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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围埂，地处巍山永建，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咸丰六年，西历1856年8月，杜文秀以此为策源地，联合滇西汉、回、彝、白、藏等各族民众，向无道的清廷发难， 历时十八年的抗争自此开始。
一
满清入关，为实现其统治，对关内民众分而治之。在回汉之间，采用以汉制回的政策。清自建政之初，对汉地穆斯林（清称回民），采取了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结构的系统性歧视和迫害。个别邪佞的汉臣为表忠心，在这一恶政的实施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至晚清，朝政虚弱，国库空虚，八旗衰败，团练兴起。在地方，朝廷依仗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练维持其统治。陕西华阴县的汉族绅士李晵讷在其同治元年著述《忧愤疾书》中记述，团练成员主要是由地痞无赖游民组成，善良的汉人“绝不与闻”，这些人欺压乡邻抢劫成风。地方酷吏与团练勾结，横行乡里。善商的回回富户人家，自然成了他们的目标。团练酷吏为劫掠财富，常制造事端，屠村灭族。
唐中后期，时为南诏国的云南既有穆斯林因经商居住。蒙元时期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治滇带入回回探马赤军，明朝西平侯沐英，再次带大量回回随军入滇，人口一度繁盛，据统计，清咸同年间之前，云南回民人口近八十万。
自蒙元以来，回回人因经商屯军，在西北西南各地经营数代，家道殷实者不在少数。云南矿产丰富，尤其金银铜等矿产的开发由来已久，各地均有回回经营的矿厂，家财不菲，为人们钦羡而侧目。当时云南商界流传“寻生涯，则以为经纪尽归回民”的说法[1]。至于回汉普通百姓之间，皆为生活计，虽偶有嫌隙，绝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如腾越回民檄文所言：“回、汉在腾，和睦素著，……何尝此疆彼界，何尝别户分门。”
满清云南地方官员和各路香匪汉练长期觊觎回回富户的钱财，借统治者挑拨，双方一拍即合，相互勾结以挑衅制造事端，霸占田产，而回民一旦反抗，便会被诬陷谋反，进而遭到屠杀。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1845年），云南保山因回汉两青年唱歌起衅，官练合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永昌屠回惨案，汉练屠村，老幼妇孺均不放过，死于其刀下的无辜者近万人。除数百精壮青年有幸逃脱，县城外五十多个回民村落被夷为平地，大多人家被屠尽绝户。杜文秀和未婚妻马小有姑两家几乎尽数遇害，马小有姑被代理永昌知府恒文的家丁黄贵掠去。惨案发生后，官府将保山城内200余户遗留回民强迫迁移至离保山县城二百里地的官乃山，原来回民经营的膏腴之地和城内田产皆被霸占。
后来的案件查办中，据事后被缉拿归案的汉练“香把会”头目沈聚成揭发，时任永昌府知府、保山县知县、永昌协副将、永昌协中军都司为屠杀出具了印结，结内称：“永昌全体绅民公请沈盈统帅团丁，屠灭永城回子，有本府、本协镇、本县、本阃府文武官员负担责任。屠灭之后，若有上司惩究擅杀之罪，由文武官一力认咎，不使沈盈并（承）受罚罪，沈盈系奉命而行。”[2]“香把会”头目沈聚成持此印结带人马进城屠回，制造了震惊朝野的永昌惨案。
即便在如此遭遇下，有幸逃脱劫难的杜文秀仍规劝同族“保山偏僻，山高皇帝远，清官胡作非为，香匪掠杀无辜，并非朝廷寡恩，作为皇上赤子，还是以上省鸣冤为好，甚至上京叩阍。以求圣明，昭雪沉冤。”
但随后之事让杜文秀对清廷彻底绝望。
