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斋月，我住在宁夏青铜峡旁的鸿乐府清真寺里，白天封着斋四处访问，晚上在寺里和阿訇满拉闲谈。考古和历史出身的我，心里纠缠着对未发现史料的情结。一天晚上，当又听到我反复说历史的重要、尤其民间内部可能存在着重要的历史纪录时——马兆麟阿訇突然站起来说：「我有一本经，拿来你们看看！」    这就是哲赫忍耶派在乾隆四十六、九年的残酷镇压之后，于潜伏中以阿拉伯－波斯文写成的历史《热什哈尔》一书的出现始末。    阿訇马兆麟提供了祖辈秘藏的抄本之后，年轻满拉（经学生）杨万宝、马学凯立即开始了翻译。几个月后，译稿杀青，三联书店愿意出版它，但是要求推荐者作序说明并署名负责。那是一个恩泽美好的时代。三联版上市不久，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郝明义先生隔海识珠，于是好事接连，繁体字商务版接踵问世。我的序写得轻浮，如今汗颜不敢引用，只一句「抄本亦极少」，猜测抄本不会超过三十部。    确实不可思议。奢望什么三十部，年年盼想，岁岁流逝，连第二个抄本也一直没有出现！不觉之间，日换星移，三十年光阴弹指而去。    哪里能想到：就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准确地说是在二〇二〇年的疫中五月，我手里已经拿着第二个版本。它就是此次新译依据的、甘肃宣化岗印刷的新发现手抄本。据末页题跋，书抄写于光绪十三（1887）年。    换句话说拥有的已不是孤本，有了两本以上便可以查勘对校。    于是新的工作紧张重开。比起一九九三年的宁夏版翻译出版，此次（2020—2021）完成的是一部古文献整理的诸项作业：1，原件刊布；2，翻译（包括逐字旁译与全译）；3，与宁夏版的对校勘误；4，语言与历史要点的简单注释。   （二）    在一九九二年一月于日本发表的「隐藏的中国伊斯兰教秘密数据：热什哈」（隠された中国イスラム教の秘密资料[ラシュフ]、东洋学报第73卷1—2期）中，我对此书所作解题如下：    「热什哈是一个基于阿拉伯语动词Rashaha，即『流汗』、『渗水』的词，这一书名还见于西亚苏非主义的著作中，比如：乃格式板丁派有『Rashahat Aynal-Hayat』。」    著者姓马，经名艾布埃拉曼．阿布杜．尕底尔因曾住甘肃伏羌东关内 ，「关里」 一名由此而来。只 能据各种资料推测他大约是清代干嘉之际的人，他是陇南地区民间的大学者，影响至今深入人心。坟茔在张家川附近的莲花城。    关于书题该再作说明。抄本原件并无标题，「热什哈尔」是它不精确的音译。只不过三十年多时光里这一译法被民众接受和熟知，甚至在莲花城关里爷墓上的对联中，关里爷的后代也在使用这一汉译。    而甘肃版的封面上，印有书题 كتاب الرشحة الشريفة（al-Rashḥatu al-Sharīfatu），不知乃是原有，抑或后来补加。但这一名称曾见于本书在清末民初的续作、曼苏尔．马学智的《哲赫忍耶道统史》一书的前言中。再参考前述乃格什班丁耶教团的名著Rashaḥāt 'Ayn al-Ḥayāt，其意为「生命泉之滴、生命之泉的露珠」，因此，本书书题意即「珍贵的露珠」。    关里爷此书前半以阿拉伯文夹杂波斯文、后半则全用波斯文写成。简单地归纳其体裁，是以一个个「وروى」（意为：相传，波斯文部分为 نقل است كه）依次排列，叙述全部内容。 如今我们能懂的多些了：作者关里爷的方法，与写作《先知传》的伊本．伊斯哈格，以及「圣训」诸作者一样：首先列出「传承人」及其资格，然后笔录他讲述的传说。对「传述资格」，阿拉伯文献的古老规矩是细说谱系。而关里爷则或以目击者身份（如对第二辈平凉导师穆宪章），或依规矩讲清传承者的脉络。    一种新文体，连同它的新奇思想在中国出现了，散发出一种罕见的气息和魅力。    这一著述体裁在一个面孔陌生、出笔蝌蚪的「关里爷」笔下出现，确实给中国的旧式读书人以摸不着头脑之感。但是一旦视野随着时代获得了开拓，人们便发现唯有它，才清晰地标识着十九世纪中国回教知识分子对历史、世界、苦难，以及同时表达的哲学与文学的水平。   （三）    如今对照原文，书中的处处细节给人久久的惊奇。稍举一例，一个人名「祁阿訇」，居然用「محمد لواء」（穆罕默德．旗帜）以谐音「祁」。而「田五阿訇」则用「دانشمند پنجم حلوائ」（答失蛮甜五）的称谓来曲折地表达（答失蛮一语是元代对伊斯兰教职人士的译名），甚至「李」偏要写成 ا دبى（礼节），页页不胜枚举。至于全书的后半，则干脆改换以波斯文写成。无疑，选用隐语而摒弃简易的拼音「小儿锦」，只是为了守密。    