦更富裕，但其法治水平却更低。如果“公正带来繁荣”，这岂不是一个反例？     我认为并非如此，理由有二：     第一，土库曼斯坦的“富裕”主要来自天然气资源，而非制度。它拥有世界约 10% 的天然气储量，而超过 80% 的政府财政收入依赖油气出口5。换句话说，这是资源优势制造出的短期繁荣，而不是法治与制度保障带来的长期发展。在社会科学中，一个结果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不同因素的强度可以比较。在土库曼斯坦的案例中，资源优势暂时掩盖了制度缺陷的负面效应，但这并不能推翻推翻“公正与繁荣”之间的总体规律。     第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结构恰恰说明了缺乏法治的代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土库曼斯坦 22% 的劳动力仍停留在农业，而乌兹别克斯坦为14%。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民众普遍担心开办企业会增加沉重的贿赂成本，或财产得不到保障，因此宁愿停留在回报率很低的农业领域。要知道，按照世界银行集团的数据，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一比例通常低于 4% (请看世界银行数据）。这说明，法治缺失不仅阻碍了经济多元化和创新，还迫使社会停留在低效的发展路径中。     因此，土库曼斯坦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反例，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资源可以制造表面的繁荣，但唯有公正，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全民共享的福祉。 大马石油公司和土克曼斯坦在天然气开采方面有合作      更广泛的跨国研究也支持“公正（法治）与繁荣”的关系。以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达龙·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为例，大量数据表明：制度质量——包括产权保护、法律公正与对权力的约束——是决定各国长期收入与商业环境的关键因素。在他提出的经典对比中，二战后的东德与西德地理相同、文化一致，但因制度不同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西德凭借法治与市场制度实现了长期繁荣，而东德在集权与计划体制下陷入停滞。     这一对比清楚显示，制度差异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力量. 资源决定论的反驳    正因为土库曼斯坦的短期繁荣主要依赖天然气资源，一些人可能会将哈萨克斯坦的相对富裕也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国土广袤，总面积约 272 万平方公里，比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大约 13 倍、乌兹别克斯坦约 3 倍、塔吉克斯坦约 18 倍，甚至是土库曼斯坦的约 5.5 倍。然而，事实表明，仅凭资源和国土面积并不足以保障长期繁荣。土库曼斯坦虽然天然气储量丰富，但由于政治封闭、法治缺失和市场制度低效，其社会发展长期受限。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的制度和治理在中亚周边国家中相对较好，更有效地将资源潜力转化为民众的实际福祉。世界银行的“Ease of Doing Business”排名考察了纳税便利、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和破产处理等关键指标，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国家中名列前茅。这说明，真正推动哈萨克斯坦经济繁荣的，是资源优势与相对较好的制度治理相结合的结果，而非单纯依赖自然资源或国土面积。 地理决定论的反驳    一些人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相对繁荣主要源于其地理位置优势：北邻俄罗斯，东接中国，这两个都是经济大国，便利的地理邻近性使得外资和贸易天然更容易流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决定论”思维，认为国家经济成败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然而，2024 年哈萨克斯坦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显示，欧盟国家的投资总额实际上超过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投资，而俄罗斯和中国加起来仅占 30.5%6. 这一数据清楚表明，经济繁荣并非简单由地理邻近性决定。如果地理因素是唯一原因，那么离哈萨克斯坦遥远的欧盟国家为什么会成为主要投资来源？这说明投资者选择的关键不是地理距离，而是制度环境。 行动中的公正：哈萨克斯坦的制度觉醒的理由：    我们都希望拥有更好的制度，但真正愿意为之行动的人并不多。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正是一个人民持续为公正而奋斗的现实写照。自 2016 年以来，该国多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反映出社会对腐败、不平等和缺乏问责的长期不满。2016 年的首次抗议起因于土地改革法案，示威迅速蔓延至多座城市，虽然遭到严厉镇压并导致大批逮捕，但政府最终被迫暂停相关法案，显示了民间压力的实际影响力。     2018 年，抗议再次爆发，矛头直指长期执政的总统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最终促使这位自苏联时期以来一直掌权的领导人于 2019 年宣布辞职，结束了近三十年的个人统治，标志着该国政治格局的重要转折点。     最具决定性的一幕发生在 2022 年 1 月。这场抗议几乎席卷全国，在西部油气城市扎瑙津（Zhanaozen）爆发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包括阿拉木图、努尔苏丹、奇姆肯特等主要城市。抗议初因燃油价格翻倍而起，但短时间内演变为要求政治改革和结束腐败的全国性运动。据政府估计 （现实其实参与者更多），仅阿拉木图城市一地就有 约两万人 参与示威。抗议者一度冲入并领了总统在阿拉木图的旧总统府与市政厅大楼，并纵火焚烧部分建筑，局势彻底失控。政府的反应极为强硬，官方数据显示至少 164 人死亡、逾 5,000 人被拘留。面对混乱，托卡耶夫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首次请求 由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派兵介入，以恢复秩序 示威当时一度失控，哈国的政府控制不了，哈国总统只能邀请俄军介入     然而，这场危机也迫使当局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改革。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随后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早在 2021 年，部分农村地区已实行 Akim（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2022 年 6 月，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削弱总统权力、强化议会与司法独立、废除死刑，并禁止总统及其亲属（包括前总统执政了30年的纳扎尔巴耶夫及其家族成员，以及现任总统及其亲属）掌控政党或政府要职7；同年 9 月，又追加修宪，将总统任期限定为“单一七年，不得连任”，以防止长期集权。托卡耶夫也曾公开表示，计划在 2029 年卸任，结束长期集权的惯例     虽然这些改革的成效仍需时间检验，但其方向具有深远意义。哈萨克斯坦的经验说明：制度的改进从来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民众长期积累、抗争与社会压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公正不仅是一种信仰原则，更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当人们愿意为之行动，制度才有改变的可能。 探索哈萨克斯坦大规模政治抗议的原因    哈萨克斯坦出现大规模政治抗议，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独立后，该国会频繁出现要求改革的社会动员？虽然这一问题超出本文研究的主要范围，但可以提出一些初步假设。从政治文化来看，哈萨克族自古受 Kurultay（部族大会） 与Kenes（协商议会） 传统影响。在部落社会中，长老与领袖通过议事达成共识。虽然这种制度未形成全民政治参与，但在文化上强化了“权力应当经过讨论与制衡”的观念，即便普通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也形成了对“领袖应听取集体意见”的社会心理预期。长期游牧生活使这种协商文化得以在社会中延续，相较于邻近的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群，哈萨克族历史上政治权力更为分散、社会结构更为灵活。     历史地理结构也可印证这一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丝路沿线诸国均有所记述，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城市密集，而在今哈萨克斯坦南缘仅提到呾邏私城（今Taraz）和白水城（今 Sayram）两处城市，反映了早期草原地带城市稀少、人口分散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座城市在玄奘时代并不受哈萨克汗国统治，而是在15—16 世纪才陆续纳入汗国势力范围。Taraz 与 Sayram 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距阿克托别（Aktobe）分别约 1200 公里与 1100 公里；哈萨克族人口自这两地向北延伸至 Aktobe 一线，说明尽管汗国控制了南部少数城市，但其主体人口长期保持游牧生活方式，分布广泛，政治中心化程度有限。     由此可见，从7世纪玄奘的记录来看，哈萨克地区长期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结构与乌兹别克地区高度城市化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历史格局在数百年后仍有延续。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中亚的游历中并未访问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城市，而是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访问了科拉兹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进一步说明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城市化程度较高、政治中心更为集中。