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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真主的恩典，笔者有幸在俄罗斯求学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笔者与鞑靼人、车臣人、达吉斯坦人及印古什人等多元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这些亲身经历，笔者观察到俄语系穆斯林在教育、人口结构及宗教实践方面的若干特征。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与地缘环境，这些因素不仅塑造了他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也潜在地影响着俄罗斯在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的战略格局。正是这种人口、教育与社会结构的综合条件，使俄语区穆斯林成为未来穆斯林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战略性力量，并为理解未来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格局提供了重要视角。
笔者关注俄语区的穆斯林，并非仅出于历史兴趣，更因为他们与当代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困境密切相关。身处复杂的地缘环境，这一群体为理解当代欧亚局势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视角。正如英国著名穆斯林学者谢赫·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eikh Abdul Hakim Murad）所指出的，穆斯林世界应更加关注俄乌冲突，因为许多穆斯林对此并不关心，尽管冲突双方的士兵中有不少穆斯林。俄罗斯方面有车臣特种部队及其他北高加索穆斯林，而乌克兰方面则有克里米亚鞑靼穆斯林部队。1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并不知晓克里米亚——这片俄乌争议地区曾长期是穆斯林领土，其原住民为克里米亚鞑靼人，当地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可追溯至1314年的古老清真寺。2
乌克兰总统在斋月期间和鞑靼穆斯林军官一起开斋。
俄罗斯车臣部队在俄乌前线做礼拜
俄罗斯的穆斯林
俄罗斯是一个高度多元的国家，境内有超过 190 个民族，，远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56 个民族。根据 2021 年俄罗斯人口普查数据，主体民族俄罗斯族（斯拉夫族裔）占总人口的 71.73%，而中国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则高达约 91%，这凸显了俄罗斯民族构成的相对分散性。在宗教信仰方面，俄罗斯约有 50 个民族几乎全部信奉伊斯兰教，相比之下，中国此类民族约为 10 个。这使得伊斯兰教在俄罗斯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由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如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经济衰退——因这些地区在苏联时期主要负责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以换取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国的工业品。因此，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工人，流入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例如，在莫斯科的服务业，特别是出租车行业，穆斯林移民工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对周五主麻日（Jumu'ah）祈祷活动的参与显著影响了该时段的交通和价格波动。随着城市俄罗斯族生育率下降和边疆少数民族生活自由度提高，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来自车臣等地的农村少数民族在都市赚取高薪并汇款回乡，支持家乡建设。同时，每年有数万名具备俄语能力的移民工人获得公民身份，促进了他们的社会融合。鉴于这些人口结构和移民趋势，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曾预测，到 2035 年，穆斯林人口可能占俄罗斯总人口的 30%。3
莫斯科的中央清真寺，每逢星期五的祈祷时分，警察为了给穆斯林们更多的空间和方便，会封锁街道。
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今日俄罗斯地区，可追溯至七世纪四大哈里发时期。当时穆斯林军队在击败波斯帝国后继续向高加索以北扩张，其影响范围涵盖今日的达吉斯坦地区。数个世纪之后，在10世纪，伊斯兰教又从另一方向传入俄罗斯中部地区，伏尔加流域的鞑靼可汗在与穆斯林商人长期往来中逐渐皈依伊斯兰教。13世纪，蒙古帝国西征，征服了伏尔加鞑靼地区。成吉思汗去世后，其次子术赤（J̌öci）的后裔在这一地区建立了金帐汗国。最初，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并未信奉伊斯兰教，但在其后的数代统治中，汗国上层逐渐完成伊斯兰化，伊斯兰教由此成为国家的重要宗教，并随着金帐汗国向东欧和俄罗斯西部的扩张，进一步传播到巴什基尔人等其他民族之中。
随后在帖木儿（Timur）成功入侵金帐汗国之后，数千名鞑靼人逃亡波兰，彼时波兰国王因看重鞑靼人卓越的骑兵作战能力而接纳了他们，伊斯兰教亦于14世纪正式传入波兰。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国王曾为嘉奖鞑靼骑兵对波兰王国的忠诚与勇气，特地恩准建造了一座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清真寺。4 然而，这种历史图景与当今经常观看欧洲新闻的人所观察到的波兰民众普遍的反穆斯林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如今，波兰政界人士常以未接纳穆斯林难民为荣，视伊斯兰教为威胁，而其祖辈所建立的波兰王国，却曾视穆斯林为保卫国家的忠诚战士。
