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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伊斯兰中心。
2010年，在田纳西州卢瑟福县的县法院里，身着西装、系着白色领带的律师小乔·布兰登来回踱步，向证人抛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在某些庭审过程中，布兰登换上了色彩鲜艳的领带，搭配格子衬衫和格子西装。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张扬跋扈的喜剧演员——只不过，布兰登的舞台是美国法庭，而在这个法庭上，伊斯兰教正接受审判。
“《古兰经》里不是说穆罕默德娶了一个六岁的妻子，还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吗……这就是你对宗教的理解吗？”
“伊斯兰教法中包含如何殴打妻子的教条……伊斯兰教法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工作和自由？”
“一个宣扬虐待妇女的宗教，怎么能称之为宗教呢？”
你认为与儿童发生性关系是合理的吗？
布兰登代表四位居民，他们对县政府向默弗里斯伯勒伊斯兰中心颁发清真寺建设许可证提出质疑。居民们认为，县政府对待清真寺如同对待其他宗教场所，对待伊斯兰教如同对待其他宗教，而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一种宗教。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当地社区乃至整个美国构成安全威胁。这正是布兰登在法庭上提出的论点。
正如一位县检察官所言，这场闹剧持续了六天。当时它令我感到不安，如今依然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位美国穆斯林。它令我不安，是因为我珍视并致力于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或许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看到，在默弗里斯伯勒针对伊斯兰教的指控，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宗教的信徒。
事实上，历史上这种论调也曾被用来攻击其他群体。19世纪的美国，本土主义者对涌入的大量天主教移民感到不满。反天主教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止一次引发了大规模暴力事件。正如今天的反穆斯林论调一样，美国本土主义者声称天主教会是一个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外国实体，将天主教会描绘成与美国民主格格不入，并质疑天主教公民的忠诚度。甚至在1960年约翰·F·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一些美国知名人士仍然声称，如果一位天主教徒肯尼迪入主白宫，梵蒂冈将会施加邪恶的政治影响。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肯尼迪竞选总统的几十年前，亨利·福特就散发了名为《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小册子，这是一份反犹太主义的捏造品，声称详细记录了犹太长老试图控制新闻媒体和世界经济的会议。摩门教徒，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在美国也遭受过巨大的迫害。1838年，密苏里州州长利尔本·W·博格斯发布了一项驱逐和灭绝令，指示密苏里州居民将摩门教徒视为“敌人”，并要求“如有必要，必须将其消灭或驱逐出该州”。1883年，摩门教徒面临着许多人认为是特朗普总统旅行禁令的前兆。那一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要求国会找到一种方法，“阻止摩门教徒进入美国”。 1903 年，美国参议员、摩门教使徒里德·斯穆特当选后，美国参议院对斯穆特的信仰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因为参议院担心斯穆特作为摩门教使徒的身份会使他忠于教会而非美国法律。
在这些案例中，被边缘化的宗教群体都经历了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所说的“去国家化”。他解释说，这意味着“你把邻居们定义为属于某个更大的世界共同体，而不是主要把他们视为邻居和公民，而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如今，穆斯林正遭受着去国家化的对待，这体现在一些法律以及公众对穆斯林权利的认知中。虽然穆斯林是最新的受害者，但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却影响着所有美国人。
历史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当针对特定群体的敌意导致针对该群体的特定法律出台时，这些法律日后可能会影响到更广泛的群体。例如，19世纪天主教徒的非国家化最终促成了“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的成立。该党追求某种政治纯洁性，并倡导立法禁止向教会学校提供公共援助，以及禁止公立学校教师穿着宗教服饰。反宗教服饰法针对的是天主教修女，这两类法律都旨在限制天主教对美国公共生活的影响力。虽然这些法律源于反天主教的敌意，但如今它们影响着所有宗教信仰的人。宾夕法尼亚州利用宗教服饰禁令来限制佩戴头巾的锡克教教师和佩戴头巾的穆斯林教师。许多州也利用禁止向教会学校提供援助的禁令来限制各种类型的宗教学校。
“我或许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看到，在默弗里斯伯勒针对伊斯兰教的指控，同样也可以用来指控任何其他宗教的信徒。”
在当今社会，如果我们赋予政府权力，使其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监管力度超过对其他宗教活动的监管力度，我们将开创一个先例，最终限制所有美国人的自由。例如，如果法院和立法机构被授权接受布兰登关于伊斯兰教并非宗教、穆斯林不享有宗教自由的说法，那么他们也可以接受针对其他所有可能令大多数人恐惧或憎恨的宗教团体的类似说法。如果像某些知名人士所希望的那样，法院开始对伊斯兰教义进行剖析，以决定哪些部分可以接受或令人赞同，哪些部分则不能，那么他们就打开了法院剖析其他所有宗教团体信仰的大门。
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宗教行为都受到保护——那些对生命、安全、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法律所称的“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可以被合法地限制。但是，布兰登试图阻止清真寺建设时所追求的，19世纪本土主义者试图阻止修女进入公立学校时所追求的，以及美国参议院质询斯穆特参议员时所追求的，其范围要广泛得多。这与务实主义和保护令人信服的利益毫无关系，而与一种足以吞噬所有美国人权利的恐惧和仇恨息息相关。
（作者是一位律师和学者，专门研究美国和国际宗教自由问题。她还撰写文章并就美国穆斯林和性别问题发表演讲。文章来自《大思考》杂志，书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