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19年的阿拉伯文学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反独裁主题创作继续深入，陆续出现一些大胆抨击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小说，并且多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和反乌托邦色彩；历史题材小说集中涌现，对现实的失望迷茫促使作家追溯过去寻求答案，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并思考当下现实；海湾君主制国家政局的相对稳定客观上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海湾文学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 阿拉伯语年度文学研究 反独裁 历史书写 海湾文学
中东剧变爆发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下台。他们统治国家数十年之久，执政后期不思改革，导致政治体制僵化，国民经济衰退，贪污腐败猖獗，社会矛盾激化。因此，批判和揭露专制暴政一直是现当代阿拉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时至今日，虽然前政权已经垮台，但包括军政府在内的现任政权的统治依然令人担忧，特别是各国针对文学创作的诸多限制依然存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阿拉伯作家们继续勇敢发声，陆续出现一些大胆抨击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小说，并且多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和反乌托邦色彩。
一、反独裁小说持续繁荣
旅居巴黎的也门作家阿里·穆格里的小说《领袖的国度》被认为是生动刻画阿拉伯世界独裁者形象的一部佳作。作家曾在创作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泛收集和阅读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等阿拉伯各国领导人的传记资料，试图从中总结提炼这些备受争议的独裁人物的共性。小说通过独裁领袖的种种作为，展现了阿拉伯国家政治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共同特点，即利用虚伪、欺骗、恐吓、镇压等手段愚弄和压迫民众。作家主张推翻专制独裁统治，但对不成熟的“革命”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因为那“好像每个人都开始反对所有人，毫无意义地大喊大叫，革命变得似乎更接近死亡，而不是意味着接近重生”。此外，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思考阿拉伯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写作与政权的关系。小说中的知名作家因生活拮据、妻子病重，无奈加入为“领袖”写书立传、歌功颂德的传记委员会，内心仍备受煎熬：“我堕落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就像我一直看不上的政权那样一无是处”，“细想一下，我所做的难道不是在背叛自己的灵魂吗？还是我以前的灵魂已不再与我有关，它得到了名誉和声望，却再也离不开穷困的围墙”；作者借此反映“阿拉伯之春”后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和破产作家有时会为了物质回报被迫向权力低头，并对其尴尬处境深感忧心——“阿拉伯知识分子是被边缘化的，受到多重打击，不仅有来自政权的监察和控制等等，还总被日常生活的窘迫境况所累”。
（作家阿里·穆格里和《领袖的国度》，图片源自网络）
埃及作家穆罕默德·拉比阿的《埃及众神史》延续了前两部作品《龙年》（2012）和《水星》（2014）阴郁暗黑的风格，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而且更加荒诞。两年前作家接受采访时就曾解释为何刻意反复使用讽刺手法，并且尖锐地批判埃及的独裁统治：“讽刺是一种工具，为的是展现这个国家有多么腐败脆弱，如何依靠肮脏的手段控制人们……讽刺有助于描绘统治者们的形象，他们在上位之前就已身心失常，而‘绝对权力’更加剧了这种失常。他们患有多重心理疾病，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自认为是神！你见过哪个埃及统治者不自以为是神的吗？”小说采用了“书中书”的结构，前半部分讲述埃及共有五位神，最后一位名为“赫尔比图”的神记录了诸神统治的历史。这是一部算计残杀、谋权夺位的历史，虽然有过允许宗教信仰自由、试图建立民主制度的短暂阶段，但最终还是由独裁统治取而代之。这部分是对现当代埃及历届集权统治的一种影射。后半部分揭示撰史者其实是一名自称“赫尔比图”的历史学教授，因长期在动荡政局中无法实现个人的生活诉求与学术抱负而逐渐产生畸形心理，从独裁的反对者转变为其忠实拥趸，甚至将自己神化。这部分通过夸张的方式向埃及读者提出振聋发聩的追问：埃及人为何总将领袖供上神坛，赋予他们高于人的地位？！对权威的膜拜与顺从是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痼疾，为独裁专制大行其道提供了温床。
（作家穆罕默德·拉比阿和《埃及众神史》，图片源自网络）
独裁政权对文学创作的压制也激发了一些作家的灵感。科威特女作家布赛娜·以撒的小说《世界表面的守卫者》虚构了一个民主丧失、科技被废止的未来世界，统治者认为人的欲望和想象力是导致一切冲突、战争、社会动乱等对抗行为的罪魁祸首，应当对其实施严格监控，于是人们失去了思考和创造的基本权利。主人公是政府监察部门的图书审核员，主要工作是筛选出带有思想和想象力的图书并将其焚毁。然而在阅读过程中他逐渐受到一些书中角色的启发，开始不断认识自我，最终成长为主动保护图书的守卫者。小说中巧妙地融合了多部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象征元素，包括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匹诺曹》，还有《希腊人佐巴》以及反乌托邦经典作品《1984》和《华氏451度》。作者在富有创意的层层叙述中，揭示出独裁统治无论如何残暴，都无法阻挡人类思考、创造和言说的天性，这也是人类反对压迫、争取自由的本能。
（作家布赛娜·以撒和《世界表面的守卫者》，图片源自网络）
二、历史书写集中涌现