所以这部书首先是一部受难民众的抵抗史。但心思全不在历史进程、满纸荒唐言的写法，又实在使读者怅然。毋宁说它是一部社会史，抑或是农民认识论的阐述？它透露的回教社会的内部结构方式，封建地缘社会的依附关系和百态图景，它与中亚乃格式班顶耶教团的纠葛关联——全都藏在密密的蝌蚪文里，不理睬人们是否能懂。    新译本的一个特色，是发掘出大量十八世纪黄土高原的门宦与南疆乃格什板丁耶苏非派之间的传授濡染消息。一系列人名地名对象术语，「喀什噶尔」、「吐尔逊巴巴」、「馕」、「仪式」、「依禅」 等，都诱人遐想。读着沉吟，一个轮廓在页面行间朦胧隐现：那是一个今人不知的大交融时代，也许它还是苏非主义的全盛期。文中浮现出的这些维吾尔常用词，一个个白纸黑字，指示着西口内外两地之间丰富的瓜葛纠缠。    如今读来，《热什哈尔》中「穷人宗教」的特点、以及不厌其烦娓娓道来的奇迹故事，不仅醒目甚至给人刺激。但它最大的贡献，仍是记录和强调了中国的苏非主义先驱马明心拒绝世袭的事迹。    同时它若似白描，生动勾勒了一幅幅黄土高原的众生相。它貌似意在宗教，写出的却是社会。读着它，人们渐渐接近了十八、九世纪中国底层的一隅，那是一块由于过度贫瘠所以才不可思议的土地。    奇迹论有着它的地理性。神秘主义惟有在那一类风土中，才能种籽发芽获得蔓延。因为在那里人们被极度的「饥寒」驱逐， 苦苦地寻找依靠与搭救，赤贫中高于一切的指望是神秘主义的「道」。特别在乾隆四十九年的极致镇压之后，人们连对造反也已绝望，他们被隔离于社会之外，而体制的宗教又说教着，把这种生存合理化。于是神秘的传说在褴褛人群间秘密潜行。是的，惟有那些「不可能」的故事才是人心慰藉。它们愈传愈烈，脍炙人口，被坚信为唯一的拯救。关里爷挥洒着流畅的下里巴人话语，大刀阔斧地描绘了一幅时代巨画，也顺手嘲弄了与奇迹论孪生的教条主义和装神弄鬼。他笔下的宗教社会满是人间烟火，圣职圈子一望形形色色——三十多年后对照原文品味，隐身的作者，他的火候能力，甚至他的竹笔书法，都令潜读的人震惊不已。   （四）    二〇二〇年时值瘟疫，蛰居中甘肃版新抄本从天而降，宛如一剂抗疫的妙药。这一次绝不能让机会流失，我指的是让这部古籍按照学术规范刊布问世的机会——这一次我们将排除万难，让这部民众秘藏了二百年的著作，以崭新的面貌送达读者手中。    一九九三年三联版《热什哈尔》译者之一马学凯先对两个手抄本作了审阅。一边协助的我列出了约一百处要点，和马学凯一起对这些要点逐一核查。每个单词都使用微信、语音、截图、手书照相、阿文打字——仔细检对过。可怜的我并无长策，办法是同步咨询背景不同的阿语达人，对马学凯的结论二度把关。最后，全书的关键语句和段落旁都贴上了楷书的阿文和对应的汉译，以待更深入的讨论与驳难。    这一阶段结束后，令我们振奋的是：除了极少的个所须加修正之外，一九九三年译文经受住了考验，因此三联版与台湾商务版是可靠的。    值得一提的错译是：三联版第38、41等页把「喀什噶尔」译作了「哈土哈尔地」或「西口外」。此事责任主要在担任助手的我，当时的我缺乏敏感，胸中没有对苏非传播的整体感觉。    第二步由民间学者马学华接手，他正式承担了校勘、新译、注释的重任。参照明初官译《元朝秘史》的方法，新译本的格式是：抄录原文并字字「旁译」，一节结束再疏通「总译」，文末再加注释与校勘记。自夏入冬，马学华的译文一页页积累。这位石嘴山下的农民内秀严谨，农忙季节白天在玉米地里劳累，夜晚挑灯伏案，把阿拉伯文、波斯文、中文用娟秀工整的字迹写入译稿。另一位不愿署名的朋友也不惮劳碌，全力帮助译者起草注释、提示思路并费力排版。    新年肇始，举意抵达结尾，一百六十八页难辨的手抄本均被解读。如今楷书清楚，逐字可查，湮没年深的文献，将以全新的面貌贡献给社会。    二百年前那位奋笔独书的草莽学者，二百年来传抄密藏的无名义士，他们虔诚的渴念就要得到后世的回报。同时一种民间的学术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光亮，我们悲愿中追求的「文明内部的发言」，也即将迈出它的一大步。    与此书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台湾商务版附录的杨怀中先生所著「马明心．田五小传」勾勒清晰。我写过的一些，为备考附上目录。    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文献。中国回民自唐至清一千四百余年里，宗教编译虽有很多，但历史著作仅此一部。此次的甘肃版手抄本原件与马学华译注本一旦印出，毋庸置疑，必定将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目。对它的接续研究和热烈讨论已经可以预知。或许，它还将远远超出文献学的范畴，推动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思考。  