相比之下，哈萨克草原社会除 Taraz 与Sayram 外几乎无定型城市，人口主要分散于游牧部落与临时营地。该居住形态以帐篷为主：帐篷易于被拆散或摧毁，游牧群体携带马匹并可使用自制武器如弓箭，机动性强、撤离便捷。正因如此，基层群体不仅更容易迅速集结与组织抗议，且在必要时更容易被军事化—因已有平时打猎的武器与骑乘优势，武装对抗的门槛相对较低。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关于为什么该国会频繁出现要求改革的社会动员，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哈萨克斯坦对 YouTube 和 Telegram 并未完全封锁，尤其是 Telegram 上的公开群组让民众可以快速获取抗议信息、分享腐败与政策失误消息。相比 WhatsApp，Telegram 提供更安全的通信方式，如端到端加密和匿名加入群组，使参与者风险更低。此外，根据世界银行集团的数据，哈萨克斯坦个人互联网使用率在中亚国家中长期领先。以2016年为例——这一年标志着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开始爆发大规模抗议, 互联网使用率已达到 75%，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的 47%、吉尔吉斯斯坦的 34% 和塔吉克斯坦的 20%。时至2024年，哈萨克斯坦的个人互联网使用率仍保持在中亚最高水平，达 93%8。 结论：公正是文明长治的基石    中亚的现实经验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恒久的规律：繁荣并非资源的恩赐，而是公正的果实。     哈萨克斯坦之所以能在五国之中率先走向相对富裕，并非因为土地辽阔或资源丰富，而是因为它在制度改革与法治建设上迈出了更勇敢的一步；而那些资源同样丰厚却仍陷于停滞的国家，则说明——若公正缺席，财富也终将流失。 从《古兰经》的启示到现代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人类文明不断在验证同一个真理：     公正是社会信任的根基，是市场活力的源泉，是国家持续繁荣的唯一可再生资源。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历程也提醒我们：公正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人民的觉醒、抗争与坚持。制度的改善，从来不是权力的恩赐，而是民众长期追求公平与问责的结果。正如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所言：“最好的圣战，是在暴君面前说出公正的话。”     中亚的未来，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把信仰中的“公正”化为治理的原则、制度的精神与行动的力量。唯有如此，伊斯兰所描绘的“公正与繁荣之道”，才能从经文的文字，走进国家与人民的现实。 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     参考文献：1:  https://www.islam.org.hk/cqse/surah.asp?surahno=11 2:  https://www.abuaminaelias.com/dailyhadithonline/2012/08/25/dhulm-stop/ 3: https://www.abuaminaelias.com/dailyhadithonline/2012/07/07/allah-supports-justice-unbelievers/ 4: 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rule-of-law-index/factors/2024 5: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24/09/Turkmenistan-The-gas-monetization-challenge.pdf 6:  https://aifc.kz/wp-content/uploads/2025/10/spravochnik-ekonomika-kazahstana-4-kv.-2024-g.-eng.pdf *page 227: https://www.loc.gov/item/global-legal-monitor/2022-07-20/8: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T.NET.USER.ZS?locations=KZ       

      任何选修过这门课的人都会知道，强迫劳动和极端侵犯人类尊严的时代远未结束。今年一月，我访问了科威特，这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海湾地区普遍存在的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石油财富与传统习俗的融合，催生了现代奴隶制度。在替代燃料被开发出来，或者该地区的石油资源枯竭之前，无论多少倡导都无法终结这种制度。      科威特值得称赞的是，其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令人印象深刻。与矿产资源被过度开发、导致统治少数派和贫困多数派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家不同，科威特将财富重新分配给公民。除了有保障的就业、免费医疗服务、偶尔的“债务减免”政策、退休收入、结婚奖金和免费教育外，科威特公民还经常因为是公民而从政府获得经济补助。例如，在2011年2月，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1000科威特第纳尔（约合3500美元），并为每个家庭每月提供免费的食品篮。此处的“公民”一词有所隐晦。“科威特原籍国民”是指1920年之前在科威特定居或其祖先定居的人。科威特政府几乎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成为科威特公民。      由于科威特人无所事事却拿工资，其劳动力大多来自那些未能依靠石油致富的国家。然而，这些移民由于缺乏阿拉伯语或英语知识，永远被束缚在外籍人的身份下，并被社会孤立，他们还必须忍受被称为“担保人制度”的严苛移民法。希望在科威特工作的非科威特公民必须有雇主担保人，该担保人负责协助外籍人士与政府之间办理法律手续。担保人还必须确定担保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科威特的法律框架。外籍人士未经雇主许可不得离职，从而导致员工遭受虐待和剥削。科威特宣布计划在2011年2月前废除担保人制度，但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在科威特城一家小面包店工作的罗斯却坚称，该制度仍然基本完好。罗斯皱着眉头，悲伤地低下头对我说：“他们不把我们平等对待。”几秒钟后，一位科威特女子仿佛在排队，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把罗斯从纸杯蛋糕店叫了出来，让她帮她找支笔。据《科威特时报》报道，担保制度仍在实施，因为社会事务和劳工部声称尚未采取或提出“明确措施”，而且一些前议员希望维持该制度。      “写这些抗争有什么意义？”来自印度的移民、在商场摊位工作的诺埃尔问道，“没人能帮我们。这简直就是科威特人的国度。” 诺埃尔解释说，当孟加拉国移民向联合国代表“发声”，抗议每月15科威特第纳尔（约合50美元）的低工资时，科威特政府却禁止向孟加拉国人发放签证。2008年，科威特政府驱逐了几名抗议月薪低至8科威特第纳尔（约合30美元）的孟加拉国人。诺埃尔说，尽管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公，移民们仍然继续来到科威特寻求“每日面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在科威特家庭工作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女性，除了承受着最低的工资外，还经常遭受身体和性虐待，并且难以逃脱“担保人”的魔爪。罗斯也认为，在家庭中遭受的待遇最为恶劣。她解释说，科威特雇主会清点家里的食物，如果少了什么东西，女佣就会挨打。她们通常只被允许睡三四个小时。如果条件允许，许多家政服务人员经常试图逃到菲律宾大使馆，在那里她们要么被遣返回菲律宾，要么有机会联系担保人，寻求新的雇主。      沙特前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法瓦兹·阿拉米认为，侵犯人权是天经地义的，不足以成为废除国家人口控制制度的理由。我并非主张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应该随意授予任何想要公民身份的人，而是认为这个制度本质上就是虐待。每个国家的移民无疑都会面临困境，但制度化的优等民族观念、担保制度，以及几乎没有有效的法律或政府监管政策来减轻移民工人的这些虐待，这些因素共同将侵犯人权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糟糕的是，科威特政府会吹嘘允许移民进入其国家的慷慨。但科威特公民几乎不可能知道如何拖地，更不用说成为国家可以依赖的实际劳动力了。       （作者是哈佛学报社论作家）

     《经济学人》于10月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另一个穆斯林」（ 「China's Other Muslims」 ）将回族的相对成功归因于「文化同化」。 或许受到当代人类学有关民族生成理论的影响，「同化」假说认为回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是因为「户口使然」。 这一假说进而描绘出一副有关回族的奇幻世界，好像回族生存在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真空：回族基本不受「恐伊症」（恐惧伊斯兰）的伤害，可以和政治体制的灰色地带协商；回族作为中国国企在中亚和海湾地区的中间人，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伊斯兰法。      解读中国的任何民族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场景，穆斯林亦不例外。不同于18世纪中叶纳入清朝的维吾尔人，回族先祖自唐宋以来就入华定居、经商、通婚。这一长时段的社会、历史、文化经历造就了回族的复合型语言、宗教、文学、民族等。这些复合型和复杂性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回族时经常使用粘合性词汇，如「华人穆斯林」 、 「汉人穆斯林」 、 「回儒」 等。也许基于这一复合现象，在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 后，回族成为「文明对华」 的经典个案。以杜维明和纳赛尔为代表的新儒家和伊斯兰学者推动的「回儒对话」 基本上就是这一复合生成现象的哲学和宗教学诠释。      毫无疑问，回族的汉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维吾尔族，但这仅仅是因为回族早在维吾尔族被清朝征服之前就已和汉文化经历了长时段交流互动。但是，将回族的相对成功归功于文化同化是反历史的，是对所谓汉文化同化能力的盲从和背书。      