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提起马尔科姆·X的罹难依然令人痛苦万分。当下若想全面地对其予以评价恐还为时尚早，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公正、全面地衡量他。马尔科姆的死之所以如此怆痛，是因为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里，我们倏间变得更加渺小、无力，更加脆弱。
我们怅然若失，不仅为他的家人，也为他本建立着的运动，还为黑人群体，更为整个革命事业。每个人心中都有恸哭的冲动，因为不忍面对他仍值壮年却死于非命的事实；因为马尔科姆依然年轻，还没来得及为这场斗争、为人类的解放贡献出他全部的、所有能够献出的力量。
二十五年前，当另一位革命家遇刺身亡时，我还是个青年人，而那位革命家名叫列夫·托洛茨基。当时的我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托洛茨基在领导、洞见和政治智慧上的重要程度，又或受到了广大同辈的影响，认为情感宣泄是懦弱的表现。总之，在托洛茨基殒命后，我没有哭。但马尔科姆离世时，我却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并非认为他在此二人中更为出众。我为马尔科姆哭泣原因之一是，三十九岁的他还处在人生的上坡路，正在为他的抱负奋斗，由他领导的运动也方才起步；而六十岁的托洛茨基则早已迈入了思想和事业的成熟期，业已为今后的运动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不管是战争、迫害——来自轴心国，也来自同盟国——冷战行为还是政治猎巫都无法抹去他的贡献。
但即便谈论马尔科姆仍是如此令人痛心，想要全面评价其人也尚还困难，我们至少能着手审视他的思想遗产及其形成经过。于此，我们要尽力从情绪中抽离，加以克制。这便是三周前，马尔科姆在底特律讲演时所提倡的精神——清醒地思考当前的斗争，思考权力结构扼杀、阻挠斗争的方式；清醒思考，依仗理性，拨云见日。
家庭背景
在西印度群岛被一名白人男性奸污后，马尔科姆·利特尔的外祖母诞下了他的母亲。马尔科姆四岁时，他一家的居所遭三K党徒付之一炬。六岁时，其父不幸惨死，据信是因私刑遇害。
马尔科姆的家庭自此支离破碎，年轻的他开始往返于福利院和寄宿家庭之间。他曾就读密歇根州梅森县的一所小学，成绩优异，却在十五岁的年纪戛然辍学。马尔科姆接着去到波士顿投靠姐姐，打工维生。在当时，像他这样的黑人小孩只能去擦皮鞋、卖汽水、在饭店打杂、在开往纽约的列车餐车上帮手、或者在哈林区的食肆里侍客。不久，马尔科姆便于波士顿地下世界的堕落中沉沦。他开始赌博吸毒，偷拐抢骗。这些都记载在他即将出版的自传里，包括是如何因入室行窃被捕、定罪并被判处了十年监禁。这是1946年的事，马尔科姆才不到二十一岁，和在座的许多听众年纪相仿。
丛林法则
马尔科姆彼时怀着的是怎样的信念？那时的生活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片丛林，只有最凶悍的人才能生存——抽刀杀向弱者，人人各为其主，皆受丛林法则的驱使。马尔科姆的第一份工作是拜一位朋友所赐。那位朋友向他忠告：“一定记住，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拼出来的。”
马尔科姆的父亲生前一直仰慕马库斯·加维，但“种族自豪”对还身穿“阻特装”的小马尔科姆来说简直天方夜谭。他东施效颦地试图把一头非洲卷发拉直成白人的模样。他的见识都从白人那里得来，也正是白人将种族社会的伪学装进了他的脑子。在今天的黑人区，太多的年轻人和1946年的马尔科姆别无二致。
狱中皈依
监狱有如地狱,但亦是用来思考的好地方，许多重要的抉择都诞生在监狱。我们所在的这座礼堂得名于尤金·V·德布斯，他正是于1895年下狱时皈依了社会主义。同样在狱中改信的马尔科姆即将迎来人生的转折。
通过家书往来和亲友探视，马尔科姆得知了一个由伊利亚·穆罕默德率领、名为“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组织。此美国教派在民间俗称“黑人穆斯林”，视安拉为真神，奉行正统穆斯林的部分礼法，某些地方稍作更调，尤其是种族相关的内容。
伊斯兰民族教诲道，当人间还是乐园时，最初的人都是黑皮肤。白人是堕落而低贱的亚种，命中注定在统治世界六千年后灭亡。六千年之期现已终结。黑人能够在即将来临的灭世之灾中幸免，但唯有与白人彻底分离、并信奉安拉的信使——穆罕默德——方可得救。
站在科学的角度，“黑人穆斯林”不过是和其它宗教一般玄妙的神话传说。但在宗教团体外，“黑人穆斯林”亦是一场潮流运动。它的存在为底层社会提供了庇护和希望，为自我革新带来了激励。在一个残忍、压迫的世界里，它将手足同心、团结一致的精神传播了开来。