因杜文秀、丁灿庭等上京控告，清廷派林则徐任云贵总督调查永昌惨案。林在查处时，虽提出“但分良莠，不论回汉之办法”，但在处理中对行凶一方态度暧昧，对各路肇事官员网开一面，将官府发送给香匪汉练的屠回“印结”说成“防匪之谕”，认为“地方文武不能弹压之咎，原所难辞。”在核实被害回民人数时，针对杜文秀等在控诉中所称的八千余人，林认为：“城外各村虽有随时逃入城内居住者，亦断不能凑至八千余人之多。是原呈被杀人数显见不实”。枉杀一人如枉杀众人。林在奏章中如此纠结于作为一介草民的控告一方对被害人数控报是否属实，恐怕不是为遵从上谕“平心研鞫，毋枉毋纵”这么简单。林的奏章言词之间所透露出的对被害者的冷漠，即便职责所在，也超出了作为人的同理心。对杜文秀等的控告一方，林指出杜文秀等“京控呈词，均有失实之处，本应照审诉不实定拟，故念伊家均已被害，情属可悯，应请从宽免责处。”貌似对控告一方的宽免，实为担心受害一方对处理结果不服，便先发制人以控告不实之罪进行恐吓弹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百年来西北西南的回回民间对林则徐广为诟病。林在署理云贵期间，对弥渡回民的镇压至为残酷，号令官兵“竭尽昼夜之力，杀斩无算”，至弥渡城“尸相枕藉”。陕西道监察御史陈庆松在奏章中透露，是林在处置永昌惨案善后时下令，将保山城内遗留回民强迫迁移至潞江西岸，将原属保山回民的良田财产给了汉人。这也解释了保山的老一辈回回人对林处理永昌惨案的不满，认为“林则徐是奉命查办保山七哨哨练屠杀回民的，可林杀汉人少，反而杀回民多”“由于林则徐的处理不公，后来引起了杜文秀起事。”[3]
而林作为封疆大吏，在处理如此重大的事件时，其处理倾向一定是奉了上谕的，处理结果也是在揣摩上意后才做出的定夺，这是渗入到中国士大夫骨髓里的灵魂教养。林处事果然深合圣意，事后被加封太子太保衔，并赏带花翎，即是印证。但林对事件结果的后患似乎也是早有预见，在即将离开云南之际，对滇省的未来局势不无忧虑地说“得好官镇抚之可以稍安，否则不出十年必大乱矣。”
此言，一语成谶！
咸丰五年（1855年），官府与汉练勾结，相继抢夺回回经营的他郎（今墨江）金矿和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斗杀事件，地方团练伺机挑起回汉械斗，在全滇各地制造屠回惨案。[4]时任云南巡抚舒兴阿下令对昆明城内外回民搜杀三日，省城昆明的顺城街两万余回民惨遭屠杀。随即，舒兴阿向全省府、厅、州、县发出“横直剿回八百里”的“灭回令”“滚单”，要求“一村滚一村，一县滚一县，遍及云南省”。各路练匪“奉宪灭回”。一时间，全滇各地狼烟四起，腥风血雨。同期，陕西三秦大地也传递着“秦不留回”的“滚单”，激起了陕甘回民起义。西北西南数百万回回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百俩（灾难）”来了！
“国家，当这种怪物向国民举起屠刀时，他制造恐怖的能力不可估量。”[5]
二
滇省各地回民为自保，纷纷起而自卫。杜文秀等在蒙化组织忠义堂，联合汉、彝、白等各族民众，于咸丰六年，1856年8月，在小围埂起事，旋即攻占大理府。建立地方政权，遥奉太平天国。义军将领联合推拜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小围埂作为滇西大理政权的发祥地，也是主要的屯兵处。
起事初，在小围埂义学堂拟定了《忠义堂守章》，由义军汉族首领李芳园执笔发布，《守章》为起义军的基本政治章程，内容如下：一、忠义堂忠于革命满清,收复中华江山,义于救民水火，安定生灵。堂为回、汉、夷三教勇士共容之所。二、忠义堂为太平天国云南枝指,属太平天国统领之旗帜之一。三、忠义堂之宗旨为联合各族各教同仁，举行革命，推翻满清。《南齐书》：“光复中华，永敦邻好。”《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忠义堂之革命应乎天下人民。四、忠义堂之路径乃抱紧汉、回、彝、苗、白各支兄弟共同雪恨，以实施民族和睦，平等为忠荩。五、忠义堂非打倒皇帝坐龙位之欲，而由民意公操，推贤能驽权之政社。《周礼》：“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者，民用也。六、忠义堂收纳回、汉、夷三教外之各族志士仁人入堂，共举义旗。七、忠义堂禁暴政压民,苛捐滥税,受贿贪婪,吞公肥私，公报私仇等不法行实。八、忠义堂实施太平天国“田亩制度”，减税减粮，交赋合宜，拯救良民。九、忠义堂之金融费用以公议裁决,合情收纳,照章支领为制，严禁私下挥霍，冒领贪赃等不法逆行。以上九条，督饬遵行。李芳园执笔