相对于世界性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而言，汉文化影响力基本上限于东亚一隅。 事实上，回民成功的根源在于获得了和汉人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      这一平等法律地位的获得始于明朝。明代回回人的「民化」（即回回人成为民人，回回成为回民），使得回民在诸如科举、法律等方面获得了和汉民平等的地位，也就有了获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政治可能和法律途径。      但是，法律的平等并没有终结主体汉人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和文化歧视。相反，随着回民深度参与汉人社会甚至随之而来的资源竞争，导致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的「反回」趋势。这一「反回」趋势的出现远远早于维吾尔人被清朝征服之前。甚至可以说，在「恐伊症」出现在西方社会的两三个世纪之前，「恐回症」早已荼毒回民。 「反回」话语充斥着明末清初的政治、社会和文学。更为恶劣的是，18世纪清代内地汉人的「恐回症」甚至体现在法律领域。诸如岳钟琪、鲁国华、陈仕倌等汉人官员频频诬报清廷，要求制定歧视性的法律处置回民罪犯，甚至呼吁朝廷禁绝回教。 17、18世纪汉官的反回奏折甚至震动了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朝，也迫使这一时期的回民知识份子进行文学辩护和文本回击。那些所谓的「汉可塔布」（「汉书」）的文学创作根本不是如传统学人所认为的宗教文本。它本质上是对反回话语的回民回应。      必须承认的是，在获取资源方面，当今维吾尔族和回民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原因绝不是文化同化或涵化。真正的原因在于，回民自明代获得「民人」地位而作为中国的臣民至今，已经被纳入整齐划一的内地行政、法律体制之内，从而使得异视回民不太容易。新疆的维吾尔族，自18世界中叶臣服清朝以来，尽管历经地方、民族自治，但由于「边疆」的特殊考量和制度安排，从来没有被纳入内地的政治、行政和法律框架之内。尤其是处于中亚政治漩涡的新疆，在历经「大博弈」、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以及最近的阿富汗战争等，新疆地方军阀、强力部门等特殊群体往往以主权和安全的名义，乐此不疲地将新疆地区异化、将维吾尔问题敏感化。      就与国家关系而言，维吾尔族和回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回族自明代以来就编民入户，确立了和汉人一样平等的「民人」法律地位，即「回民」。值得指出的是，「回民」政治、法律地位的确立既明确了个体回民和国家的「官-民」关系或「政府/百姓」关系，又尊重和保留了回民的「回」的集体历史、族群和文化属性。用人类学的语言说，「回民」这一关系模式是回民自我族群、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法律身份界定的高度有机统一。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这样文化多彩、族群众多的大国，在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概念侵入之前，明清一以贯之的内地「官-民」关系或「国-民」关系模式和当代美国不同族裔的公民划分几乎如出一辙：如「Chinese American」 、 「African American」 等。      这里的「Chinese」 和「African」 是特定族群对自我的历史、文化、种族、籍贯、语言等的认同，而「American」 则是统一的美国公民身份的国家界定，完全是个政治和法律概念。      纵观明清以来中国内地的不同族群，也许只有「汉民」和「回民」（自雍正以来又有「蛋民」、「番民」等新入籍的民人）是将其文化、族群认同和国家臣民身份界定粘合在一起的两大群体。这样，尽管内地的「回」、「汉」在历史、文化、族群认同方面不尽相同，但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法律臣民却是一致的。而新疆的维吾尔人，自18世纪中叶以来到20世纪初期，基本上以集体身份和国家互动，无论是法律自治、地域自治还是民族自治。国家和维吾尔族的关系模式方面缺乏一个类似「回-民」这样的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个体的层面上，维吾尔没有经历「民人」的法律身份识别；在集体的层面上，也没有出现过既能体现维吾尔自我认同又能体现出国家政治、法律识别的复合组合。 「民」的身份的缺失使得维吾尔人个体在政治、法律层面上没有享受「民」的待遇。从国家视角来看，正是「民」的缺失和20世纪初以来「民族」的突显使得靠民族主义起家的现代国家又担心少数民族步其后尘，从而以「边疆」、「主权」和「安全」的名义加深异视甚至歧视。      近几年来中国有些学者所谓的「二代民族政策」试图拿国家本应就该赋予任何公民的政治、法律平等身份来强迫或诱导少数民族放弃其文化、族群等集体认同。这一试图矫正「一代」民族政策的建议实际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它企图通过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族群认同，而将20世纪想象的单一「民族国家」极端化，这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而且在逻辑上更是荒谬的。正如「回-民」（还有「汉-民」）的关系模式所揭示的那样，作为文化族群认同的「回」（和「汉」）和作为政治法律界定的「民」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互补粘合的。这一粘合将平衡和理顺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民族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回民」作为中国的穆斯林民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秘诀就是将自我族群认同和国家臣民有机地粘合起来，确认了在中国既作为民族文化单元、又作为政治法律单元的有机统一，即「族」「民」的粘合统一。其延伸意义就是，「回民」取得了和「汉民」一样的政治、法律地位（尽管这一地位在异常状态下经常被破坏）。如果以这种「族-民」关系模式覆盖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那么其他少数民族在保持传统、获取平等身份和融洽国家关系方面也能取得平衡和成功。如是，那么当代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关系模式也许要抛弃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副产品（如「民族国家」，「民族」）的枷锁，而重新回归自明清以来的「族-民」的关系模式。 （作者系美国马里兰州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助教授，本文发表于2016年，原题：《「中国的另一个穆斯林」回民成功的秘诀不是同化，而是平权》） 

一些专家认为，阿富汗是世界上对妇女限制最严格的国家。 Jim Huylebroe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教育程度不超过六年级。不能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就业，并且不能进入像公园、健身房和美容院这样的公共场所。如果没有男性亲属陪伴，不得长途旅行。如果不从头遮到脚，不能离开家。而现在，根据阿富汗上月底发布的一份114页的告示——该文件将塔利班政府所有限制妇女权利的政令正式确定为法律——女性在除了自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都属于非法行为。在塔利班执政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禁令都已经在实施了，慢慢地将阿富汗妇女挤出公共生活。但对于全国各地的许多女性来说，这份文件的发布感觉像是给她们梦想和抱负的棺木钉上了钉子。      一些人曾对当局可能会取消最严厉的限制抱有希望，因为塔利班官员曾暗示，关闭后的高中和大学最终将重新对女性开放。然而，对许多女性来说，这一希望如今已破灭了。 “我们正在回到塔利班第一次统治的时代，那时女性没有权利离开家。”来自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的23岁女性穆萨拉特·法拉马兹说道，她指的是塔利班在1996年至2001年间的统治。“我以为塔利班已经改变，但我们又在经历之前的黑暗时期。” 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重新上台以来，当局系统性地剥夺了女性的权利（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不那么保守的城市中心的女性），她们在美国占领20年期间赢得了这些权利。专家表示，今天，阿富汗是世界上对女性限制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禁止女孩接受高中教育的国家。 女孩在俯瞰喀布尔的山坡上玩耍，摄于去年。 Jim Huylebroe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规定的发布引发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打击行动的担忧，所谓的“扬善防恶警察”正受到鼓舞，这些政府官员穿着白色长袍，被部署在街头巷尾，以确保该国的道德法律得到遵守。该告示首次界定了这些官员可以使用的执法机制。虽然他们现在往往是予以口头警告，但现在如果有人屡教不改，这些官员有权采取经济惩罚手段，或者处以最多三天的拘留。在这些法律宣布之前，居住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20岁女性弗雷什塔·纳西米本来还抱有一线希望。有一段时间，她从同学那里听到一个传言，说政府有意让女孩通过电视进行学校教育——这是一种让步，允许女孩在家里学习。但在该国东部的霍斯特省当局今年早些时候禁止此类节目播出后，这个梦想被扼杀了。这表明该国其他地区可能也会实施类似的禁令。纳西米说，现在她被困在家里。这项禁止女性发出声音——声音被视为女性的私密部分，必须被遮盖——的新法律实际上确保了女性在没有男性亲属的情况下不能离开家。她说，她担心没有出租车司机会和她说话，因为害怕遭到塔利班的斥责，而且也没有店主会满足她的要求。 塔利班重新上台之前，朱兹詹省的一所学校，摄于2021年。 Kiana Hayer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她一直怀有成为一名工程师的梦想——以及它带来的稳定收入和自由，现在梦想破灭了。“我的未来？”她无奈地问道。“除了做家庭主妇和抚养孩子，我没有未来。”分析人士表示，扬善防恶法的发布是政府范围内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将各部位的运作规范化，以确保它们遵循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伊斯兰教法制度化的极端愿景。分析人士表示，该文件还旨在消除美国支持的政府在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前管理阿富汗所采用的任何西方原则。