有关“黑人穆斯林”运动的细节，我在此不加赘述，有数目可观的文献供大家参考。我想指出的要点是，马尔科姆在狱中彻底皈依了宗教，奉伊利亚·穆罕默德为圣人，相信伊斯兰民族能将他和他的族人领上一条通往救赎之路。
自我教化
马尔科姆上到八年级就辍学了。在服刑的日子里，为了能在出狱后更好地参与“黑人穆斯林”运动，他开始自学演讲与辩论。不知从何学起的他只好先翻开字典，把认为有用的单词誊抄在一张表格里。但才翻完字母A打头的词，表格就抄不下了，词语之多让马尔科姆惊讶不已。他从A一直翻到了Z，并感悟到：“有生以来头一次，我能真正看懂一本书上都写了什么。”马尔科姆的经历可谓是密歇根州——乃至整个美国——黑人受教育程度的缩影。
从那时起到他出狱，马尔科姆只要有空便一头扎进图书馆，按他的话说“去挑上几本书读”。不消数年，他将跻身美国最伟大辩论家的行列。政客、大学教授、记者和任何敢于挑战他的人，无论黑白，都不在话下。
在黑白两色的贫民区内，隐匿着不可计数的天赋才智。只需赋予其生活的希望和目标，他们便能挣脱束缚，发光发热。
组织才能
六年铁窗生涯后，在1952年的春天，二十七岁的马尔科姆从长兄威尔弗雷德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也因此被批准假释。出狱后的马尔科姆在底特律的贫民区干起了家具销售。同年晚些时候，他赶赴芝加哥听伊利亚·穆罕默德演讲，二人初逢。伊斯兰民族运动吸纳了马尔科姆，并赐名“马尔科姆·X”。他自愿承办起底特律方面的组织活动，成绩斐然。底特律清真寺注册的信众数量翻了三番，马尔科姆也被提拔为了助理传教士。
1953年底，马尔科姆迁往芝加哥与穆罕默德共同起居，接受了数月之久的训练。穆罕默德把他派往了尚还没有任何清真寺的费城。不到三个月，一座清真寺拔地而起。马尔科姆显然有着非凡的才干、精力和投入。穆罕默德钦点他去领导纽约方面的运动，于是在1954年，不到30岁的马尔科姆重返纽约哈林区。不出数年，他便助偏隅一方的“黑人穆斯林”名满美国，他自己也蹿升为全美名人，成为了趋之若鹜的演说家和激进青年的偶像。
演说家马尔科姆
在顺着时间继续讲起之前，我想特别提一下马尔科姆的演说才能。我本人并非专长于演说，如果有专家能就此作一番研究便再好不过。现存材料不少，马尔科姆的许多言谈都有录音留存。
他的演说风格独特。扼要，干练，如同箭矢，不加丝毫矫饰。他修辞求简，扎根于广大听众的寻常经验。马尔科姆深谙大众心理，了解他们所感所想和强弱之处。不费一句多余口舌，也不加半点阿谀奉承，便能直击听众的理智与情感。不过，虽然有着超凡地打动、激励之能力，马尔科姆的首要武器依然是理性而非感性。
尚在早年间，还在谈日后将遭摒弃的思想时，马尔科姆就已经如此。比如他63年十一月在底特律群众大会（Grass Roots Conference）上为黑人穆斯林所作之演讲，资料能从非裔美国人广播录音（Afro-American Broadcasting and Recording）出版社找到。这是马尔科姆一生所作最伟大的演讲之一。尽管并未反映他的后期思想，但依然值得反复细听，因为刚才所提到的品质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有许多媒体诽称他为“煽动家”。但从这份演讲中我们能听出，马尔科姆与所谓的煽动家截然不同。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于理性。
这种风格亦迥异于伊利亚·穆罕默德。首先，穆罕默德并不具备马尔科姆的幽默和机智。更关键的是，穆罕默德演说的力量来自于宗教，来自于神圣权威与身后来世；马尔科姆的武器是理性，是逻辑。马尔科姆关注的是现实和当下，即便仍出入穆罕默德左右时也一样。穆罕默德的讲道只有虔诚的信徒才听得进去，但马尔科姆的成功不只限于穆斯林群体。
寥寥数语不足以完整的勾勒出马尔科姆的演说生涯。我只希望抛砖引玉，把更深入研究的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我唯一要表达的是，在向最受压迫群体进行思想传递这方面，美国历史上再鲜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不仅仅是技巧问题；技巧是通用的，任何人凭借都能学习掌握。马尔科姆可贵在于能与受苦之人有如此紧密的联结，能如此成功地与他们沟通；因为他为他们发声，他视自己为他们中一份子。
分道扬镳
我们现在来到了1963年，马尔科姆第二个人生阶段的终点。在接下来的1964年三月，他将与穆罕默德分道扬镳。1963年是黑人运动风起云涌之年，千千万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在这一年，黑人运动从南方发展到了北方城市的贫民区，那里也是“黑人穆斯林”的堡垒。民权运动尚未演变为革命，但俨然是革命的序曲。这一背景诞生了一个困境，最终引发了“黑人穆斯林”运动的危机。
