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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示威者手举《古兰经》上街，抗议在瑞典与丹麦持续发生公然焚烧《古兰经》的事件。
2023年，在瑞典发生了多起焚烧《古兰经》事件，激起穆斯林诸国的强烈抗议示威，在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敏感时期，成为瑞典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危机。
综观各国言论控管的法规，可以看到两个极端：在大多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享有极高的地位，即使是可能引发仇恨冲突的言论，也没有法律可以限制；而在非民主国家，任何异议言词都可能被定罪，受到严厉制裁。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惩治叛乱条例》还历历在目；某某当局依《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指控记者、异议人士用言论「煽动颠覆国家、伤害民族感情」的新闻也时有耳闻。当公权力掌握控制言论的绝对权力，剧情能走歪到何种程度，我们都很清楚。
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也有少数几个民主国家，例如法国、德国、瑞典、芬兰、英国、和澳洲试着用法律限制「仇恨言论」。这类反仇恨言论法规的范畴和实际定罪的案例几乎都以种族仇恨为主。
执行反仇恨言论法规的国家，就不会有仇恨言论的问题吗？就实际结果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批判宗教是仇恨言论，还是挑战言论自由的界线？
我生活在瑞典，记得多年前的一天，和朋友开车出门郊游，来到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另一边停下一辆车，车上有3个男子，一个男子下车抽烟，另一个也下车在一旁看着他，驾驶留在车内，3个人之间一句话也没有，气氛十分诡谲。同行的友人一眼就认出来，原来那个抽烟的男子就是在2007年把穆罕默德头像画在狗身上的艺术家，而车上另外两人是监护他的警察。
这位艺术家在发表该系列画作之后十多年间，不断受到死亡恐吓威胁，也数度险遭暴力攻击。为了安全考量，他和另一半分居，受瑞典警方24小时保护，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直到2021年，他和2名员警一起在一场意外车祸中丧命。
这些事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4年荷兰导演西奥・梵谷（Theo van Gogh）因为拍摄一部揭露穆斯林社会中女性痛苦处境的纪录片，屡次遭受死亡恐吓，最后被一名穆斯林杀手当街杀害。事发后，丹麦、瑞典、法国的艺术家和媒体陆续发起行动，创作和刊登各种讥讽穆罕默德的画作，也总是激起强烈甚至血腥的抗议。
2015年，法国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总部发生恐怖枪击案，此案后发起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串联活动，台湾读者想必仍有印象。
这些用图像嘲弄穆罕默德的举动，酿成了暴力示威、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我想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怪谁？为什么没事要去冒犯别人？」然而拍一部呈现伊斯兰教社会里女性处境的纪录片呢？说一个关于伊斯兰教习俗的笑话呢？这个底线又要怎么去定夺？
在人人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任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都必须是特例中的特例，要满足多项条件并且衡量各种变因后才能裁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建议，法庭可按照以下6大原则，就个别案例的属性逐一检视：
是否有意煽动受众对某个目标群体的敌意？
发言者的地位和影响力
社会和政治背景
言论的内容和形式
言论的传播程度
引起公共危险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在曾发生穆罕默德画作事件的丹麦、瑞典和法国等国法庭，最终多将此类行为解读为对「宗教」本身的批评，而并非蓄意煽动民众对「信仰该宗教群体」的仇恨。既然这一项主要条件没有满足，就算传播对象众多，并且威胁公共安全，仍然无法定谳为「仇恨言论罪」。
