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穆斯林女性的头巾在某些场合是必需品，如不穿戴就会引人非议；换到某些场合却又成了禁品，规定穿戴头巾者不得进入。
埃及虽是穆斯林国家，但多数穆斯林女性享有穿戴头巾与否，以及选择不同样式的自由。中央社记者施婉清开罗摄114年4月15日
埃及人口超过1.1亿，其中约9成是穆斯林。许多穆斯林女性穿戴头巾，但也有些女性选择违背主流不戴头巾，尤其是在高度西化的首都城市开罗和新兴城市新开罗。
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第33章59节记载，妇女应以罩袍遮盖身体，让人可识别她的宗教身分，进而避免受到侵犯。此条文成为女性穆斯林应穿戴头巾的主要依据。
19岁女大学生法蒂玛（Fatma）去年开始自愿穿戴头巾。法蒂玛告诉中央社，她的母亲虽是穆斯林，但不戴头巾，也未曾要求她戴头巾；然而她去年上大学后，内心不断涌现想要戴头巾的念头。
法蒂玛说，她毅然决然戴上头巾后，内心感到非常祥和，且与真主距离更接近。由于她就读的开罗德国大学（GUC）属国际性大学，周围的女同学几乎都没有穿戴头巾，当她开始戴起头巾后，也出现过短暂的同侪压力，但她仍坚持到现在。
54岁的开罗美国大学（AUC）女教师玛可达（Magda）与头巾的连结则完全不同。玛可达在加拿大出生长大，回到开罗后发现，穿戴头巾可让她在职场上更平等地与男同事沟通，不受其他干扰，便开始穿戴头巾。
然而，2011年埃及茉莉花革命后，玛可达戴头巾的想法出现转折。许多女性在革命期间积极响应，引发一波女性争取自由的行动。玛可达也在这时拿下头巾，从此不再穿戴头巾。
45岁的家庭主妇哈拉（Hala）从青春期就被父母强制穿戴头巾。她和玛可达同样面临争取自由的冲击。哈拉告诉中央社记者：「我不要再用头巾来束缚自己了。」
住在开罗市中心的80岁穆斯林妇人艾札（Azza）表示，她和同龄的女性亲友平时都不戴头巾，唯独在祷告时，会拿出素色长纱布顺着身体从上往下盖住头颈部，然后双脚跪地安静地独自祈祷，感受和真主对话的时刻。
艾札说，那一层布成了她阻挡外界干扰的幂帘。这也是古兰经对头巾（hijab）的原始解释：将先知穆罕默德家中访客与其妻子住所分隔开的窗帘布。
对埃及人的外籍配偶来说，头巾代表的是另一番情怀。
从台湾嫁来埃及的陈姓女子告诉记者，她原本不是穆斯林，初嫁到开罗时，有天独自一人在夫家附近散步。走了一下午后，回到家大哭一场，第2天决定戴上头巾出门。
陈女的夫家位于开罗较偏远的市郊，民风不如市中心开放。当她穿着对台湾女性来说再平常不过的短袖宽圆领上衣和修身长裤站在社区街道时，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不了街边风景，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别扭。
戴上头巾后，她感觉，紧绷神经从路过男性的侧目和凝视中解放。路人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似乎不再刺眼扎心，反而让她感受到被尊重的安全感。
在埃及，有些人拥有穿戴头巾的自由。然而，有些人一头青丝的命运一出生就被注定。
一名埃及中年男性哈山（Hassan）告诉记者，对他们来说，头发是女性的第三性特征，因此除了丈夫和父亲及兄弟等近亲男性外，在其他男性面前，绝对不能让发丝外露飘散在空中，让其他男性产生遐想。
因此，有一群埃及穆斯林女性从青春期约12至13岁起，对外都必须配戴头巾。
哈山的女儿说，只要家中电铃一响，她的反射动作就是先飞快地将头巾穿戴好，再去开门。哈山完全无法接受其他男性看到女儿头发外露。
然而，这样的头巾情结，到了埃及北部的高级海滨度假区，又是完全两种世界。近两年，「禁戴头巾」议题也在埃及引发拥护和抵制两派人士的激烈讨论。
埃及女子叶尔达西（Hana Amr El-Dash）去年在短影音应用程式TikTok和社群平台Instagram上分享，她因穿戴头巾而被禁止进入北海岸海滩俱乐部（Marassi Sol Beach）的经历。
另一名女子阿郝德．穆罕默德（Ahoud Mohammed）也因为穿戴头巾，在新兴城市新开罗，被一家餐厅经理以不符服装要求而请出餐厅。甚至连教育机构也开始对头巾立下明确规定。
埃及教育部于2023年规定，禁止在校女生穿戴蒙面头巾「尼卡布」（niqab，完整包覆全头全脸，只留眼睛外露的头巾）。埃及颇具名望的宗教大学阿兹哈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也禁止女学生在教室和宿舍穿戴尼卡布，理由是防止诈欺、身分盗用，以及杜绝男性蒙面混入女性群体犯罪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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