     当我收到江孟勋博士的电子邮件，得知他正在把《揭开穆斯林世界》一书翻译成中文时，我十分激动。很感谢台湾商务印书馆邀请了研究穆斯林社会的优秀学者进行翻译，他们能够公允地处理一些细微的术语，这些术语涉及了全球历史背景下有关穆斯林世界的种族、地缘政治和文明观念的政治含义变化。    但令我尤其兴奋不已的是，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关于亚洲和亚洲主义观点的历史的内容，可以因此更容易被中文读者理解。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众们是透过亚洲文明、亚洲团结的术语来想象他们在这个全球化、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定位，以及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人文主义愿景。孙中山等中国领导人认为，亚洲人之间的团结以及与亚洲穆斯林的团结，是结束不平等和帝国主义、实现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地区人民解放的一步。我认为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在神户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说，是对亚非国际主义政治复杂性的最佳反映之一，我在课堂上使用这篇演说的内容，来向我的学生解释为什么非欧洲社会会利用亚洲、非洲和穆斯林世界的观念，来试图重塑世界秩序，实现自由和正义。孙中山提到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成就和穆斯林世界的民族主义觉醒，还为他的日本读者提供了亚洲团结的解放和进步愿景。然而，孙中山神户演说后二十年间，东亚的局势发展表明了日本帝国如何劫持了亚洲团结的解放愿景，并利用这份愿景来为自身的不公正统治和占领行为加以辩护。    因此中文读者可以了解到，亚洲人的身分认同以及创造亚洲团结的地缘政治愿景并非亘古不变且自然的，它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并被不同的国家、帝国和民族主义运动为不同的政治项目而重新塑造和利用。尽管穆斯林世界这种现代观念，是和我们看到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这种当代观念同时出现的，但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穆斯林世界是「温玛（Ummah）」观念的现代翻译，而它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就始终是穆斯林思想史的一部分。本书的其中一项主要目标，就是标举出「穆斯林世界」这一理念在文明、地缘政治和种族叙事中的现代性、发明性和当代性，以及去想象、推动这股理念背后的强大动力如何可以拿来和想象「亚洲世界」和「非洲世界」的动力进行模拟。    在此之前，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泛亚洲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比较的专著（《亚洲反西方主义政治》［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然而我意识到，记者和学者著作中对穆斯林世界理念的自然性和宗教根源的信念仍然根深蒂固，这往往助长了对穆斯林的再种族化，将他们对不平等国际秩序的正义要求与穆斯林世界与基督教西方之间的永恒冲突划上等号。 不幸的是，在今天仍能看到这种叙事框架的例子，比如欧美媒体将以巴冲突描述为犹太或犹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冲突。我希望能够澄清 「文明冲突」或「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狭路相逢」等地缘政治术语的现代根源，以便我们对世界各地为权利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些穆斯林书评人认为我对穆斯林团结和文明神话的批评过于严厉和不公平，指出我应该更进一步论述被压迫社会渴望团结与合作的解放和进步潜力。