塔利班强硬地拒绝了外界要求其放宽对女性限制的压力，尽管这些政策已经将阿富汗与西方的大部分地区隔离开来。塔利班官员辩称，这些法律植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教义。政府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法律天然适用于阿富汗社会。”但这些法规受到了人权组织和联合国驻阿特派团的广泛批评。特派团负责人罗莎·奥图巴耶娃称这些法律“给阿富汗设想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未来”，加剧了对女性权利“本已不可容忍的限制”。甚至连女性身份的视觉暗示也慢慢地从公共领域中消失了。在过去的三年里，广告牌上的女性面孔被撕下，学校墙壁上的壁画被覆盖，城市街头张贴的海报上的女性形象也被刮掉。女性人体模型身着盖得严严实实的全黑长袍，头部用锡纸包裹。 喀布尔街头的美容广告遭到人为污损。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甚至在新告示发布之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禁止女性进入，扬善防恶执法警察斥责的威胁始终存在。“我像囚犯一样住在家里，”来自巴格兰的法拉玛兹说。“我已经三个月没出门了，”她补充道。对于那些在美国占领时期女性有充分机会的时代长大的女孩来说，权利的逆转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些决心继续接受教育的女孩，已找到临时的解决办法。全国各地出现了针对女孩的地下学校，这些学校通常只有几十名学生和一名导师，她们藏身于私宅。还有人则转向网络课程，即使网络时断时续。18岁的穆哈迪萨·哈桑尼在塔利班夺取政权约一年后又开始学习。她与两位撤离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老同学交谈。起初，听到她们在学校学习的内容让她感到嫉妒，但随后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她请这些朋友每周花一个小时教她她们在物理和化学课上学到的东西。她早上6点起床跟她们通话。并在两次课程之间认真阅读米娜和穆尔萨德这两位朋友发来的教科书照片。“我的一些朋友在画画，在写作，参加地下跆拳道班，”哈桑尼说。“我们一直都很郁闷，但我们必须勇敢。”“我爱阿富汗，我爱我的国家。我只是不喜欢政府和人们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她补充道。      这些课程和艺术渠道虽然非正式，但给女孩们，尤其是生活在更进步的城市里的那些女孩，带来了希望和目标。但这些项目的影响范围有限。43岁的拉赫玛尼说，为了缓解养家糊口的焦虑，她开始每晚服用安眠药。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拉赫马尼是一位寡妇，在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前，她在非营利组织工作了近20年，赚到的钱足以养活四个孩子。现在，她说，在女性被禁止为此类团体工作后，她不仅无法养活她们——而且她也失去了对自我的概念。“我怀念过去的日子，那时我可以工作、谋生、为国家服务，”拉赫玛尼解释道。“他们已经把我们从社会中抹去了。” 在喀布尔，一名失去上学机会的高中女生，摄于2022年。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我经过哈佛广场T站附近，听到有人高喊“驱逐所有穆斯林”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历史那坚固不移的结构。无论人类如何竭力挣脱，它依旧牢不可破。   或许这正是我热爱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以为自己比历史更聪明。就像一只狗，得意洋洋地叼回主人扔出的球，然后又兴奋地追逐下一个。就像一个13岁的孩子，刚刚沉浸在青春的新奇魅力中，便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幼稚的童年，不愿再去理会那些无聊且似乎无关紧要的往昔。   因此，我拒绝接受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国家集体患上了“失忆症”。相反，我认为这种说法背后隐藏着一种更为险恶的信念：历史无关紧要。这种傲慢使人们轻视人类最无法改变的规律，妄想着自己所处的时代会成为例外。   当唐纳德·特朗普呼吁禁止所有穆斯林移民、阻止海外穆斯林重新入境，并建立一个专门追踪国内穆斯林的“系统”时，他深知我们对历史的自满态度，并巧妙地加以利用。或许，这次选举周期最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特朗普是这一领域最聪明的候选人。他深谙如何重新包装人类最丑陋的本性————这种本性，比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更古老。像任何优秀的资本家或神祇一样，他只是坐在那里，以一种全知的姿态，幸灾乐祸地看着美国人民像蚂蚁一样，争先恐后地用新的借口复刻旧日的恐惧。   随之而来的辩解也同样可预见：“我们正在打仗”（和穆斯林？），“穆斯林社区没有尽力谴责伊斯兰激进主义”，还有我最喜欢的那句————“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正是特朗普的要害。隐藏在他充满攻击性的修辞之下，是他对美国人忽视历史教训的巧妙操纵。他不会直接引用纳粹的宣传，也不会公开支持二战时期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营————这样做会招致道德上的公愤。他的策略更高明：他围绕着这些历史案例跳舞，等待着公众因沉迷于眼前的喧嚣，而自愿化解自己的认知失调。当被问及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问题时，特朗普说：   “我必须当时在场才能告诉你，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我当然讨厌这个概念。但我必须当时在场，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特朗普的世界观，就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而非可供借鉴的经验。他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不是在寻找错误的根源和解决方案，而是用历史的特殊性来证明当前问题的“独特性”，进而合理化他的激进政策。至于他的政策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至少“在采取行动”，来应对“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讽刺的是，特朗普的历史观，与一群看似毫不相干的人惊人地相似————哈佛大学的舍监们。他们在不断追求“进步”的过程中，轻视了历史的教育功能。两周前，我在专栏中首次表达了自己对篡改历史的看法，而就在那天，哈佛大学的管理层（一致通过！）决定修改“House Master”这一头衔。这个决定让我愤怒，也让我警觉————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了和特朗普一样的问题：   篡改历史的记录，难道不让人害怕吗？历史不应该既铭记光辉，也牢记污点吗？除非你赞同特朗普的世界观，否则美国并非一直伟大，奴隶制、伍德罗·威尔逊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无数次针对移民或公民的歧视————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例证。   我之所以认为“House Master”这个头衔有价值，正是因为它提醒着我们：历史不容忘却。它让我保持清醒，让我对社会的不公保持警惕。我不想掩盖这段历史，我希望舍监们能从中汲取教训，去直面今天仍然存在的种族问题。   同样的，我也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存在具有价值————他让我们看清，我们不想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如记者罗伯特·菲斯克所说：   “我们唯一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永远学不到教训。”   也许，特朗普真的能给我们上一课。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不会。   我们对穆斯林和“住宅产权”问题的恐惧，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它最终沉入历史的深渊————成为一种静止的、无害的、甚至无足轻重的记忆。而我们，将继续前行。历史将被倒带，但我们不会察觉。我们会沉溺于当下的喧嚣，而忽视过去已然给出的答案。  舒班卡尔·乔克拉（Shubhankar Chhokra）是《深红》杂志的编辑，他住在艾略特楼。 原网址：https://www.thecrimson.com/column/millennial-athwa    

巴勒斯坦裔美国作家汉娜．莉莉丝．阿萨迪（Hannah Lillith Assadi, 1986-) 含浑、边界持续颤动、在幽暗的地方烧出火花────当代的美洲文学，怎么发声？怎么更新人类的表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断复返同一块土地，说是我的，我的。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玛斯朝以色列境内发射5000多枚火箭弹，瞬间吞噬了欢庆高歌的犹太节日。遭到跨境袭击的以色列即刻进入战争状态，对加萨走廊展开猛烈的轰炸。   加萨走廊再度燃起百年来的烟硝。以巴最血腥的一役，加剧了宗教对立与种族仇恨，当我还在厘清这是以色列的911时刻或是巴勒斯坦的合理抗争，暴力循环所引发的各国骨牌效应又有哪些，2023年11月2日我在线上文学日报Literary Hub 读到了〈虚空的召唤〉，作者Hannah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以色列人，她在冲突的身世中寻找自己继承的家。   不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争夺的那一块土地，她渴望复返的，是充满幻影的沙漠。   Hannah在长篇小说《索诺拉》（ Sonora ）的开头写道：「沙漠，如此死气沉沉，总是散落我们的剩菜——生者的证据。」而后她在《以色列时报》（ The Times of Israel ）的专访中提及：「我书写两个层面的沙漠，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沙漠长大，沙漠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但对于犹太人来说，沙漠也是一个流放地。在伊斯兰文化中，沙漠是穆罕默德遇见先知的地方。因此，沙漠是阴间、来世和所有精神事物碰撞之处。」   2017年，她在回忆录散文〈在一座充满幻影的沙漠中成长〉写下——   沙漠并非空无一物。在美国，没有一块土地不曾沾染鲜血。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无所不在。在亚利桑那，贫穷的保留地紧邻所有外来移民的居住地，包括我们，我们在酷热的夏天修剪整齐的草坪。我的父亲从没停止咒骂我们美国沙漠中的电视播放的中东新闻。       