“黑人穆斯林”的激进立场促进了其它黑人组织的左倾，这是积极意义。但当斗争真正到来时，“黑人穆斯林”却往往隔岸观火。他们言辞激烈，但对非穆斯林黑人的遭遇却袖手旁观。白人和黑人造反派两者与他们皆非同路。
在“黑人穆斯林”内部，分歧初现端倪。受马尔科姆影响、更加激进的少壮派已经摩拳擦掌，希望把言语付诸实践。穆罕默德试图平息态势。在1963年二月的全国组织大会上，他号召独立开展黑人政治运动，但旋即食言，并撤回了一系列其它介入行动，保持抽离立场。当“自由当下党（Freedom Now Party）”于六个月后建党时，穆罕默德更拒绝为其背书、禁止“黑人穆斯林”成员加入。
马尔科姆在1963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后站出来发表的评论，成为了决裂的导火索。穆罕默德将马尔科姆噤声，又故意停止其所有组织事务，意图羞辱他一番。不过，这只决裂的直接导因，而非根本原因。双方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黑人群体中不断涨潮的激进思想和群体行动。面对清真寺门前激愤的群众，这两派“黑人穆斯林”渴望以新的姿态做出恰当回应。
成长与进步
无论到来还是离去，马尔科姆与“黑人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都是建设性的。马尔科姆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投向了“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监狱的肉体隔绝，还有与社会和其族群间的隔绝。多年来，马尔科姆对组织做出了贡献，组织也让马尔科姆受益匪浅。作为替穆罕默德解决问题的头马，马尔科姆得以周游全美，得到了对贫民区黑人身份入木三分的理解。“黑人穆斯林”拓宽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头脑。
马尔科姆的到来是因为孤单和迷茫，而离开则是因为他深入地接触、了解过了黑人群体，不再满足于“黑人穆斯林”的目标和期许；是因为他正成为愈来愈多寻求变革的人眼中的代言；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或者说，新的使命找上了他。在生平历练的驱使下，无论这份使命困难几何，他都义不容辞。
离开想必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想想吧：在三十八岁的年纪，身旁妻女环绕；工作有保障，待遇不错，供车供房还补贴开支；受人敬仰；在工作中仅一人之下，上司还已年逾古稀、身体抱恙。这样的生活让别人来选，多半会走安稳的道路。专注份内，明哲保身，韬光养晦。毕竟，这才是正统的美国生活方式——不管是在商界、政府、教会、社团还是劳工群体。
改变的实质
但马尔科姆生性并非如此。穆罕默德和手下的牧师一边以严苛的教义要求“黑人穆斯林”信众，一边却宽于律己，简直如同清教传教士。这让马尔科姆十分困扰。他曾想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专注于外界正发生的黑人运动。为了肩负起对黑人群体的真正责任，“黑人穆斯林”需要采取新的，更大胆、激进的方针。但其他认识到需要变革的牧师却慎终如始——他们不是马尔科姆·X。
在1964年初，马尔科姆经历了第二次“重生”。他意识到，自己的归宿在于黑人群众，而非穆罕默德的组织。作为“黑人穆斯林”领袖，他一度选择与腐朽的美国社会背道而驰。现在，他超越了单纯的“拒斥”（一种否定、消极的立场），进而选择与其抗争，组织运动以求变革（一种肯定的、积极的立场）。这是马尔科姆此次改变的实质。
一些极左派黑人团体不理解马尔科姆，嗤笑其变得“软弱”，反而是美国统治阶级和代言人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于是，他们对单飞的马尔科姆变得加倍凶恶。当马尔科姆开始筹划一场新运动时，他们的仇恨和恐惧愈发得证。于此，威廉·F·瓦尔德曾评价：“在因刺客的枪弹殉道之前，马尔科姆早已被结党营私的媒体钉上了刑架。”
更民主的运动
发起一场新运动是十分困难且劳神的。激进派应当理解并同情这样的任务——同时迎战新旧之敌。从一开始，马尔科姆就表明他不想简单地复制、微调“黑人穆斯林”运动。他想要一种新的架构，一种新的领袖与群众间的联系。
“黑人穆斯林”的一切都以神秘化的领袖和信仰为中心，要求对神圣、全知首领的屈从。马尔科姆的愿景截然不同，从他单飞后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便可略窥一二。他否认自己是“任何领域的专家”，还广开言路，呼唤来自各行各业——尤其是学生，无论黑白——的帮助。