我同意这一建议，事实上，从日本、中国到埃及、土耳其，孙中山都是这样看待亚洲各国团结的。一本以中文为基础、看待穆斯林世界视角的书，藉由现代中国的经验和历史记忆，重新思考穆斯林社会在不平等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秩序中的现代历史，可以为当代关于世界混乱原因的争论提供重要的启示。透过这本着作，我希望我们能从历史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被欧美帝国殖民或遭受不平等帝国主义待遇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需要发展亚非拉和伊斯兰文明的叙事来反驳西方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为什么他们相信亚非拉和穆斯林世界内部和之间的地缘政治联盟。让我们带着对自身历史经验的反思，来看待这些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秩序中不平等术语的发展源流，这么做可以让我们发展出更具感染力的语言来解释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我希望我们能够超越文明冲突话术的局限和扭曲，来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    然而我也注意到，不同文明类型的说法，以及非洲世界、亚洲世界和穆斯林世界认同和团结的地缘政治思想，在过去十年间变得更加强大了。如今，给世界上已然发生的事件赋予地缘政治性论述的做法已经复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欧美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在谈论中国经济崛起、俄国入侵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问题时态度倾向保守，拥护「欧洲白人性」（Eurowhiteness） 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因此，欧美关于西方文明道德优越性的新语言，加上他们对待非西方社会的持续虚伪作为，可能会重新吸引亚非穆斯林世界团结一致的理想。即便如此，当代公众仍有必要了解他们用来解释动荡世界事务的这些关键术语的诞生和演变历史，而不是对它抱持一种天然和必然的假设。这将使得人们能够在相互合作中想象一个更美好、更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将当前的冲突视为认同政治无止尽循环的结果。      （作者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谈及伊斯兰教不免就与墨守陈规、压迫女性等刻板印象连接，时至今日各地的穆斯林女性依旧在生活与信仰中奋战，毕竟绝多数的历史是由男性撰写的，即使有少部分记载女性的故事，也难以脱离由男性眼光的诠释。可能伊斯兰教在台湾的陌生，因而难以理解体会，那么举另一个在性别平权奋战的领域：「体育运动」，或许更能帮助理解。运动崇尚阳刚文化，这与沙漠和部落文化有相似背景，目前体育运动领域仍面对性别的挑战，包含除了刻板印象、报导比例不足、过度关注女性运动员的外表而非能力及运动成绩，因此国际奥委会改革宣示着达成性平目标并颁布媒体指引，回到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精神：「在着重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下达致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进行体育运动，藉此来教育青年，以促成建设一个和平、臻善的世界。」    回到伊斯兰诞生时的精神，阿拉伯半岛充斥着重利忘义、细故争战、武力剥削的「蒙昧时代」，如同贝都因人流行的四句诗：「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去劫掠我们的弟兄。」在崇尚男子气概的部落社会，女性谈不上生命权，甚至被当作牲畜交易，因此在《古兰经》阐明女性生命权、财产权、受教权时，被讪笑质疑：「难道我要把遗产分给我的骆驼吗？」