俄罗斯北高加索山脉的穆斯林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向俄罗斯北高加索山脉的穆斯林。在俄罗斯北高加索有5个穆斯林共和国，其中三个人口超过一百万，最为人所知的是车臣、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在我就读俄罗斯期间，曾有机会到访车臣和印古什。尽管汉语中将其称为“共和国”，但在行政属性上，这些地区更接近于中国的自治区。然而，与中国自治区的大城市通常以汉族人口为主不同，车臣、印古什及达吉斯坦的城市中，俄罗斯族人口比例极低，本民族人口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族在上述三地的人口比例均不足3%。俄罗斯政府长期对北高加索的宗教与民族事务采取高度谨慎的治理策略。例如，对于俄罗斯族极右翼分子挑起的民族冲突，政府予以打击。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曾在电视节目中呼吁政府对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实行生育限制，建议每户最多生育两名子女。5 这种言论反映了部分俄罗斯族政治力量对民族比例变化的敏感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族在俄罗斯总人口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持续增长。同时，俄罗斯生育率最高的地区正位于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共和国，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部分极右翼势力的焦虑。
俄罗斯政府对极右翼分子的打击，与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形复杂性密切相关。北高加索以山地为主，一旦爆发民族冲突，可能出现寻求独立的武装势力，而俄罗斯联邦军的清剿难度极大。苏联解体后不久，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俄罗斯军队便败于盘踞山地的车臣游击队。历史上，沙俄征服高加索地区历时约50年，军队伤亡惨重；相比之下，清朝征服新疆仅耗时7年。在沙俄征服高加索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部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The Cossacks, 1863），即以沙俄与高加索部落的冲突为背景，描写战争的残酷及地方民族的抗争。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车臣与印古什位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边境。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积极谋求加入北约以对抗俄罗斯。2008年，当格鲁吉亚接近加入北约时，俄罗斯出兵进入格鲁吉亚境内，最终迫使格鲁吉亚割地投降。这一事件凸显了北高加索边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若该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管理，西方势力可能利用格鲁吉亚作为补给线，支持俄罗斯边疆的分离主义武装。历史经验亦表明，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与资金援助，形成类似模式。
伊玛目·沙米尔，高加索的无畏的狮子，在25年间顽强抵抗俄罗斯帝国，以勇气、荣誉和坚定的正义信念领导众人。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曾采访过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了解他们对普京以及对普京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的看法。受访者普遍认为，两者在本质上都不完全代表北高加索穆斯林的利益，但相较之下，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普京是“相对较可接受的选择”。受访者给出的主要理由在于，纳瓦利内在反对普京的政治动员中，曾尝试联合俄罗斯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以扩大反政府阵营的社会基础。纳瓦利内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及其为何与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结盟，他的回应是：“只要目标是反对普京，我们就站在同一战线。”6 在北高加索穆斯林看来，这种政治策略意味着对俄罗斯族民族主义力量的纵容，可能在政权更迭后引发严重的民族排斥政策。
部分受访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普京下台而由更具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上台，北高加索族群，尤其是在俄罗斯大城市的北高加索移民劳工，可能面临被系统性排挤甚至驱逐的风险。因此，在他们的认知中，现有政权虽然具有强烈的集权特征，但在抑制俄罗斯族极端民族主义方面仍起到一定的“稳定器”作用。这一认知亦折射出一个更为普遍的现实：在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群体在政治选择中往往不得不在两种均不理想的治理方案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所谓“较小之恶”。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分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宗教政策显著宽松化，北高加索的穆斯林群体因此得以更自由地实践伊斯兰信仰和日常宗教生活。同时，伴随自由市场改革的推进，北高加索地区经济活动活跃，为家庭生育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与经济环境。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北高加索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最高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全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约为40岁，而北高加索地区的年龄中位数仅为25至30岁。此外，由于大量年轻劳动者前往俄罗斯大城市从事务工活动，北高加索地区的实际年龄中位数可能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还要年轻。这种人口结构不仅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俄罗斯整体的人口政策与民族结构动态提出了挑战。