以「我是查理」画下句点的一连串穆罕默德画作事件，主要是由一群记者、导演、艺术家们藉由蓄意冒犯伊斯兰教，以挑战言论自由的界线，巩固宗教批判的空间。然而，从最近5、6年开始，北欧针对伊斯兰教的攻击规格升级，似乎批判的动机也发生了质变。
焚烧《古兰经》的质变动机，宗教武器化带动仇恨升值
几年前有一天我在瑞典南方大城，看到路上驶过一列列的警车，声势浩大，我还以为是什么高层官员或国外贵宾前来，回家一看新闻，才知道是有个人要公开烧《古兰经》。
焚烧《古兰经》在北欧流行起来，始作俑者是一个丹麦反穆斯林的极右政党领袖帕鲁丹（Rasmus Paludan），这个支持率徘徊在1%上下的小党，以在丹麦全面禁止伊斯兰教为诉求，擅长利用极具争议性的行为获得媒体注目。 2017年，帕鲁丹在网路上公开了一部焚烧《古兰经》的影片，还在书上放了几条培根。这部影片获得大量关注，在被强烈抗议和谴责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支持者。接着他也开始在公开场合烧《古兰经》，而且专挑穆斯林移民众多的地区。
帕鲁丹原本是一名律师，很懂得在法规之间游走，他把宗教武器化，在公开集会发言时集中攻击「伊斯兰教」，但巧妙回避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言论。焚烧《古兰经》的举动很合恐穆斯林群众的胃口，而且焚烧行为激起穆斯林移民群起暴动，在新闻镜头中纵火、袭警，更让穆斯林移民坐实了暴力、犯罪等刻板印象。
帕鲁丹后来又发现，他的极端诉求在瑞典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也许是因为瑞典接受的难民和本国人口的比例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社会矛盾更为明显，焚烧《古兰经》获得的支持度和激起的反对示威也最为可观。同时他也获得瑞典极右政党外围的低调支持──社会对立愈深刻，对极右政党的情势就愈有利。因此从2020年开始，他转移阵地在瑞典境内活动；2022年，他在瑞典每一个穆斯林移民众多的地区，展开烧《古兰经》的全国「巡演」，每一次都引发大规模的暴动示威，导致警方、示威者负伤，和公私设施的破坏。2022年9月瑞典大选，极右政党获得20.5%的支持，成为瑞典第二大党。
2022年2月，俄国入侵乌克兰；5月，瑞典和芬兰面对迫切性和不可预测性都日渐提升的俄国威胁，提出申请加入北约。北约新盟友的加入必须获得所有会员国的同意，会员国之一土耳其将手中的一票当作筹码，迟迟不允许两国加入，希望能借此在库德族和军购议题上换取益处。
帕鲁丹看准时机，（2023）1月在瑞典的土耳其大使馆前焚烧《古兰经》。身为北约唯一的穆斯林会员国，土耳其在强力谴责的同时，也找到理由在其他北约会员国都一致通过瑞典加入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继续把瑞典拒于门外。而帕鲁丹搭上这班国际局势的顺风车，一举登上了国际头条。
6月，在一个重要的穆斯林节日，一名叫做默米卡（Salwan Momika）的伊拉克政治难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清真寺前焚烧《古兰经》，这个举动更进一步地触怒了众多穆斯林国家，大批抗议民众闯入伊拉克的瑞典大使馆破坏纵火，伊拉克因而和瑞典终止所有外交和商业往来，并要求瑞典尽快遣返默米卡。
默米卡过去在伊拉克就是很活跃的反穆斯林异议人士，2018年来到瑞典寻求政治庇护。很多人质疑，他选择在这个敏感时间点火上添油，一部分动机的确是来自其反穆斯林诉求，但也不能排除是因为他目前的瑞典居留权即将在2024年失效，透过焚烧《古兰经》，他现在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众矢之的，使得瑞典不得不给予他永久的庇护。
「主流价值」压迫极右派言论空间？文字游戏里的复杂操作
在一连串焚烧《古兰经》事件受到国际瞩目后，伊斯兰合作组织（OIC）要求联合国进行紧急辩论，并对一项决议进行投票，决议案文包括「谴责一切鼓吹和表现宗教仇恨的行为，包括公开亵渎《古兰经》的行为」，并呼吁各国通过法律制裁此类行为。
这项决议获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中28个成员国的同意，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 7个成员国弃权，12个成员国投了反对票，其中大部分为英美和欧盟国家。
美国大使米歇尔・泰勒（Michèle Taylor）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焚烧《古兰经》等宗教仇恨行为。⋯⋯很遗憾的，我们不得不对这一不平衡的议案投反对票，因它与我们长期以来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相矛盾。」
法国大使博纳方（Jerome Bonnafont）表示，「人权保护人民⋯⋯而不是宗教、教义、信仰或其象征」、「神圣与否，并不能由联合国或各国来定义」。
从讽刺穆罕默德的画作到焚烧《古兰经》，此类蓄意冒犯他人信仰的行为也许一开始的确含有批判宗教传统、捍卫言论自由的宗旨，然而演变到今天，渗入了愈来愈多提高知名度、煽动情绪、甚至获得居留权等等不纯动机。