回到伊斯兰诞生的原始精神，对于女性的肯定与保障都是震撼时代的创举。    然而七世纪诞生的伊斯兰教经历不停歇的扩张征战，最高法源《古兰经》在先知默罕默德归真后二十多年才编撰完成，直到八世纪开始将教法做整理系统化，作为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法源的《圣训》，也就是先知默罕默德的生平与言行纪录则是在十一世纪完成六大圣训集的定本，然而伊斯兰是什么？这一千三百多年来，学者和穆斯林们都仍在摸索体会中，用自己的有限去接近真主的无限。    然而今日我们听闻的伊斯兰绝多数是由男性所撰写与诠释，但并不代表女性是不存在的，著名的英国学者阿卡兰（Akram）研究《女圣训专家：伊斯兰教的女性学者》记录超过九千名的女性，这代表实际上是更多的，这些女性楷模的存在正彰显着伊斯兰原初的精神：「普慈特慈的造物主对人类及万物的慈悯。」造物主对被造物的爱护是无边际的，女性当然也是，而在充满挑战与考验的今世，宗教是让我们容易的，然而是人们把宗教变艰难了。    知晓女性的故事是让女性在生活中实践宗教最大的鼓励，因此本书《面纱之下》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我相信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期待更多女性被看见、更多女性书写自己的信仰、更多女性活出自己美丽的人生。      （作者是台湾一位职业棒球裁判员与翻译）  

   突尼西亚非常迷人。这个国家的北海岸，吹着宜人的岸边海风、下着绵柔冬雨；内陆的平原和南方的沙漠，则闪耀着温暖的艳阳，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访客到此一游。从创立了迦太基的古老腓尼基殖民者，到摩尔人旅行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再到欧洲的旅行家、艺术家、冒险家，诸如大仲马（Alexandre Dumas）、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伊莎贝尔．艾伯哈德（Isabelle Eberhardt）、王尔德（Oscar Wilde）、赫胥黎（Aldous Huxley）、克利（Paul Klee）、纪德（André Gide）、沙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突尼西亚都对他们盛情款待、展现迷人风情。 　　这也难怪萨夫万．马斯里，会对突尼西亚情有独钟。 　　对萨夫万来说──我在这里把他叫得这么亲密，不光只是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同事好多年，所以真的很熟之外；这种轻松亲近的感觉，正是这本书的精随所在──突尼西亚对萨夫万来说，不只是一段可爱的小插曲，也不只是想要画进某幅画里面的壮丽风景，或是某个故事情节的有趣设定，更不是像我以前也曾经一度认为的，只是一个适合进行某些社会科学研究的场域。以上这些，都不是萨夫万心中的突尼西亚。对萨夫万来说，突尼西亚是他心中纠结已久的未解之谜，而这本书正是他下定决心，想解开这个谜团所顺带产生的成果。 　　如同萨夫万自己也承认，《突尼西亚：阿拉伯世界的异类》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正式的社会科学学术作品。这本书本质上，就是他自己想从突尼西亚这块，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看到的愿景和谜团里，用一个主观、切身的观点去了解他自己、了解这个社会，才写出来的作品。而且也因为有着类似想法的人不只他一个，所以这本书也对于在辩论当代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代，或是文化正统性和文明纷争的这类讨论，有所贡献。 　　萨夫万在约旦出生、长大。他的双亲是穆斯林，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至今都还是跟他住在约旦的亲朋好友感情很好。为了增进当地青年的教育机会，他也已经跟约旦的哈希姆王国政府密切合作了好多年。不过真正让他人生改观的，还是他在美国求学、授课，还有担任大学职员的美式生活。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之下，他有机会而且也被期待，在专业上展现企图并追求成功。