当前中亚的穆斯林的处境
在俄罗斯留学期间，笔者有机会结识来自中亚的朋友，由于我能简单的用俄语交流，这也使我在中亚地区的旅行更加便利和受益。我希望将自己关于当前中亚穆斯林处境的观察加以分享。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在宗教政策上相对宽松，允许伊斯兰教自由实践。其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认识到宗教领袖（伊玛目）在调解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族际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乌兹别克族传统上以经商见长，而吉尔吉斯族则具有游牧文化传统，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乌兹别克族作为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普遍优于吉尔吉斯族。此外，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存在大量飞地，使得两国间的族群分布更为复杂。随着苏联解体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两族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严重的一次族际冲突发生于2010年，当时一些吉尔吉斯族人组织起来攻击乌兹别克族, 造成数千名乌兹别克族人被迫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庇护。7
中亚的飞地
在这场暴力事件之后，宗教机构在当地社会重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当时俄语媒体的报道，冲突过后，清真寺成为双方社区试图重建信任的关键场所。部分清真寺举行了专门的祈祷活动，邀请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共同参与，以此呼吁宽容、尊重与和平共处。许多伊玛目在这些场合强调共同的宗教身份应超越族群分歧。例如，有当地穆斯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即便当年奥什（冲突的地方）发生了那场冲突，我们穆斯林（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也没有相互为敌。我们始终站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热爱并理解伊斯兰的穆斯林。” 8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伊斯兰宗教实践上存在一定限制，例如禁止蓄胡须。我认为这种限制类似于法国对宗教符号的管理。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宗教不自由状况在中亚地区最为严峻，两国长期处于高度集权的威权体制之下。以塔吉克斯坦为例，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对伊斯兰宗教实践的管控措施，其中包括法律禁止女性佩戴头巾（hijab）。这一政策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塔吉克斯坦超过 90% 的人口为穆斯林。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威权治理逻辑之外，塔吉克世俗政府对宗教活动的高度警惕，还源于其对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深层焦虑。政府普遍担忧社会宗教化程度的上升，可能为邻国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向塔吉克斯坦渗透提供社会土壤，从而对现有政权构成意识形态与政治层面的挑战。
无论如何，笔者亲身观察并阅读过相关报道，发现越来越多的中亚年轻人开始更加虔诚，包括我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朋友。在我游览中亚各国时，行教门的人大多为年轻人，但如今在土耳其清真寺内的信徒以老年人为主。此外，我还阅读过一些报显示越来越少的土耳其年轻人信仰伊斯兰教。
例如，我找到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摘录：
伊赫桑教授（Professor Ihsan）在回应时指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察：在过去一年中，前来向他咨询的众多宗教学生中，不少于 17 名女性坦言，尽管她们仍然佩戴头巾（hijab），但实际上已经不再信奉伊斯兰。9
相比之下，笔者阅读了多份由大学及学术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发现中亚穆斯林社会呈现出与土耳其不同的发展趋势。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学术机构于 2020 年开展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样本量 N = 1800）显示，伊斯兰在社会各年龄层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且在代际分布上呈现出清晰特征：受访者年龄越低，自认穆斯林的比例越高。调查结果表明，在 18–24 岁人群中，认同伊斯兰的比例处于最高水平，随后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这一结构性分布显示，哈萨克斯坦并未出现明显的青年去宗教化现象，相反，伊斯兰在年轻世代中的社会基础更为稳固，并通过代际传递持续嵌入社会结构之中。10
不同年龄组中信奉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受访者分布（年龄组，样本量=1800个，2020 年）
在德国，笔者曾向室友和朋友进行过 Dawah（伊斯兰传教），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自前苏联国家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对伊斯兰了解不多，却常常能够耐心倾听我分享的内容。他们对于一同前往清真寺开斋并没有问题，即便他们没有佩戴头巾，也不参与礼拜。而我的不信仰伊斯兰的土耳其朋友，在我讲伊斯兰时几乎都显得不自在，甚至拒绝前往清真寺享用免费开斋餐。