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一场没有成为头条新闻的战争。在我的高中，孩子们接连不断地死去。有人把车开进一辆堆高机。有人开车越过路上的一个小弯，直接撞上仙人掌。有人被发现在建筑工地上失血过多而死。有人在学校操场开枪自杀。有人在家里的车库开枪自杀。       有人从山边坠落。有人服药过量。   谣言四起：学校被诅咒了。       我曾经想知道这片土地是不是在与我们交战。是这个地方的幽灵——这片土地的神？ ——想要杀死我们吗？沙漠本身是诅咒吗？人们怀疑一条高速公路的某个出口盖在原住民的墓地上，我常常在那个出口向我母亲和父亲的神祈祷，请祂们拯救我免于意外。但我不认识沙漠的神。我们去过印地安人的盛会；我们吃过印地安人的炸面包；我们烧鼠尾草。我们有霍皮族的娃娃和捕梦网。我们去塞多纳度假，惊叹那里的漩涡。我们希望霍皮族在某个地方保护我们。我们在保留地的另一边，不断开发土地，排干水源，维护我们的草坪，堆积更多的坟墓，堆积自杀。       当然，「诅咒」可能一直住在我们体内，我们遭受的可能只是自我毁灭的一种流行病。       最近，我和一个朋友聊到小时候自杀的诱惑。她住在一个装满洋娃娃的粉红房间，脑中装的却是客厅里父母的刀。即使她过得很快乐，还是渴望把刀塞进肚子。当我开始在沙漠开车，这种诱惑降临在我身上。在某些弯道上，面对令人颤抖的虚无，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就像性的诱惑，想把车子开到路外面去。事实证明，沙漠是虚无发出召唤的理想景观。我相信摆脱它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       我离开了我的沙漠，去纽约寻找巫师，寻找闪闪发亮的救赎。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在喝酒时告诉我，基于我的矛盾背景，我注定会自我毁灭。 「压力太大了，」他说的是我母亲和父亲的血统——「一个是巴勒斯坦人，一个是犹太人」——但有趣的是，我最常感受到的压力是美国的沉重，这让我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早些时候，一个写作指导教授告诉我，我故事中最精采的细节是一个角色跑到几英里之外的商店买香烟。跑得又急又快，撞上幽灵。   福克纳说：「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特质就是恶魔。」我不认为我离开过充满幻影的沙漠。   「我」无法离开的沙漠，是干涸、闹鬼、疆域辽阔的内在世界。 Hannah在书写的布局中，呈现「我」徘徊受困于过去和现在反射回荡的声音场景之中：即使身体离开了一个地方，精神却永远不会离开任何地方。   这样的声音像是诅咒，大于我，几乎就是命运。沉重到无法摆脱，无论移居到哪里、遇见什么新的人，只能承受诅咒一再应验，几乎像是自我的预言：「我承受的压力太大，暴力和希望构成的独特体质最能描述我的骨头和血液。」   回忆录的最后，Hannah写道：   父亲在夜里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咆哮的声音——我们已经进入这段更黑暗的历史。他悲伤地谈到叙利亚，谈到他在那里作为一个难民孩子——那里的人们如此善良、如此热情，却不愿意接受巴勒斯坦人。他在难民营旁的墓地度过每一天。那里辽阔、空旷、宁静，而难民营挤满了人。他告诉我，他曾经躺在墓地，梦见树，那种描绘西方的森林，是他在那个年纪从没见过的树。他告诉我，他希望自己能回去，不是回到巴勒斯坦，而是回到叙利亚，因为现在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故乡，而是两个。然后，他再次谈到墓地，说它多么美丽，多么宁静——就像另一个人会谈论大海一样。有时，我梦见了叙利亚的那座墓地，曾经充满泉水和鲜花，现在被炸弹夷为废墟，但周围是我的沙漠在黄昏的边缘。颤抖的音乐占据了画笔。仙人掌像守护者一样高高矗立，俯瞰着我们的推土机、豪华公寓、高速公路、建筑工地摧毁的一切。       我一定是像到了我的母亲，因为我知道在为我们沙漠庭院增添色彩的九重葛中，她看到了藤蔓，它的辫子包裹整个家的所有边缘。   在墓地安身立命，因为只有死去的东西不会排挤生命。   情感的归属难以落定在单一的地理空间，父亲待在墓地那私密而孤独的经验已成为庇护生命的意识场域。这样浑然的神圣时刻存在于父亲的描述之中，又在「我」的意识里复活。我在梦中延续了父亲的乡愁，转化为我自己的乡愁。就像继承了精神流亡的诅咒，还强韧地要用失落和持续翻涌的爱，包裹整个家的所有边缘。   〈在一座充满幻影的沙漠中成长〉交织了双重的目光，一是在奇异的闪躲和复返的回圈中，以我的意识定义我的际遇，以我的际遇理解我的意识，纠缠的镜像情节扣连着幽灵、流亡、边缘、诅咒的母题，Hannah以支离破碎的形式捕捉住支离破碎的存在内容，笔调神秘、抒情、狂野；二是叙事镜头的配置和剪接序列，精巧节制地调度远景、中景和特写镜头——充斥战争和种族灭绝的美国沙漠、我家会在夏天修剪草坪的沙漠、我体内虚无的沙漠——由外而内地串连起外部历史和内在故事，搭建层次井然的结构。   如果，诅咒的继承和突围是〈在一座充满幻影的沙漠中成长〉的藤蔓，那么，〈虚空的召唤〉的藤蔓则是坠落。这篇回忆录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医院的电话里，父亲告诉我他想要一支烟。他又跌倒了。他曾经健壮的身躯现在变得如此虚弱，我几乎无法忍受去看他。癌细胞在他的骨头。癌细胞无所不在。一个明智的朋友曾经说，凝视死亡就像凝视太阳。但情况比那还糟。在这通电话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我对他在这几个月变得如此瘦弱感到震惊，他对我说，妳看着我就像我是一个陌生人。我没说，情况比那还糟。   「如果我们去某个地方呢？」我问父亲，就像我现在经常做的假装提问。我说：「我们去义大利吧。」但我脑海中闪过的是他出生的小镇。我没有说出它的名字。现在谈论巴勒斯坦已经太晚了。      我女儿跌倒了，即使她高兴地尖叫，但我的胃还是紧缩了。她欢呼：「我跌倒了。」     「我不能去义大利。」父亲过了一阵子回答，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义大利是我十六岁之后的夏天。我仍然记得我开着法克里的宾士载所有人回到饭店的那个傍晚。在另一个生活中，法克里和我父亲是两个在义大利攻读工程学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义大利女人睡觉和喝义大利葡萄酒。对那个逝去时光（六零年代！）如此怀念的结果是他们在晚餐时变得非常非常醉。      当我鲁莽地开着法克里的宾士冲下坡，父亲大喊：「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这是一句深受喜爱的义大利谚语。我对父亲伤感的哀号感到不安，对他曾经是的那个人感到不安，那个总是有肚子的人，脸颊有时因为伏特加而变红，总是闻起来有一点烟草、古龙水和淡淡的大麻味，时而愤怒，时而搞笑，充满活力。现在我多么想要他回来。      同时，法克里不断对我大喊：「妳感觉到巴勒斯坦了吗？有吗？妳感觉不到吗？」仿佛那夜，或是整个开车的过程，醉醺醺下坡的旅程，都是巴勒斯坦的洗礼。法克里叫我开快一点，他唱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带着灵魂的巴勒斯坦，而我的父亲忘了他的甜蜜青春就像故乡可能从义大利的风景中浮现。      我不觉得自己是巴勒斯坦人。 （这种感觉并不是那天晚上特有的：我不会说阿拉伯语，我的母亲是犹太人，我在美国出生和长大，所以我一直觉得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叙述中宣称归属感是不诚实的。）但随着我们下坡速度加快，下方的景色让我头晕目眩、诱惑又恶心。我感觉到某种一直困扰我的可怕倾向——不是朝着巴勒斯坦——而是朝着坠落，一种坠落的欲望，不是坠向任何国家，而是死亡的国度。法国人称之为「L'appel du vide」。虚空的召唤。      有人毫不含糊地告诉我，我不会从父亲那里继承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在非物质的无形层面上，我想知道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什么更深刻的东西：他的巴勒斯坦状态还是他的坠落倾向？   Hannah在〈虚空的召唤〉以年老父亲的跌倒、年幼女儿的跌倒、自己的跌倒来串起家族的命运。坠落和失衡似乎是贯穿他们的血脉，「我」从父亲身上继承到的并非种族血缘，而是一直以来面对生存和迁徙的生命态度。 Hannah仍旧以解体的形式去描写解体的存在处境，凭借敏感的目光，为现实和回忆进行缜密的来回编织。   编织什么呢？编织「我」的流亡路线与出口动线。必须紧贴死亡，一如贴着墓地，才能确认残喘的生之气息。 Hannah的父亲在死前说：   「我只想回家。」他的声音变得如此微弱，听起来好像快哭了。但他没有。我没有问他想回哪一个家。然后，他声音里突然涌出的喜悦让我惊讶。 「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什么吗？」他问。   「什么？」   「义大利，」他说：「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再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   「青春是多么美好，」他说：「但是要怎么翻译che si fugge呢？」   父亲喜欢的那句义大利谚语，意思是：「青春是多么美好，我们却逃离了。」也可以译为：「我们仍在逃离的青春是多么美好。」回忆录中，父亲记得「青春是多么美好」，但他遗失转译和连结路径的，刚好是他们所在的处境：逃离。   而临终的父亲，确实要逃离一切了。逃离美好的青春，逃离困厄的一生。就连此刻父女的对话，也转瞬即逝。   面对失根的彷徨和恐惧，Hannah编织了两种流亡路线与出口动线。一种是调整思考的框架，反覆对焦：   坠落和家有什么关系？或许没有，或许是一切。我们出生，我们死亡，这之间是一场梦。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寓、一个国家、一个星球上，一个不断扩张、变暗的宇宙星系，一个身体。直到我们不在。我们会落到哪里？我的第二个女儿现在住在我的身体，我庇护着她，直到她离开我。我们失去伊甸园——巴勒斯坦、梅肯、我们自己。家只是生命的一个隐喻。除了流浪的灵魂、来自虚空的难民，我们还能是什么？   另一种逃离诅咒、打破诅咒的方式是，从命名的意图中逃离，顺应生活当下的流动，就像Hannah在结尾写下：   我怎么可能知道当我挂断电话，所有这些将会发生？末日来得如此快，如此激烈。而且没有推翻的余地。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多么渴望接到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电话——我正匆忙挂断这通电话，一如既往以父亲说汉娜这是妳的爸爸开始这通电话，无视智慧型手机设置的来电显示——这通电话现在已经结束了。   「没关系，亲爱的，我知道妳很忙。晚安。」   不，我不知道。在这篇文章，现在仍然是七月而不是十二月，我的父亲还在，温暖的太阳再次升起，所以我带女儿去附近的游乐场，秋千如此让人欣慰，无论它们在空间的哪一个位置，她都直奔过去，指着她旁边的空位。 「坐下，」她命令。   我听她的话。已经这么久了。我知道我曾经幸福过。这种轻盈，这种转瞬即逝的飞行感，遗忘坠落是多么容易。 「呼呼，」她叫喊：「呼呼呼呼呼。」   我们向上走，进入天空。   Hannah原本的选择是，狠狠沉入父亲和自己的每一个绝境，爬梳自己身上的巴勒斯坦性。唯有抓住自己和父亲的关联，才能从私密的关系之中逼现出他们逃离不了的民族性。她透过虚构的方式创造自己的幽灵。虚构的并非生命的情节，而是辨识所有巧合构成命运的那种目光。   从前，她渴望逃离的梦魇同时是她赖以维生的精神故乡，她需要跟自己的执念重逢，以此抵御虚空的召唤。但是，Hannah的女儿给了另一种出路：专心荡秋千，专心体验这一刻的轻盈和安全坠落。当下，就是收容她的家。不是否定重复经历的苦难命运，而是把扛石头的过程当作主动迎向命运的选择，充满觉知地面对生命的起落。   暴力和希望构成的骨头可以召唤虚空，也可以为虚空填补血肉。秋千飞向的天空，是另一片毫无边界的虚空。辽阔和轻盈，也值得坠入。顺应生活表面的流动，逃离意识内部的流动。摆脱自己沙漠化的精神状态，逃离本身就是开创命运的一种形式。  汉娜．莉莉丝．阿萨迪，著有《索诺拉》 (Sonora)，该书获得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颁发的罗森塔尔家族基金会奖，以及《星星还没有响铃》 (The Stars Are Not Bells)，该书被《纽约客》和 NPR 评为 2022 年最佳图书。她的第三部小说《天堂 17 号》灵感来源于她已故的巴勒斯坦父亲的生活，将于 2026 年由克诺夫出版社出版。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和普拉特学院任教。吴俞萱，台东人。渴望把陌生的异境走成家。着有《交换爱人的肋骨》等九本书。曾获选为美国Santa Fe Art Institute、纽约Jane St. Art Center、法国La Porte Peinte、冰岛Skaftfell Art Center驻村艺术家。目前就读美国印地安艺术学院创意写作研究所。感谢一切亲爱的把我留住，而我试着将词语的初始含义还给词语，将初始的词语价值还给事物。最新作品为散文集《带着故乡行走》。