他当然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可是他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可以而且被期许，去追求他做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后面的这种期许恐怕就是美式生活中，最出其不意却影响众人至深的一大特色。他深深受到古典的美式自由主义影响，强调个人自由、社会平等、道德普遍主义和隐含在其中的乐观主义。他已经成为了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年所描述的「自由派」： 　　……他们放眼未来而不留恋过去；他们拥抱新知而不会故步自封；他们关心社会大众的福祉，包括公共卫生、居住正义、教育环境、就业情况、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他们相信外交政策的僵局和疑虑，是可以被突破的。 　　这些价值似乎已经展现在萨夫万自然流露的自信和热忱当中，但这些特质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里仍旧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和怀疑，以及满满的怯懦、守旧和随之而来的惴惴不安。 　　大概只有突尼西亚是个例外。 　　突尼西亚乘着后来我们所知的阿拉伯之春而起，看起来是唯一一个顺利摆平革命后暴力和反动余波的国家。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都没有幸免于难。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从突尼西亚揭开序幕？为什么它的影响又是在突尼西亚比较「后继有力」？而且为什么当其他国家陆续加入突尼西亚的行列想摆脱暴政，结果却陷入内战或是招致另一派的军人干政时，突尼西亚却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国家机构的改革，并为了寻求社会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在自己的国内展开有时比较激烈，却鲜少暴力失控的辩论和对话？ 　　突尼西亚的经验是不是如同突尼西亚人，和全世界所希冀的如此「成功」，现在还无法下定论。就像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一九七三年季辛吉访华时，被问到三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什么时，所留下的名言：「现在还言之过早。」的确，突尼西亚对一个公民的、竞争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可问责政府的希望，也不是没有被高高举起，然后重重摔下过。像在二○一○年到二○一一年的革命期间倒台的突尼西亚前总统班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二十五年前刚上任的时候，就曾给过突尼西亚这种美好的期待。 　　不过驱使突尼西亚人民走上街头、扳倒统治者，然后对于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府和统治者，去进行社会内部辩论的这种风格和精神，真的太特别了。特别到萨夫万因此在这本书里，提出这个萦绕在他心头已久的疑问：突尼西亚到底是怎么把他青少年时期，很熟悉的阿拉伯习惯和传统，跟他后来成年时，在美国才接触到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去芜存菁、兼容并蓄的习惯，其实是突尼西亚一直以来的特色。诚如突尼西亚的第一任总统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他的民族主义论述里，一直强调突尼西亚的「地中海型人格」：突尼西亚本身就是一个交叉路口、一个混血儿、一个合成物。 　　对萨夫万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让突尼西亚这么独特的原因五花八门，恐怕要出版一整套，充满感情和想象力的论文集才有办法解读，所以萨夫万就在这本书里尽可能地尝试了各种答案。他考虑突尼西亚的地理位置。突尼西亚紧邻非洲萨哈拉沙漠的北缘，并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距不过九十英里。