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可以从历史经验与社会背景的角度加以理解。对许多当代世俗化的土耳其年轻人而言，他们相信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土耳其长期未能加入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国家“不够西化”。在他们的理解中，“西化”往往被等同于公共领域的去宗教化，甚至被视为个人层面上对宗教生活，尤其是对伊斯兰实践的主动疏离。
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将西方国家的制度性优势简单归因于文化或宗教层面的“去宗教化”，本身是一种值得反思的因果推断。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对西式官服和西式去宗教化学校的引入，还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对宗教符号（如女性头巾）的制度性限制，这些政策更多反映的是当时政治精英对国家现代化路径的特定认知，而非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力，主要源于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与社会组织方式的长期演化，而并非建立在公共生活中系统性压制宗教实践之上。
相比之下，许多中亚地区的年轻人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沙俄与苏联统治之后，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逐渐成为去殖民化与文化复归的重要象征。通过重新学习和实践祖辈的伊斯兰传统——例如庆祝在苏联时期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的开斋节和宰牲节——年轻一代试图与在苏联体制下高度世俗化、俄语化的上一代形成区分，从而重塑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身份。
此外，当前中亚与土耳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影响了各国非宗教人群对宗教机构的态度。在土耳其，2016 年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政府指责葛兰（Gülen）伊斯兰运动导致政变，这使许多非宗教土耳其人对宗教机构产生不信任。我记得曾在土耳其与一位潜在的世俗土耳其商业伙伴聊天时，他在正式合作前特意询问我是否与格兰组织有联系，因为他知道我经常去土耳其清真寺礼拜。
中亚的东干穆斯林（Dungan Muslims）
在讨论中亚穆斯林时，有必要特别提及中亚的“老回回”，即东干穆斯林。之所以称其为“东干”，源于当时本地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使用突厥语将汉语中的“回”译为 döñän，意为“回归”。11 后来，沙俄及苏联官方亦将这一群体命名为“东干”。东干穆斯林的形成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的回族起义。19世纪中后期，回族起义失败后，由白彦虎领导的数千名回民逃亡至今日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边境地区，这些迁徙群体逐渐在当地建立了以东干人为主体的县级聚居区。
今年，笔者有机会去哈萨克斯坦旅游，参观哈萨克斯坦的两个东干村落。这两个村落基本上99%由东干人组成，两个村落的行政负责人也是东干人。村里的生活颇具“中国西北”风貌：家家户户都晾晒辣椒，老人佩戴小白帽，方言仍保留着老陕西口音。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既有哈萨克斯坦货币，也有用俄文书写的汉语文字，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据统计，当初成功逃入中亚的东干人不到一万人，而如今人口已增长至约30万。据说平均每户约有五名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家普遍拥有农业土地与较宽敞的住宅，同时享有哈萨克斯坦国籍，使其在教育方面无需为经济负担过度担忧，包括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获得。
在归属感方面，笔者曾与当地东干人交流。他们普遍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所生活的哈萨克斯坦村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非中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哈萨克斯坦国籍，且经济生活相对富裕，也受到本地人的尊重。此外，教育传统在东干村社会中极为重要。苏联时期，大学教育免费，许多父辈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因此，解体后的年轻一代普遍延续父辈的教育路径，积极接受高等教育。回国后笔者一直与一位东干长者保持联系，他给笔者写的俄文信息甚至比笔者的俄罗斯大学同学更规范、用词更精准，这也显示了东干人社会对语言与教育的重视。
东干穆斯林的历史经验对海外回民具有借鉴意义。首先，他们能够成功移民到一个愿意给予身份和权利的国家：沙俄时期官方接纳了逃难的回民，东干人建立了以尼古拉斯命名的村庄（后改为今天的马三奇）。在新环境中，东干人获得了稳定的身份、教育和经济机会，从而得以长期发展。相比之下，许多当代海外回民在成长的国家仍面临不同程度的排斥，例如在教育、就业上受到限制。笔者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一位德裔穆斯林，他出生并在科威特生活了二十多年，能够流利的说阿拉伯语和英语，但德语几乎不会说。因为科威特的移民法规定，外籍人成年后如果找不到高薪工作，就不能长期留在那里。他未能应聘到的工作，只能移民回德国，现在从零开始学德语。类似的情况在中东和东南亚的海外回民群体中也存在。这说明，想在海外稳定发展，身份问题非常关键，而东干穆斯林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借鉴。
东干人的婚礼
穆斯林在俄语区的教育水平
所谓“俄语区的穆斯林”，主要指现今独立后的前苏联加盟国中使用俄语较普遍的穆斯林群体，包括俄罗斯及中亚“斯坦”国家。鉴于本人对后苏联境内各穆斯林群体的教育状况缺乏深入调研，且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仍保持较强的工业与经济实力，因此本文将以中亚“斯坦”国家为例进行分析。