在哈佛学院，与其他典型的地下室设施（如公共休息室、洗衣房和垃圾处理设施）相邻的是仅有的两个专门供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使用的空间。    在卡纳迪厅的地下室里穿梭，感觉就像在迷宫般的管道、办公室和锅炉房中穿行，但这并不是这个新生宿舍地下空间的全部。在地下室的其他典型设施（如公共休息室、洗衣房和垃圾处理室）中，隐藏着哈佛学院仅有的两个专门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提供的空间。    穆斯林祈祷室位于卡纳迪厅E的地下室入口处，印度教祈祷室位于B厅，可容纳个人和小团体祈祷，对于每天经过哈佛校园的数百人来说，这两个祈祷室几乎看不见。纪念教堂就在几码之外，而哈佛希勒尔犹太学生中心罗斯科夫斯基大厅就在普林普顿街的尽头，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社区成员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有限的地下空间无法满足他们全部的精神需求。    对于哈佛大学第一位全职穆斯林宗教导师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来说，穆斯林祈祷空间只是“在流血的伤口上贴了块创可贴”。    根据《哈佛深红》对2025届学生的人口统计调查，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分别占学生总数的3.9%和3.1%。这两个群体加起来几乎相当于犹太教学生的7.4%。    印度教祈祷室于2006年开放，是哈佛大学第一个此类祈祷室。而穆斯林祈祷室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这并不是穆斯林学生唯一可以聚集或祈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在史密斯校园中心七楼的祈祷和冥想室找到社区，并在洛厄尔演讲厅聚集进行大型周五祈祷——但这是学院内唯一一个专门为穆斯林信仰的人提供的场所。    为穆斯林学生争取更合适的信仰实践空间并非新鲜事，但已经持续了超过25年。1995年《深红报》杂志的一篇文章报道，穆斯林学生在1994年先后七次搬迁，直到最终落脚在卡纳迪地下室，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在寻找更大的空间。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准入、接纳、尊重——与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和管理人员今天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    “这个空间不合适、不恰当，也不够大，”阿卜杜勒·拉希德说。“它需要彻底翻新、改变和改革。”在卡纳迪，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们聚集和祈祷，而且需要排队等候，空间需要大幅升级；阿卜杜勒·拉希德说，地毯需要更换，房间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 “说实话，去地下室时，总是感觉那么荒凉、空旷和压抑，”24岁的穆斯林学生阿拉哈·A·纳萨里（Alaha A. Nasari）说。    对于印度教学生，哈佛达摩崇拜主席德瓦尼 R.巴尔aer德’22，承认，他们对于新冠疫情后的首次宗教集会“有些担心”，甚至考虑分两班轮流进入祈祷空间，因为空间容量有限。    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都对各自的空间表示感谢，但也表达了失望和孤立的感觉。2024届学生阿里·马卡尼 说：“尽管我很喜欢（穆斯林祈祷空间），但每个穆斯林走进那里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被贬低到不可见的空间，哈佛拒绝公开承认和支持校园里的穆斯林群体。”    地下室的位置直接影响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对校园内社区受欢迎程度的感受，可见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印度教学生阿尔维拉帝亚吉（Alvira Tyagi） ’25解释说：“通常情况下，地下室是用来扔掉那些不重要的东西的地方。”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空间与他们的预期目的——精神静修——格格不入。阿德布尔-拉希德说。马卡尼则简单地说：“我只是不喜欢看到棕色人种被关在地下室里。”    阿卜杜尔-拉希德认为，缺乏可见性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问题难以解决。他说：“社区聚会越不被看见，问题就越不被意识到。关于空间问题的讨论总是被需求不可见这一事实所破坏。    大学发言人内特·赫皮奇（Nate Herpich）拒绝就学院穆斯林和印度教祈祷场所的不足之处发表评论。    据阿卜杜勒·拉希德（Abdur-Rashid）称，宗教、精神和道德生活委员会一年多前就开始讨论更新穆斯林祈祷场所的问题，但疫情期间这些讨论都停止了。牧师现在计划在董事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些关于空间的问题。巴尔瓦德还表示，哈佛达摩希望改造其空间。    “这不是关于孤立存在的社区，”阿卜杜勒·拉希德说，“而是关于多个社区的合作。”  原网址：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1/10/28/hind  

    我是一名穆斯林，但当我前往“穆斯林世界”时，我肯定不觉得自己是穆斯林。我不想冒犯当地文化，也不想违背自我意识，所以我绝不会穿着牛仔短裤，像典型游客那样打扮，但与此同时，戴头巾对我来说也总感觉不太对劲。我穿着传统服装进行个人祈祷，但我的信仰让我觉得保持现状即可。然而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不戴头巾意味着放荡。这种着装会招致人们的嘲笑、暗示性的目光以及不太隐晦的暗示。如果我戴头巾，我会觉得自己屈服于这样的观念：女人应该保持沉默，或者不值得得到他人的尊重。然而，如果我不遮盖头发，我会感到与我来此地区想要重新确立的穆斯林身份更加脱节。穆斯林世界将外表作为衡量宗教信仰是否虔诚的指标，这削弱了伊斯兰教更本质的要素。非传统女性在文化上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让我感到羞愧，因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我宗教的代表。    两年前，我和一小群美国高中生前往摩洛哥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化。到达后，我立刻感到自己占了便宜。我了解祈祷（尽管我的什叶派祈祷与摩洛哥的逊尼派传统略有不同），并且熟悉适当的房屋和宗教礼仪。然而，当我的东道主姐姐告诉我，许多摩洛哥人不会相信她说我是穆斯林时，我原本以为的宾至如归的感觉破灭了。我困惑地问她为什么。她猜测可能是因为我来自美国。当我指出似乎没有人质疑这个穆斯林女性同胞的身份时，她回答说：因为她戴着头巾。一位摩洛哥老师恳求那位戴着头巾的学生和她一起去清真寺，但那位学生拒绝了，并建议我可以陪她一起去，老师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一天晚上，我从学校打车回家，我犯了一个错误，用英语和出租车司机交谈，他问我来自哪里。我简短地解释我是美国人，并解释了我的穆斯林背景。这个人的后视镜上挂着念珠，仪表板上放着经文，他问我是否愿意稍后去酒店见他，并提议免费搭车，以换取一个吻。我礼貌地拒绝了，然后跑下了出租车。    公平地说，这些情况可能是由于对美国女性的错误描述造成的——当时摩洛哥电影院正在上映《欲望都市2》——但他的行为仍然不可接受，特别是对于一个自称虔诚的人。如果传统的穆斯林服装会暴露女性的谦逊，那么为什么那些没有按照文化规定着装的女性会立即被那些坚持伊斯兰着装的男人物化呢？难道女性应该引导男性的道德行为吗？    上个月我访问了科威特的海湾地区，那里也实行伊斯兰教法，但与摩洛哥不同的是，那里几乎没有旅游业。这个国家体现了美国消费主义和物质财富，也有贫困移民的底层阶级。科威特公民穿着罩袍和头巾（阿拉伯传统男性头饰），从外观上与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移民区别开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科威特家庭在Applebee餐厅享用正宗的美式美食，而他们的菲律宾女佣则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这样一个专注于集体宗教形象的民族的问题。尽管伊斯兰教法强调要喂养饥饿的人，并平等对待所有人，但中东地区对这种做法的遵守程度不及对文化指定着装方式的遵守程度。要求人们富有同情心和慷慨大方比要求他们遵守肤浅的宗教习俗要难得多，因为后者是肉眼可见的。当你试图将个人关系转化为集体行动时，你就抹杀了使信仰变得有价值的那种理解和选择。当一名女性决定戴头巾时，她应该是因为希望行为合乎道德且显得端庄，而不是因为这是文化规范或法律。    宗教的本质是开放性的，因此无法标准化。伊斯兰教有70多个教派，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之间的宗教冲突只是凸显了一个事实，即伊斯兰教不能仅以一种方式来理解。科威特等国家试图将宗教经文与法律相结合，试图强迫其公民接受本应通过个人选择来丰富的东西。结果，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消失了，人们希望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理解的希望也破灭了。  