阿尔及利亚青年作家阿卜杜·瓦哈布·伊萨维的小说《斯巴达法庭》获得2020年第十三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这是阿尔及利亚作家首次荣获这一奖项。小说以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和法国殖民统治初期为背景，通过五位主要人物的多重视角，全面展现阿尔及利亚被外族占领期间的社会概貌，反映阿尔及利亚人如何以各种形式对土耳其和法国的双重殖民统治进行顽强抵抗。马哈福兹曾说“阿拉伯小说经常是努力在寻找某种东西，可能是爱情、救赎或自我……”，那么这部小说所要寻找的正是祖国的荣耀，让读者了解阿尔及利亚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凛然无畏的斗争精神。殖民时代虽已结束，但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却很深远，造成殖民地国家在现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因此，殖民地作家通过解读被殖民时期的历史，试图重新审视当下祖国与曾经的殖民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作家阿卜杜·瓦哈布·伊萨维和《斯巴达法庭》，图片源自网络）
共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八部小说参与角逐2020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入围长名单的十六部小说和短名单的六部小说中绝大部分都是历史题材，例如：埃及作家尤素福·泽丹的《法尔德坎堡》再现了“世界医学之父”伊本·西拿跌宕起伏的一生；埃及女作家拉夏·阿德利的《帕夏最后的日子》重新解读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历史事件以思考东西方的关系问题；黎巴嫩作家贾布尔·杜维希的《印度王》讲述一个世纪以来教派冲突给黎巴嫩人民带来的苦难与悲剧；叙利亚作家赛里姆·巴拉卡特的《犹太女士蕾切尔怎样了？》讲述1967年“六日战争”后叙利亚东北部卡米什利市里犹太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故事；利比亚女作家阿伊莎·易卜拉欣的《羚羊之战》试图从古老的洞穴铭文中探寻一段鲜为人知的利比亚古代历史；沙特作家马格布勒·阿莱维的《备战总动员》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半岛经历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评委会主席、伊拉克评论家穆赫辛·穆萨维认为大量优秀历史小说的集中涌现值得赞赏，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并强调“书写历史并不表示放弃当下，因为历史是以不同的方式意味着当下”。
除了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入围作品外，埃及作家瓦利德·阿拉丁的《基米娅》也是一部受到好评的历史题材作品。小说以八个世纪前寄养在波斯大诗人鲁米家的少女基米娅这一真实人物为原型，记述她被鲁米送给挚友夏姆斯——一个比她大五十岁的苦行僧后的不幸境遇。作家认为世人都沉浸在对鲁米的崇拜及其充满爱与哲思的诗篇当中，而少女基米娅则被历史遗忘，成为以宗教和名誉为名的牺牲品。瓦利德表示“基米娅代表着每一个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的无辜灵魂”，通过文学的方式讲述她的故事，为其正名，正是作家的使命。
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阿拉伯文学或从与官方历史文献记录不同的视角去深入挖掘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试图在真实的历史和想象的叙事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或对尚未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使用文学的想象力填补历史空白。巴勒斯坦著名评论家费萨尔·达拉吉曾在其重要著作《小说与历史阐释》中指出，小说在观察和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能够以更客观、更有影响力的方式使这些事件复活。此外，近期阿拉伯作家对历史题材创作较为热衷的趋势，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低迷不无关系，对于现实的彷徨迷茫甚至失望愤懑，促使作家追溯历史，试图回到过去寻求答案，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并思考当下现实。对此，阿卜杜·瓦哈布·伊萨维也表示：“一般而言，历史小说不是为了故事本身而重构故事，其主要目的是探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根源到底来自何处。”
三、海湾文学势头强劲
阿曼女作家朱赫·哈尔西的小说《月亮的女人》获得2019年曼布克国际奖，这是阿拉伯语作品首次荣获该国际大奖，一时将世界文学界的目光聚焦到长期处于阿拉伯文学舞台边缘的海湾小国阿曼，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温和的文化氛围使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独树一帜。这部小说通过阿曼阿瓦费村庄一家三姐妹的爱情故事和人生经历，反映了阿曼社会从殖民时代结束后至今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曼布克国际奖评委会认为，“通过小说里人们的生活和爱情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阿曼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最贫困的奴隶家庭到马斯喀特的新兴富裕阶层……小说从一个家庭开始，而在结束时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小说最大的亮点是展现了多种类型的阿曼女性形象：遵从父母之命的传统女性玛雅、理性独立的知识女性阿斯玛、为爱等待的痴情女子郝莱、自由奔放的贝都因女人娜吉亚、任劳任怨的女奴扎立珐……尽管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经历坎坷，她们身上都具有一种坚韧勇敢的强大力量，她们是阿曼民族精神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象征着这个国家从古至今生生不息的发展原动力。
（作家朱赫·哈尔西和《月亮的女人》，图片源自网络）