根据笔者个人的田野感受以及对国际组织官方数据的查阅，可以观察到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中亚地区普通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较强的社会秩序感与公共意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地区，公共空间中随意丢弃垃圾或乞讨现象极其罕见，这一社会特征与当地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密切相关。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后苏联中亚国家中，25岁及以上人口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大致介于80%至96.8%之间。12 其中，塔吉克斯坦的比例相对较低（约80%），乌兹别克斯坦则处于最高水平，其余中亚国家的相关指标亦处于这一区间内。与之相比，多数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同类指标明显偏低：例如马来西亚和部分海湾国家约在70%左右，而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则普遍低于50%。
中亚地区在教育指标上的相对优势，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苏联时期的教育政策背景。出于冷战时期在科技与工业领域与美国竞争的战略需要，苏联在中亚地区大规模投入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普及中小学教育，并系统性地推动女性接受正规教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社会中对女孩受教育重视不足的传统观念。这一历史遗产至今仍对中亚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由于语言环境相似、学费相对可负担，且俄罗斯高校普遍承认中亚高中成绩，中亚地区的许多高中生能够顺利升入俄罗斯知名高校，例如世界排名前百并获得过数个物理诺贝尔奖的莫斯科大学。这种教育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优于马来西亚等国家：尽管马来西亚学生普遍掌握英语，但赴英国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门槛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相关统计，每年前往俄罗斯留学的十大外国学生来源国中，中亚国家就占据五席，其中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数量比例位居第一。
教育水平与高端专业能力的积累，也反映在穆斯林在航天领域的表现上。在苏联及其后继国家中，涌现出若干穆斯林宇航员，例如来自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穆萨·马纳罗夫（Musa Manarov）、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托克塔尔·奥巴基罗夫（Toktar Aubakirov），以及当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利詹·沙里波夫（Salizhan Sharipov）。不可否认，莫斯科为他们提供了先进的航天技术与训练条件，但宇航员的选拔过程极为严格。截至目前，全球仅有来自8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宇航员进入太空，而全世界共有53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俄语互联网与伊斯兰知识传播
关于俄语区穆斯林的宗教学习渠道与互联网因素，有必要补充一个常被忽视但极为关键的结构性条件。在俄语区穆斯林世界中，除土库曼斯坦因国家政策严格限制外来网站访问之外，其余国家的穆斯林普遍能够自由使用国际主流互联网平台，如 YouTube 等，以获取宗教教学资源并自主学习伊斯兰知识。在笔者于阿塞拜疆进行的俄语实地访谈中，一位清真寺中的青年明确指出，尽管阿塞拜疆作为一个宪法意义上的世俗国家，对正式宗教教育与宗教机构活动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但个人在私人空间中通过互联网学习伊斯兰知识，并不受到实质性限制。与此同时，笔者的一位阿塞拜疆朋友亦回忆，其在学校教育阶段所接触的伊斯兰内容主要限于伊斯兰传入阿塞拜疆的历史概述，而非系统性的宗教课程；其后对伊斯兰教义与实践的理解，主要依赖成年后通过互联网逐步自学而成。关于上述个案的更为详细叙事，可参见笔者此前发表的阿塞拜疆游记。
这一现象在俄语区穆斯林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由于全球约有二点六亿人口能够使用俄语，互联网上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内容体系相对成熟且持续更新的俄语伊斯兰视频课程、线上讲学与学术文章网络，为穆斯林在世俗教育体系之外持续深化宗教认知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与学习路径。基于这一观察，可以提出一个解释性假设。相比之下，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波斯尼亚等东欧穆斯林社会，尽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以来在制度层面恢复了宗教自由，但由于其使用语言的全球人口规模有限，仅有数百万使用者，难以形成同等密度与持续更新能力的宗教知识传播网络，因此并未出现与中亚或俄语区相当程度的伊斯兰复兴。就笔者个人的旅行与田野经验而言，这些社会在日常生活方式上的世俗化程度，在若干方面甚至高于土耳其的大城市。清真寺中定期参与礼拜者多以老年人为主，而饮酒在社会生活中高度普遍。笔者曾听一位塞尔维亚穆斯林指出，在其观察中，部分波斯尼亚穆斯林在饮酒频率与强度上，甚至高于当地的塞族东正教基督徒。在家庭与商铺等私人空间中，宗教符号多呈现为象征性陈设，古兰经常与前南斯拉夫时期的政治象征如铁托肖像并置。这一差异或可部分从语言与信息结构以及宗教知识获取渠道的差异加以理解。
一只手拿着啤酒，一边做穆斯林的祈祷，这种场景在波斯尼亚是很正常