他不只接受建议，更主动寻求建议。他不只诚邀批评，更欢迎批评。我对此有切身体验。我从未与马尔科姆会面，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我写过关于他的很多文章，其中大多都是对他的声援。他只对其中唯一一篇做过回应并表示感谢，而这恰巧是对他某场演讲评价最为批判的一篇。在我看来，这便马尔科姆的典型作风。
每当读到对组织的一些问题有用或相关的材料时，马尔科姆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其他运动领导人也弄一份，以供一起阅读、思考，进而达到立场上的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在遇刺当天，他计划参加对其关于“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OAAU）”观点的讨论。显见的是，马尔科姆准备搭建一个架构远比“黑人穆斯林”民主，集体领导程度远高于“黑人穆斯林”的组织。以下事实亦可佐证：尽管令一些保守成员感到不满，但马尔科姆并不害怕与激进派交往，也不会拒绝他们加入组织。
对自己的看法
马尔科姆兼备肢体和头脑的胆识。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单飞前他对穆罕默德的依从程度，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马尔科姆有多么勇敢。成年后，他与穆罕默德在不只十二年的时间里形同父子——不，还要更深，因为鲜有马尔科姆这般自觉、顺从的儿子。紧接着，马尔科姆瞬间变得孑孑一人。遇刺前三天，他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我曾是‘黑人穆斯林’的代言人。我曾信奉伊利亚·穆罕默德胜过基督徒信奉耶稣。我曾是如此信奉他，以至于我的头脑、身体和言语都百分百地为他和他的运动服务。我对他的信奉又吸引了更多的信众。”话锋一转，他接着说：“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睡梦中，受人控制似的。现在，我的所想、所说都是出于自身，而之前都是按照、遵从伊利亚·穆罕默德的驱使。现在，先生，我自以吾脑思考。”
而这正是我国统治阶级一切力量纠结起来，试图阻碍、防止黑人所做的事——独立思考。你需要来自智力和体魄的胆量，来为自己思考、发声；思考新的主义，寻找被统治阶级禁止的观点；在肯尼亚的茂茂义士与刚果的辛巴战士中寻找它们。独立思考——这才是开放、坦诚、自由的思想和革命领袖的真正标志。
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
现在，让我们不妨以马尔科姆在生命中最后一年所持的部分观点来为讨论收尾，检视他在黑人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上的立场。这样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少政敌已经开始散布关于马尔科姆的谣传，称其本已处在变节投敌的边缘等等。同时也因为他在最新一期《青年社会主义者》专访中的评论亦给其同黑人民族主义的关系增添了复杂性。
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绝非一物，但常常不幸被混为一谈。分离主义提倡黑人从社会中抽离，在美洲或者非洲独立建立黑人国家。黑人民族主义则提倡黑色人种作为同一民族团结一齐，建立由黑人领导、把控，有时独由黑人构成的大小组织，发动斗争，获得自由。现存的黑人民族主义并不涉足任何未来独立建国的问题，不支持也不反对。尽管分离主义者都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但黑人民族主义者并非都是分离主义者。
关长期被误解的二者间区别，可详见社会主义工人党1963年大会决议中《自由当下：黑人解放斗争的新阶段（Freedom Now: The New Stage in the Struggle for Negro Emancipation, Pioneer Publishers）》一文。
关于分离问题的立场转变
在“黑人穆斯林”时期，马尔科姆毫无疑问支持分离主义。在去年三月单飞后的第一场发布会上，他说自己准备发动一场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且重点强调了“黑人民族主义”。但马尔科姆也提到了分离主义。他说自己依旧将分离建国视为“最优解决方案”；不过之前，他都将此称作“唯一解决方案”。“但是，”他接着说，“在非洲分离建国是远期目标。在远期目标实现之前，美国国内仍将存在两千两百万的族人，他们都需要更好的食物、衣着、住房、教育和工作。现在就要。”