变乱一旦开始，族群之间的宽容很难找到容身之地。西谚云“战争一开始，法律就沉默。”犹如当年萨拉丁向十字军和理查王所展示的宽容一样，咸同年间，是回民在屠刀下求存的血雨腥风的年代。杜文秀的大理政权为族群和解、民族平等和和睦相处所做的政治安排和政治实践，是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政权所望尘莫及的！
忠义堂经杜文秀介绍，接纳汉族志士李芳园，是忠义堂为大理政权宽仁包容的民族政策所做的重要奠基。李芳园受命执笔守章的草拟。在此后的大理政权中李也为杜文秀所倚重，官拜大翼长、大司寇。委任其镇守大理政权的后方重镇蒙化。李芳园不负所望，治理卓有成效，深得民心。
杜文秀的大理政权在实现民族平等和促进民族和睦相处所做的政治实践证明，他对民族平等的实践出于其毕其一生的信念，而非一时的政治秀。
起义军克服大理几乎是不战而胜，“时有大多数汉人愤清廷不讲人道，自愿执戈相从，驱杀清吏。”杜文秀入城后即刻宣布“不分回汉，一体保护。”随即“人民大悦”[6]。大理政权切实施行“民族和睦平等”的政策，“各族各教人民共享平等地位”。甚至有“回犯法则从重加办，汉犯法则减轻”的政策。“回汉有讼者，必先考查回人有无仗势欺压汉人之弊，而后理焉。”[7]。帅府门口卖猪肉的事也是大理民间的一段佳话。据《滇事述闻》记载，杜文秀治下的大理“回汉交易不相欺压，宽政有加，汉人以此往往为所牢笼，受伪职者随在而有，民商颇相安”[8]。团练张正泰是屠杀回民的刽子手，其弟张遇泰则为大理政权的征南大将军，为大理政权奋战始终，献出了生命。大理政权颁行的《管理军政条例》首条即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条例规定军队在行军过程中不得侵害民房、驻扎和毁拆庙宇，违者治罪[9]。大理政权军队组成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十之二三”，所受职官员也是“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足见大理政权是将回汉各族连为一体，共同抗清。彝族起义领袖李文学，在大理政权建政之初便主动归附，受大司横一职，在救援大理围城时牺牲。
滇西杜文秀政权从此地兴起，1873年（同治十二年）正月，大小围埂失陷。同年腊月初九日，杜文秀在两位随从的陪同下，单轿入清军大营，为解救大理全城百姓免遭屠戮，将自己献出，出城之时便吞下涂有砒霜的孔雀胆，到清营时已复命归真。恼羞成怒的清军割下他的首级，背信弃义，对大理全城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城内百姓几乎屠戮殆尽。此后，清廷放任官兵对全滇回民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大清洗，施行“不问匪不匪，但问回不回”的无差别屠杀，西南滇黔川各地，凡有回民的地方都未能幸免。
善后的歧视和压迫更加肆无忌惮。大理城公然立碑“不准回逆进城”，回民不得参加科考，不准宰牛，结婚不得吹打乐器，清真寺屋顶不得出角。将巍山回回登改为“回悔登”“留一村”，强迫回民养猪，陪官绅吃猪肉，强迫张贴门神、对联。强迫支应各种差事。汉族村子死人，要支派回民去抬棺材[10]。
杜文秀对清廷的恶毒早有预见，他在赴清营前的绝笔书中告诫“谨防敌人，谎言安抚，豺狼大小，本性鸩毒！”
大理政权自发轫于小围埂到杜文秀吞孔雀胆自尽，历时十八年。这十八年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滇西各族人面对暴政展现了无畏和宽仁。大理政权失败后，云南各地彝、白、藏等其他民族对落难回民给予的庇护即是他们对大理政权的态度。有白族神庙中将杜文秀立为本境福主，塑像供奉。在云南，与各地回回人的聊天中，这些咸同回难的孑遗，在表达对云南其他民族同胞给逃难各处的回回先民给予庇护的感激时，毫无矫饰。