不难看出，海湾国家的文化景象正在逐渐发生改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较于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传统阿拉伯文化中心而言，大部分海湾国家的文化传统比较单薄，而宗教气氛更为浓重，因而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审查和监控更加严格。一些涉及宗教、政治和性等敏感话题的优秀文学作品常被禁止，例如在科威特，苏欧德·森欧斯反映科威特教派冲突的小说《我母亲海萨的老鼠》和女作家达勒阿·穆夫提探讨女性问题的小说《探戈的味道》，都曾被官方禁止并提交审查机构。更有甚者，一些作家还因政府部门和宗教机构的审判不幸遭遇牢狱之灾。但是，为了应对当代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中东剧变之后，海湾国家致力于维护稳定和实现发展，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的监督和限制逐渐放开，客观上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气氛和更为开放的空间，因此逐渐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沙特作家阿卜杜胡·哈勒的《喷射火星》、沙特女作家拉嘉·阿莱姆的《鸽项圈》、科威特作家苏欧德·森欧斯的《竹竿》、沙特作家穆罕默德·哈桑·阿勒旺的《小死亡》分别获得2010年、2011年、2013年和2016年的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沙特女作家乌迈麦·赫米斯的小说《白鹭游历玛瑙城》获得2018年马哈福兹文学奖。近年来海湾本土和移民作家在阿拉伯地区乃至世界各大文学奖项中屡获殊荣，说明阿拉伯主流文学界对海湾文学的肯定，以及世界各国对海湾文学的接受与关注。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除了上文提到的科威特女作家布赛娜·以撒、科威特作家苏欧德·森欧斯、沙特作家穆罕默德·哈桑·阿勒旺之外，还有科威特作家阿卜杜拉·巴希斯、沙特作家艾哈迈德·哈吉勒、阿联酋女作家伊曼·尤素福、阿联酋女作家萨利哈·欧贝德等等。青年作家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作力，勇于在创作手法和写作技巧上进行尝试与创新，敢于触及社会中的敏感问题和热点话题，不断为海湾文学带来新视角，注入新活力。此外，有不少青年作家拥有较好的西方留学背景，受到西方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影响，对其文学创作一定有所启发。而海湾国家自身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发展变化，也为青年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创作土壤。因此，海湾青年作家们具有巨大的创作潜能，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艺术功力的进步，其写作也将会日趋成熟。
毫不夸张地说，近十几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大奖几乎都是由海湾国家设立和资助的，其中包括：2007年阿联酋的谢赫·扎耶德图书奖、2008年阿联酋的阿拉伯小说国际奖、2014年卡塔尔的卡塔拉阿拉伯小说奖、2016年科威特的阿拉伯短篇小说奖。这些奖项组委会每年聘请阿拉伯世界内外知名作家、学者等专业人士担任评委，遵循严格的评选程序，并不偏袒海湾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与阿拉伯世界其他文学奖项相比，这些奖项给入围短名单及获奖的作家们提供更为丰厚的奖金，因此也更具吸引力。无疑，这些奖项的设立给优秀的阿拉伯作家和文学作品提供了良好的展示平台，而且不少奖项直接资助获奖作品英译和出版，更是为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资金保障和发行渠道。同时，各个海湾国家也在其国内设立新兴文学奖项，或者资助举办文学工作坊、写作和翻译计划等活动，以鼓励和支持文学的发展。以上种种，当然与海湾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同时也表明海湾国家对文化与文学的日益重视。
除此之外，海湾国家出版传媒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海湾文学的快速发展。比较重要的电视台都有进行文学评论和文化访谈的固定节目，定期邀请阿拉伯作家携最新作品进行宣传，或者解读重要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和文化现象，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行者”和“文本之外”、沙特阿拉伯比亚电视台的“阿拉比亚图书馆”、阿联酋阿布扎比卫视的“启示者”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探讨文学翻译的节目，如阿联酋卫视的周播节目“阿布扎比在翻译”，每周五介绍阿拉伯和西方的重要翻译家，探讨不同文体的翻译风格和技巧。海湾国家迅速发展的出版业也是海湾文学发展的坚实后盾，一些出版社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编辑出版、图书销售等方面均表现出色，比如科威特的塔克韦恩出版社、巴林的马斯阿出版社、沙特的埃塞尔出版社和阿联酋的卡利马特出版社等等。综上所述，可以说海湾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势头良好，后劲十足。
总体而言，2019年的阿拉伯文学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反独裁主题创作继续深入，陆续出现一些大胆抨击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小说，并且多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和反乌托邦色彩；历史题材小说集中涌现，对现实的失望迷茫促使作家追溯过去寻求答案，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并思考当下现实；海湾君主制国家政局的相对稳定客观上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海湾文学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4期“年度文学研究专辑”，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中东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和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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