在瑞典举行公开集会之前，必须先申请并说明集会的形式和宗旨，如果集会性质可能造成安全疑虑，警方为了保护在场人士，预防大规模暴力冲突发生，必须集结大批警力严阵以待。
这几年来面对频繁的焚烧《古兰经》集会申请，瑞典警方一次又一次请法院朝仇恨言论罪的方向做出定夺，希望在冲突发生前先行阻止，然而法院也一次又一次驳回。法官的共识是：
批评宗教是涵盖在言论自由下的基本人权
担忧某言论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并不足以构成限制该言论的理由
在理念层面的考量以外，也有一个实际顾虑：极右派不断抗议现在社会上的言论空间正被「主流价值」所压迫，假使用公权力限制他们的言论，不但落人口实，甚至赋予极右派领袖「烈士」形象。
而如今焚烧《古兰经》的后果上升到了威胁国家安全和外交的等级，瑞典法院也不得不退让，目前正在讨论禁止在使馆和清真寺周遭焚烧《古兰经》的可能性。瑞典的司法和释法机关也意识到，瑞典法院认为自己是被动地「不去限制」几个疯狂极端人士的言论自由，然而在受冒犯的一方，往往被诠释为瑞典主动「允许」、「同意」烧《古兰经》等行为，不同的修辞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观感。
言论自由固然可贵，但是当挑战言论自由限度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质疑社会上的某种文化、制度权威，而是利用「宗教」和「族群」的模糊界线来偷渡对特定族群的挑衅，并借此获得利益；这样的言论自由，值得社会承受多少撕裂？值得国家付出多少成本？值得多少警员赴汤蹈火，疲于奔命？
然而换个角度想，想要挑衅的人，总是可以找到方法挑衅，今天禁止烧《古兰经》，明天就在清真寺前吃猪肉，后天在领袖的肖像吐痰，可以做的事永无止境。针对这些行为一一去开庭诉讼、审判定罪，也会浪费许多公共成本，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民主国家都选择用道德和公论谴责仇恨的话语，而不是立法管制。
压迫言论的某国，却反身谴责瑞典要尊重穆斯林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冒犯伊斯兰教的举动，也常引起某国的谴责。某国外交部回应焚烧《古兰经》事件，表示：
「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报导。我方一贯反对攻击不同的宗教信仰，挑动文明冲突的极端行为。所谓言论自由不应成为煽动种族或文明歧视，撕裂社会的理由。⋯⋯希望瑞方吸取教训，切实尊重包括穆斯林民众在内的少数群体的宗教信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表态落到实处。」
在《宗教团体管理办法》下，所有宗教领袖都必须接受「政治可靠性」审查，否则就会遭受控制或压迫的某国，却谴责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威胁到了宗教自由和少数信仰的合法权益，其中的吊诡之处不言而喻。
5月，台湾大学经济学系一组参与系学会正副会长选举的学生在政见内容中攻击特定性取向、种族、身材与性征等，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提出应该立法管制歧视言论，然而从各国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民主国家中用法律管制言论的程序繁琐又容易引发争议，而且不是杜绝歧视或仇恨言论的保证。
台湾法律对性别平等的意识是相对较高的，我们有「性平三法」，也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注）、《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然而在职场和学校之外，还有继承、婚姻、子女监护权等方面的性别歧视仍无法可循。至于族群，台湾的《族群平等法》或《反族群歧视法》都还在草案阶段，已经搁置多年无人问津。事实上，这两项草案当中有关「歧视言论」的法条要如何制定才能保障言论自由，避免「寒蝉效应」，即是无法达成共识的主要争议之一。总的来说，台湾目前没有法律对族群歧视的行为提出精确的定义和有效的罚则。
也许是因为歧视言论事件具有争议性、媒体覆盖率高，台湾社会对歧视言论的反应很大，也总是在歧视言论事件发生时喊出反歧视法的立法诉求。然而言论的管制绝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而且就算管好了歧视言论，也不代表我们确实认真面对歧视的存在，只有积极处理社会上各种造成权益受损的歧视「行为」，才能真正走向平等。在法律层面，台湾现阶段最迫切需要的，也许是先通过针对「歧视行为」的统合性原则、更精确的定义和有效的罚则，至于反歧视言论的立法，可以再另行谨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