Shazmin Hirji ’15，Crimson的编辑作家，住在马修斯大厅。 原网址：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12/1/31/musli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毕业礼服看起来是这样的？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毕业典礼是学生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这是他们教育旅程的巅峰里程碑之一。然而，我们必须理解的是，古典“subfusc”或学术长袍的起源并不来自新典型的西方学术机构。   通常，在联邦机构中，学术着装最初是为了模仿牛津和剑桥的正式服装，早在17世纪就成为一种传统。传统上，它被用来展示适度的服装，类似于神职人员的服装，其特点是又长又封闭。   早在大多数州不以世俗方式运行的时候，（就像今天这样），学术礼服实际上背后有宗教情感——更令人惊讶的是，学术服装旨在反映阿拉伯thobe。   许多人没有深入研究这种普通服装背后的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格化的连衣裙起源于摩洛哥的非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目前在摩洛哥运营，被称为Al-Qarawiyyan大学。它的确切起源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895年，由一位名叫Fatima al-Fihri的女人创立。她利用她的遗产组建了一座带有相关学校的大型清真寺，从而最终成为第一批存在的高等教育中心之一。   随着其最初的成立，该大学最终吸引了许多西方学生，在伊斯兰黄金时代，拥有这样的教育支持了医学、技术和宗教研究的演变。据说，即使是帽子的形状和附着在长袍上的绳子似乎也模仿了《古兰经》，上面有一个书签。人们应该认为伊斯兰黄金时代是促进伊斯兰教育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之一。   像荷兰东方学家雅各布·范·古尔（Jacob van Gool）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旅行者，在这些机构之一学习，回来后，他帮助使这件衣服象征着学生的学术成就。没有什么变化——帽子和礼服的风格至今仍被普遍用于毕业典礼。 伊斯兰恐惧症的讽刺   现在，在对伊斯兰教在促进和促进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深入研究后，英国及其教育机构中仍然存在着伊斯兰恐惧症和穆斯林偏见的巨大讽刺......让我们深入研究统计数据！   伯明翰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仇视伊斯兰症在英国的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在更富裕的阶层中更臭名昭著（23.2%的人对伊斯兰信仰抱有偏见）——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反伊斯兰恐惧症运动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拥护。   事实上，现代科技（如抖音）的蓬勃发展使影响者文化对反伊斯兰偏见更加直言不讳，在年轻群体中是最活跃的，通常是大学年龄。   但可悲的是，即使有穆斯林名人和伊斯兰活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也是英国第二“最不受欢迎的”群体，仅次于吉普赛人和爱尔兰旅行者，25.9%的英国公众对穆斯林持负面情绪。全国学生会在2017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每三个穆斯林学生中就有一个在校园里经历了某种虐待或犯罪。   考虑到高等教育在伊斯兰世界奠定了基础，这种数字存在于高等教育环境中，这很不幸。高等教育学生所做的努力一直积极努力提高认识，以突出当今时代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沃里克学生会副主席兼研究生官Hamza Rehman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并表示，由于他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人们对他进行了许多诬言和评论。   我们应该注意，尽管多样性配额增加，适度的着装越来越多地被接受，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仇视伊斯兰教仍然是英国教育机构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原网址：https://themuslimvibe.com/muslim-lifestyle-matters    

这是一件和服，但我们穿在和服下面的内层被称为'juban'。这个词的来源实际上是阿拉伯语——“jubbah”。他微笑着指着和服的内衬——“这是jubbah，一件半阿拉伯半日本的服装！”     当我走过伦敦拥挤的街道时，我注意到自己感觉比平时更紧张——这不是我为工作所做的普通面试。是的，从纸面上讲，这只是我几天后会写的另一篇文章，但就我个人而言——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采访。这是我第一次与另一个回归伊斯兰教的日本人见面和交谈。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意识到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是非常罕见的。不仅很少有日本人住在伦敦，而且还把穆斯林和日本人混在一起——就说，我真的不记得上次用日语谈论宗教、伊斯兰教是什么时候了。    在推特上我一直在关注博士Qayyim Naoki Yamamoto——当我看到他将去英国旅行几天，展示日本传统茶道的美丽及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时，我抓住了接受采访的机会。几天后，我在布里克巷，曾经是移民东伦敦的中心，遇到了另一个回归伊斯兰教的日本人。    发现他并不难——身着深蓝色的男士和服（传统的日本服装）站在一家孟加拉餐厅外打电话，我忍不住嘲笑这种情况看起来多么奇怪——两个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在伦敦的一家孟加拉餐厅相遇。但是，今天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代表伊斯兰教呢？    我们用“Salaamu alaykum”和“Hajimemashite”互相问候——这可能是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被剥夺了任何与日语的关系，但我能够说日语，更重要的是，听博士的话让我很开心。山本用日语谈论伊斯兰教，并且是穆斯林。我准备深入研究日本的伊斯兰价值观、宗教与文化，以及与伊斯兰精神相关的古代日本道德理论。    因此，在和他坐下来的前20分钟里，我们谈论了我们在日本各自的城市（他来自冈山，我的家人来自大阪），他在京都学习的时间（作为一个来自大阪的人，抱怨我们的邻居京都是我们的DNA，他心地同意并加入了抨击），以及在国外找到真正的日本料理有多难（请不要再吃寿司了）。    他很自信，对任何事情都很健谈——我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他作为非常直观的日本穆斯林代表的角色如此重要。虽然他声称只是代表自己作为日本穆斯林的经历，但我不禁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情不仅对我们分裂和有些破碎的穆斯林乌玛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普通日本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终于开始适应“真正的”面试，在采访中，我笨拙地写下了几个我想问他关于日本文化和伊斯兰灵性的问题。我跳过了他的回归故事——从个人经验中，我知道归根结底，作为穆斯林，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如何生活，而不是我们说我们的沙哈达的那一刻，这应该更重要。    我很好奇他对日本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看法——两者有没有办法建立健康的关系？今天的日本以同质化、孤立的岛国以及看似古老的传统而自豪——那么在这一切中，伊斯兰教还有空间吗？    他的回答是热情的“是”。    “穆斯林在日本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强调，“我指的不仅仅是日本穆斯林，而是巴基斯坦穆斯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埃及穆斯林。我们开始享受多样性。我们需要利用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不仅为日本社会做出贡献，也为穆斯林乌玛做出贡献。”    虽然多样性在日本正在慢慢恢复正常，但博士山本不情愿地提到，任何走向多样性的运动总是会有反弹。不幸的是，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近乎法西斯的日本个人和团体的趋势也日益增长，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多样性。    “这些人说，作为日本人，我们面临被污染的风险，”博士。山本在我们俩都龧嘴一时说：“但我认为这个说法真的很肤浅。如果你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没有纯粹的日本文化。”    我对他的言论感到惊讶——作为一个混血儿（我父亲不是日本人），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不是“纯”的日本人，我可能无法代表“纯”的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当然，从本质上讲，我知道这是假的，但听到博士的消息仍然令人惊讶。山本说，没有纯日本文化。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看看我们的衣服，”博士。山本指着他的深蓝色和服说。“这是一件和服，但我们穿在和服下面的内层被称为'juban'。这个词的来源实际上是阿拉伯语——“jubbah”。他微笑着指着和服的内层——“这是jubbah！”    他笑着说：“这些右翼的日本人穿着和服来表明他们是'真正的'日本人，但这实际上是半阿拉伯半日本的服装！”    当我从这个新消息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时，他暗自想当场打电话给我妈妈，听听她的反应，他开始拿出他一直带着的传统日本茶道套装。除了他完成的其他一切（mashallah），博士。山本也是一位茶道大师——他从祖母那里学到了这种传统工艺，祖母也是茶道大师。      日本茶道不适合胆小的人——传统上，它可以持续四个小时，是一个严肃的、反思的和精神的仪式，不仅关于制作抹茶（日本绿茶），而且从字面上看，还注入了深厚的象征性宝藏。    博士山本拿出了传统的黑色容器，用来装深绿色的动力抹茶。“这，”他说，“叫夏目。”他稍作停顿，然后继续说：“夏目的意思是枣子——塔玛，干果。