他也回顾自古以来在突尼西亚这块土地上，朝代更迭、留下了各自足迹的帝国王朝：迦太基、罗马、拜占庭、柏柏尔、阿拉伯、鄂图曼以及法国。他检视伊斯兰教在突尼西亚历史上和信仰上的在地特色，以及突尼西亚在十九世纪跟东鄂图曼和欧洲接触之后的互动过程，最后则是二十世纪民族主义运动，对突尼西亚造成的影响。他检视突尼西亚独立后，在总统布尔吉巴带领下，坚定不移的亲西方路线，以及布尔吉巴确保宗教的某些反智思想，不至于阻碍经济发展、影响女权奠基和教育扩张的坚定决心。毕竟萨夫万大部分的人生，从求学到后来担任教职都是在学校里度过，所以他也很自然地看见，突尼西亚从十九世纪延续至今一连串的现代教育改革，是他们之所以成功的一项关键要素。 　　萨夫万不是唯一一个，说突尼西亚是「阿拉伯世界中的异类」的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在评论突尼西亚二○一四年大选的时候，就曾说突尼西亚「很明显是中东地区的异类」。来年，在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突尼西亚全国对话四方集团（Tunisia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的记者会上，委员会做出了如此评论：「在二○一一年一月，独裁的班阿里政权垮台以后，突尼西亚就走向了一个非常独特、令人惊艳的发展」，他们的获奖理由如下： 　　首先，他们证明伊斯兰份子和世俗政治的社运人士，是可以为了国家的最佳利益携手合作，并达成意义非凡的成果。突尼西亚的例子彰显了对话的价值，以及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认同，在这个冲突频仍的区域里有多重要。其次，突尼西亚的转型也展现了公民社会里的各个机构和组织，可以在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在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依然能往自由选举与权力和平转移的方向迈进。「突尼西亚全国对话四方集团」的成就值得被肯定，也肯定他们当初想透过茉莉花革命，带来正面改变的初衷。 　　突尼西亚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总是让人对他们充满期待。显然诺贝尔委员会并不觉得，现阶段就肯定突尼西亚已经转型成功是「言之过早」。虽然当年独立之后的突尼西亚，曾经让人燃起跟这次类似的希望；在班阿里上任初期，也曾让人有过这样的期待。不过当然我们只能说，希望那些对突尼西亚现在发展充满信心的支持者不要再次失望。我承认我对突尼西亚早先的发展曾经很失望，所以现在心中是有点担心和怀疑的。记得那个时候班阿里刚上任不久，他曾推动一个政治协商的「国家协议」，以彰显他当初说要建立民主政府的承诺。当时我还写下我对这个国家协议的满心欢喜，特别是因为当时刚刚民主转型成功的拉美国家，都是以国家协议的方式做为转型的第一步。所以我就乐观地做出一个结论： 　　突尼西亚的国家协议，是突尼西亚人民强调并庆祝他们凝聚力的一种努力。展现他们对伊斯兰传统的崇敬，和对国家民族的骄傲，同时亦承认并鼓励不同想法和利益的多元并存。这个协议不但没有将保守的偏差价值，带入后来建立的政治关系中，我们甚至应该将这个协议理解为他们正在努力培养，对异议和反对意见的容忍这块民主政治的基石。这个协议本身，只是朝向实质民主前进的第一步，一个体制的转型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个协议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可以带着突尼西亚人民走到哪里，而是他们会因此往哪里前进。 　　这个乐观的看法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突尼西亚政府后来，变成了世界上最专制的盗匪国家之一。原本让这么多人都满心期待的突尼西亚政府，原来只是公关手腕太高明、太会包装，让我们都信以为真。全世界的我们这些热爱突尼西亚的人，包括旅行社、代办业者和简直太好骗的国际金融机构等等，就这样完全没有注意到突尼西亚落入贪腐和暴政的深渊，最后导致二○一○和二○一一年间的示威抗议。 　　现在我们只能希望那些还在唱衰突尼西亚的人是错的，而萨夫万对现在突尼西亚转型的乐观评估是对。希望突尼西亚的改变，不会再走回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