彼时，我将此视作马尔科姆的一次宣言，意说明其希望通过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来团结黑人，争取即刻需求；与此同时，继续坚持以分离建国为终极目标，辅以相应的宣传攻势。但我显然理解有误。因为在三月的发言后，再无处觅得任何马尔科姆对黑人独立建国的倡议。五月二十一日，在结束非洲旅程仅数小时后的一场发布会上，马尔科姆对“是否认为黑人应当返回非洲”一问做出了回答。他说，他认为黑人应当留在美国，为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斗争。
或许马尔科姆认为，尽管分离建国令人向往，但虚无缥缈以至于多提无益。或许他认为在分离问题上的两极立场会阻碍黑人团结。又或许他不再将分离建国视作理想。无论如何，在与“黑人穆斯林”决裂当时、或不久以后，马尔科姆就不再是一名分离主义者了。
关于黑人民族主义的回答
那么，马尔科姆在黑人民族主义上持何种立场？无论敌友，人人皆称马尔科姆为民族主义者。直到几周前，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紧接着，他在《青年社会主义者》专访中被问到：“鉴于你常被认为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你会如何定义黑人民族主义？”
他首先这样回答：“我曾将其视作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黑人社群的政治、经济以及种种应当由黑人自己把控。”也就是说，他曾依传统视角定义黑人民族主义，亦如我方才所说。
马尔科姆的第二段回答有关去年五月同加纳一位阿尔及利亚白人革命者的探讨。这位革命者希望让马尔科姆认识到，他自持的黑人民族主义立场恐怕会疏远一部分“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们亦致力于用任何必要之手段推翻现存的剥削制度”。这部分可由大家自行于《青年社会主义者》中查阅。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回答如下：
“那么，我有必要进行大量思考，重新审视我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定义。我们能否把黑人所面对问题的解决办法用黑人民族主义简单概括？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我数月以来都没再用过‘黑人民族主义’一词。至于这个国家的黑人解放需要何种总体哲学，我依然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定义的再审视
请注意：他彼时是在重新审视黑人民族主义的定义，且在思考其被概括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马尔科姆暂停使用了此表达，但尚未找到新的定义作为黑人解放的必要哲学。现在，我想谈谈我个人的解读。
马尔科姆一直是名黑人民族主义者——这是他所有思想的起点，也是他力量与活力的来源。无论他在对自己和亟待拟定的纲领的称呼一事上有多么迟疑，马尔科姆至始至终都是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若把他的本质与他脑海中对自我本质更贴切的指称二者相混淆，那将是一大错误。
黑人族群当前最紧急的需求依然是将广大群众动员、组织起来，组成独立运动并为自由而斗争。而正因为对斗争过程和独立构建运动的贡献，黑人民族主义仍有高度的进步意义。
但黑人民族主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黑人民族主义有可能是得到答案的必要手段，但不是答案的全部。它能帮助构建一场独立运动，但不一定能提供通往胜利的纲领。
“黑人民族主义”加上……
要黑人民族主义，没错。但解法不能被局限地概括为黑人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是黑人民族主义加上根本性社会变革，是黑人民族主义加上全社会的转型。尽管马尔科姆艰难地寻找着正确的指称，但实际上，他正在成为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加“革命者”（从《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专访来看，马尔科姆对“革命者”一词有着无上尊重）。