与此同时，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也将自己的残暴展露无遗。
小围埂，暴政的屠刀和义士的鲜血在这里激烈交汇。
三
一个滇西冬日的午后，站在村子后面的坡地上，努力寻找，尽管知道可能是徒然。
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从村边的坡地横穿而过，当年义军所留的遗迹已然难觅。一位晾晒山货的大哥，听我们在寻找杜文秀当年抗清的战场遗迹，二话不说，撂下山货，骑着电动车下山给我们指引地点。
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将坡地切割为两半，徒步穿过路基，两垛坍頽的城墙竖于一棵百年古榕树旁，城墙边立着一块“小围埂大东门遗址”的碑刻，碑刻记载：“古辈之小围埂，四面有围埂和壕沟为屏障，设有东、西、南、北四道出入的大门，大东门为四道大门中唯存之遗迹，公元一八七三年正月初五日，村子失陷后，曾有八百之众，从此突围而出一路遭清军追杀，仅有七十余人脱险。”城墙的前面，“小围埂村大东门”的石刻和一块“小围埂演武场遗址”的碑刻放倒在路边，碑刻已残缺，内侧红砖和水泥暴露在外，透露着被暴力拆除的痕迹。
小围埂村后坡地上的四棵近五百年的古树是小围埂的标志，也是百年村史变迁的见证。
大东门遗址向前的台地是一处万人冢。此地有多处万人冢，可村子的扩张和基建勃兴，也只能在向导大哥的指引下辨个大概。
接近村庄的地方，在另一棵百年古树下面，立着“小围埂义学堂遗址”的碑刻。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义学，也是忠义堂的议事厅。杜文秀当年在此以办义学为掩护，联络各路义士筹备举事。《忠义堂守章》就在这里拟就。
四
回望百年前，施暴者和被迫害者都已隐如尘埃。对这段历史的表述可谓卷帙浩繁，但文若下流至郭沫若、范文澜之辈，缺乏起码的历史道义，即便是在九泉之下，仍让人不齿。
没有人愿意在刀锋剑雨中过活，对那些屠刀下求存的人而言，跪地而死抑或绝地抗争是他们仅有的选择。或者根本就没有选择。后辈所谓的史学家，坐在书斋里高谈什么主义的选择，这种非人的责难，不值一驳。
迫害甚于杀戮。而当迫害和杀戮同时临近，却仍用去人性的空泛的主义去评判被杀戮者抗争的方式，这种貌似伟岸的长衫下包藏着何等的龌龊。更何况，那些所谓历史的罪名本就是子虚乌有。
从忠君转向爱国是五四以后历史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但历史的主角是人，人既是解释历史的手段，也是认识历史的目的。只是这片土地从不缺乏谄媚的文字，即便是面对那些已埋入地下的僵尸权贵。
当下学术界和网络世界里的民粹主义表演，其色厉内荏，俨然是对当年双手沾满被迫害者鲜血的满清酷吏和恶霸汉练跪舔招魂，抑或就是那些人借尸还魂。
愚蠢是邪恶最好的群演，无知则是它取之不竭的矿藏。
四十年来，繁华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遮天蔽日，为一个缥缈的未来忽视来时的方向。在看似无意中，民粹的野蛮生长使本就羸弱的宽容和善良显得更加无力。
从小围埂到大理城，不止是义士的策源地，也为宽容和和解提供了样板，即便是在血雨腥风的严峻年代。
小围埂、顺城街、他郎寨、董志垣、金积堡……，这一长串的流尽被迫害者鲜血的地名，揭露的不止是刽子手的残暴，更揭穿了两千年多来皇权仁政的虚伪和士大夫所谓君子修养的底裤。