枣子不是日本的原产水果，而是进口的——那么我们怎么会以枣子的名字命名这个小容器呢？”    我不再做笔记，只是听着，在他继续说下去时，我的迷恋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当时，日本商人思想开放，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商人有很多互动。他们在与它互动或看到它后，以日期命名这个容器。许多人认为“日本性”或日本文化是一开始就创造出来的东西。但它不是。”    “在战国时期（从15世纪到16世纪），你们的城市大阪，”他指着我说，“就像纽约一样。那里非常多样化，各种各样的民族都住在那里。这种多样性使当时的日本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纯”日本文化，实际上都来自日本从我们西部边境的互动中茁壮成长的这个时期。    根据博士的说法，关于多样性和我们历史的所有背景都是必要的。山本，为了理解一件事：“做日本人不是种族。做日本人是一种信条，过着日本美学的生活。”他说，“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成为日本穆斯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令人震惊的——声明。他是否在说，基本上任何人，任何过着某种道德、价值观和美学生活的人都可以成为日本穆斯林？是博士。山本在布里克巷的这家孟加拉小餐馆里随意地重新定义了种族、文化和身份的概念？    提到将日本人定义为纯粹的种族是多么的问题——引用了阿伊努人、日本原住民、来自冲绳南部岛屿的人和混血儿的例子——博士。山本解释说，一旦关于成为日本族裔意味着什么的薄薄概念被揭开，了解成为日本穆斯林的实际含义就变得更加有趣了。    “在当代日本社会，这种对日本性的定义真的很模糊。这个定义只是作为不接受对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人的借口。”博士山本开始认真而严肃地说话。“我甚至认为你不一定要会说日语才能成为日本人。即使你有护照也没关系，总会有人质疑一个人的“日本性”。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日本性”。”    “作为日本人应该适合那些相信信条的人，一种来自日本的某种美学——比如简单。我们不能继续根据地理来定义日本人。日本穆斯林可以代表这个真正的日本。”    这种重新定义日本人的真正含义的概念，由那些认同日本穆斯林的人推动，是博士。山本现在不知疲倦地通过他的作品来代表——日本茶道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作为一个新皈依的穆斯林，他向公众展示日本茶道的旅程对他来说并不容易。“我曾经认为日本文化真的是非伊斯兰的，因为它是由非穆斯林建立的，”博士。山本解释道。“但我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颜色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经历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开始重新学习日本文化的原因。”    “就在那时，我开始发现许多美丽的文化习俗——我意识到有一种方法可以表达日本伊斯兰教。”    这种认识是导致博士的原因。山本开始他自己的旅程，积极参与保护日本许多传统方面的美丽——今天，他设计了将穆斯林和日本艺术无缝融合的伊斯兰日本手工艺品。    例如，博士。山本创造了一种伊斯兰的“夏目”——请记住，夏目是通常用于茶道的抹茶的黑色小容器。他小心翼翼地把其中两个容器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对阿拉伯书法如此自然地融入了容器的日本设计感到惊讶。    他向前倾倒，显然是我们迄今为止谈话中最热情的。“Hiç的意思是'虚无'，”他指着左边容器上的阿拉伯书法解释道。“这种虚无象征着这个dunya的虚无。在茶道中，”他继续说，“我们举行仪式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拥抱我们自己的虚无。”Tasawwuf，成为和实现理解真主的精神现实的过程，似乎在日本茶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听博士之前，我从未猜到。山本。    仿佛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我的观点，即他真的在伊斯兰文化领域创造了突破性的作品，博士。山本解释说，在日本茶道中，传统上反复擦拭这些容器的表面，以净化仪式期间的思想和灵魂。现在容器上有伊斯兰书法，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也可以同时进行dhikr，同时反复清理阿拉伯书法。    看着博士，我不禁感到无比的满足感。山本的手工艺品——在我开始结束我们的采访之前，他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吗？    事实证明，他还为自己的日本漫画系列绘制插图和写作，主角是hijabi忍者。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漫画的最大粉丝。”博士山本带着青春活力的气息说。“我在《火影忍者》、《海贼王》和那些类型的漫画中长大。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以外的许多穆斯林儿童也喜欢日本漫画——龙珠、翼船长、柯南侦探。日本漫画也正在成为一种通用语言，它现在就像一种通用语言！”    他开始从文件夹里拿出纸，他解释说：“我们需要用这个来在日本社会和穆斯林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开始设计自己的漫画风格的穆斯林角色，”他说，给我看了一幅美丽而复杂的手画，“因为许多以穆斯林角色为特色的电视节目或电影经常试图将穆斯林身份简化为种族身份。这个角色可能是穆斯林，但他们从不讨论“穆斯林”。很少看到一个穆斯林并戴着头巾的电影角色——我认为这不公平。头巾女人无处不在，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她们？”    我低头看着他的画，了解了他的穆斯林漫画角色中所有细节。她穿着传统的和服，但也戴着头巾——头巾甚至看起来有些不同，这是我无法放置的风格。    “我开始了自己的hijabi忍者系列，”他笑得很开心地说。我忍不住对这个想法笑了——头巾和忍者在同一句话中？和服和穆斯林是同一个角色吗？如果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博士。山本一生的作品在一幅画中，就是这个角色。    我指着他为忍者角色画的头巾，仍然对设计感兴趣。博士山本立刻笑了笑，热情地点了点头。    他解释道：“我设计了和服和头巾的风格。”“我自己设计和创造的头巾是为了在两者之间创造和谐。我认为这看起来很自然，因为她看起来“酷”，就像一个漫画角色或英雄。”     他指着我自己的头巾。“起初，我试着用像你一样的头巾或相当标准的头巾来画这个角色——但它与和服完全不匹配。我意识到这种头巾风格与西方或现代服装相配。西方服装通常躺在肩膀上，然后从身体上掉下来——所以头巾也会自然地遵循这些相同的形状。”他站起来，展示了他穿的男士和服。    “但穿日本和服，主要焦点是obi（水平包裹在下半身的大布），”他伸出双臂说。“所以我们不是从肩膀往下穿衣服，而是穿腰部。因此，织物的流动不会向下流动，而是为我们保持直立。因此，对于我设计的头巾，我使用了与和服相同的图案——保持直立，然后从两侧向下流动。就像和服一样。”    虽然对局外人来说，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头巾风格，这似乎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绘画设计，但对我们来说，看看他的绘画，感觉非常真实，也非常具有突破性。    “英国穆斯林有自己的头巾风格，土耳其人也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想让日本穆斯林，或穿着和服的穆斯林，也有自己的头巾风格，”博士。山本解释道。和服本身也可以说非常具有伊斯兰性——它覆盖了整个身体，不显示身体的形状，并且像一件甚至可以穿在清真寺的衣服一样自然流动。    所以。首先为什么要创作这个系列？他创作这个系列的总体目标是什么？毕竟，画、写和制作漫画系列要花很多钱，他甚至计划把它拍成动漫（动画电视剧）。    “美国、日本或欧洲等国家的穆斯林儿童经常挣扎，”博士。山本一边严肃地说，一边开始收拾他的画。“每天早上醒来时，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去学校，面对老师或学生，他们可能会问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不愉快或不舒服的问题。他们必须给出一个答案来证明自己——但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孩子。即使是我自己，也会努力回答这些问题。试想一下，当这些孩子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走回家时，一定感到多么孤独。”    我停顿了一下，思考着他的话。我们俩都皈依了宗教，所以从来不需要在一个经常仇视伊斯兰教的世界里成长为穆斯林儿童。他的同理心和同情心确实令人谦卑。    “我分享这个漫画角色的原因是我想告诉穆斯林儿童，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可能会感到失败或孤独，但这些hijabi忍者，”他在这里笑了，也许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荒谬，但更有可能是对未来的充满希望，“这些hijabi忍者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面临着与这些穆斯林儿童相同的挑战，但我总是试图为主要的hijabi角色找到一张坚强的面孔。这个漫画系列是关于那些穆斯林儿童的。”    当我们收拾好东西，在伦敦繁忙街道的炎热夏日空气中离开孟加拉餐厅闲聊时，我不禁注意到，当我们走向火车站时，我们的谈话是多么平凡。    他聊了聊天气，开玩笑说在伦敦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和服，因为伦敦太多样化了，甚至不关心另一个穿着传统服装的人，以及他是如何对我城市大阪的喜剧节目了解的。    也许这是我们采访后对我来说最深刻的——这应该感觉多么普通。虽然他正在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真正鼓舞人心，但归根结底，我们也只是在进行一次普通的谈话。两个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讨论hijabi忍者和伊斯兰茶道，并重新定义民族身份，对我们来说只是又一天。    我猜这就是成为穆斯林的美好之所——真的，在真主的旨意志下，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甚至是hijabi忍者。  本文的转录和翻译由作者单独完成，作者对任何错误或缺点承担全部责任。作者对采访内容或博士的任何引文的任何误解或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山本。   原网址：https://themuslimvibe.com/featured/my-interview-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