若说黑人有获得自由平等的可能，那便有且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注意，我所用词仅是获得自由的可能）是渐进主义；和平改革；十年时间内这一点、那一点的局部修补。不是“自由当下”，而是“自由未来”；而对于生活在当下的黑人来说，“自由未来”意味着“自由永无”。这即是林登·约翰逊、沃尔特·路德、马丁·路德·金、罗伊·威尔金斯和贝雅·鲁斯丁所持之纲领。如我们所知，马尔科姆断然拒绝了这种方法。
第二种是通过分离，通过向非洲或者美国部分地区移民实现。如我指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马尔科姆后来放弃了这种方法。
第三种——只有这三种，别再无它法——是通过对社会的革命性重构实现，基础性地改变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法律、教育系统；通过由反对并旨在根除种族主义的势力会组成新的政府，以革除现行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新的结合体
从之前所引之马尔科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评价不难看出，他倾向于第三种方法，或者至少开始加以关注。至于能否成功和如何实现，马尔科姆并不确定，但在加以思考；他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这条路线纳入OAAU的纲领与活动当中。
我认为，这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他在自我指称上的踌躇。因为马尔科姆不再只是黑人民族主义者，而是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加社会革命家，或者即将变成如此。
社会主义者们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自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者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融合的趋势；此种始发自民族主义的转变可见于古巴卡斯特罗及其运动之中。我们已经向许多反对派指出，在美国这类国家中，黑人民族主义必然在社会、政治层面取得最先进、最激进的成果。因此，我们向来主张、判断，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能够、应该且终将携手合作。
马尔科姆对指称的迟疑来自于新的实践——他正走向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这种结合适用于美国国情，并为贫民区的黑人群众所接受。马尔科姆未能在遇害前完成这项工作。现在，要由其他人来接手他所开创的事业。
终有后继
现在他死了，在可能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有成果的一年离开了我们。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正如弗兰克·洛弗尔上周在非裔美国人广播公司（Afro-American Broadcasting Co.）的追悼会上所说，对黑人和所有希望根除孕育种族主义之制度的美国白人而言，马尔科姆之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马尔科姆这类人并不世出，当世罕有。人类进步的敌人将得益于他的离世，而向着进步的斗士则会遭到削弱和伤害。
但尽管打击巨大，斗争不会被彻底摧垮。要顶替马尔科姆绝非易事，但后继终将有人。资本主义制度在滋长种族主义的同时，也诞生了对种族主义的反抗，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马尔科姆不会在一夜间得到替代，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应该加倍努力地奋斗、工作、斗争，加倍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填补这位被我们所爱戴之人身后留下的空缺，并扶持、鼓舞那些终将继承他的人。
（本文为乔治·布莱特曼于底特律“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礼堂向“周五晚社会主义者论坛”所作演讲，书味转载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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