民变的本质是官变，是权变，权力是民变真正的祸害。清以来，对汉地穆斯林进行系统性迫害，是清官僚体系的制度性安排[11]。如此大规模种族屠杀事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酝酿实施。这一点从云南永昌惨案发生后，因时任云贵总督贺长龄对朝廷所谓“云南永昌回民藉端寻衅”之看法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错在官府和汉民，籍此建议安抚回民，为此遭到道光皇帝的斥责，可见端倪。咸同回变之前，陕甘和滇黔川各省官匪结合，陕西云南的官府分别发出“秦不留回”和“横直灭回八百里”的滚单，各地官练对回民进行种族灭绝式屠杀。对一个一省人口数以百万计的族群，作出如此安排，绝不是个别地方官一时兴起所能作出的决断。皇权至尊的集权体制下，如此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必定出自一尊，也绝对定于一尊[12]。皇权为了粉饰所谓的仁政，对这一种族灭绝式暴政的决策细节是不可能见诸于官修的正史中的，但凡对专制皇权治下的权力运行体系稍有常识，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将这样一场针对数百万人有组织的浩劫归罪于几个地方官和恶霸团练，并不能令人信服。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史学界将其定义为“起义”，显然是一种善良的拔高，险恶之人藉此以满清遗子的立场将这一事件诬为“回乱”。而历史的真相唯有这些回难孑遗感受至深。“同治十年”“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十八年”，这些年代是罹难回回幸存者印入骨髓的恐怖记忆。屠刀下的绝地反抗，是对满清皇权和官僚体系对汉地穆斯林系统性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的绝命抗争。刽子手拥有重金装备的洋枪火器和数十万精壮兵士[13]，对被难的回回先民赶尽杀绝。幸存者在个别头人的带领下拖家带口，奔突逃难。千里逃难之路，一路都有老弱妇孺或冻馁饿毙，或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样一幅场景无论如何与政治语境想象中的“起义”相去甚远。这是官家制造的赤裸裸的种族灭绝灾难，是数百万回回先民的磨难。而给这样一群随时都有可能倒在刽子手屠刀下的难民，冠之以各种历史的诬名，其内心的恶毒远甚于当年的刽子手。他们不止为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引幡招魂，更是为这片土地走向真正的文明复兴掘墓。
[1] 马绍雄主编《巍山回族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5页。
[2]白寿彝：《回民起义（第一册）》，第 4页。转引自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4页。
[3] 作者：吴妙玲《评林则徐处理永昌惨案》，原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转引自杨怀中主编：《辟谬与辨诬》，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出版，第334页。
[4] 马绍雄主编《巍山回族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94页。
[5] 张承志《心灵史》改定版，第77页。
[6] 转引自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53页。
[8]同上，152页。
[9] 转引自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51页。
[10] 马诚《晚清云南剧变》，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第161页。
[11] 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出版，第104页。
[12]同上，第11页。
[13] 韩敏《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出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