俄罗斯穆斯林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潜力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后，部分穆斯林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展现出的有限行动能力，引发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广泛失望与反思。根据俄罗斯官方的人口预测，到2035年，穆斯林人口可能占俄罗斯总人口的约30%。结合当前的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趋势，可以合理推测，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尺度内，俄罗斯或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在国际政治层面具备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穆斯林力量。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境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总体生育率显著高于主体民族。同时，每年仍有数量可观的中亚穆斯林移民进入俄罗斯，并逐步获得长期居留身份乃至公民身份。其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族青年男性的战时伤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俄罗斯人口结构的再平衡，使穆斯林人口比例在可预见的未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此外，与西欧国家中穆斯林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空间结构不同，俄罗斯的穆斯林群体同时广泛分布于大城市与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地区住房成本较低、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穆斯林家庭更容易维持多子女结构，从而在长期人口再生产中保持稳定增长。这种城乡并存的人口分布格局，使俄罗斯穆斯林的人口增长具备更强的可持续性，也构成其潜在社会与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再者，尽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但俄罗斯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以及与中国等国家进行工业品与能源交换的能力，其整体经济仍展现出一定的韧性。
也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质疑，俄罗斯政府是否真的会长期容忍穆斯林人口在国内持续增长。毕竟，在意识形态层面，普京政权一直试图将当代俄罗斯塑造成沙皇俄国历史传统的延续者，并反复强调俄罗斯并非苏联解体后才“新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东正教传统、斯拉夫文化和帝国历史为核心、在沙皇时代、苏联时期乃至当代之间保持延续性的国家。历史上，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曾爆发过多达十二次大规模战争，围绕黑海出海口、巴尔干地区以及宗教与文明领导权展开长期竞争。君士坦丁堡在这一历史想象中具有特殊意义：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前，它一直是东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也是历代沙皇所追求的象征性“圣地”。这一目标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正式写入外交安排。1915年，英法两国在《君士坦丁堡协定》中承诺，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将把伊斯坦布尔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交予俄罗斯帝国。然而，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沙皇政权倒台，俄罗斯随后退出战争，这一历史性目标最终未能实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部分东正教政治精英可能会担忧，若俄罗斯未来演变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国家在对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军事或地缘政治行动时，军队的士气、认同与动员能力可能面临结构性挑战。
此外，俄罗斯国内最具组织力的反对派政治力量，往往带有明显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倾向。一旦普京下台，这些政治势力并非没有上台执政的可能，而其一旦掌权，对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取向，普遍被认为将更为排他和强硬。在笔者看来，即便出现最不利的政治情境，俄罗斯政府更有可能采取的措施，是限制来自中亚的移民规模，而非系统性地压制本国穆斯林共和国的发展。这一判断基于多重现实考量。首先，北高加索穆斯林地区毗邻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体量较小，在能源、工业品和粮食等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市场。俄罗斯与其维持稳定关系，不仅有助于边疆安全，也能持续为本国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若对这些穆斯林地区采取高压政策，反而可能破坏既有的经济利益与地缘稳定格局。
其次，俄罗斯的工业体系本身深度嵌入了两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重要工业共和国。鞑靼斯坦是俄罗斯直升机制造业的核心基地之一，而巴什科尔托斯坦则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航空发动机生产企业。这些地区不仅在地方层面具备较强的经济自主性，在国家层面亦对俄罗斯的军工体系与高端制造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此，除非未来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愿意以显著的经济损失和产业衰退为代价，系统性地限制本国穆斯林地区的发展，否则，对穆斯林共和国实施全面压制，并不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亦有读者认为，即便在本世纪内俄罗斯可能在人口结构上演变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即使政府进一步收紧中亚移民政策，穆斯林群体在政治层面仍难以对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战略产生实质性影响，其理由在于俄罗斯本质上仍是一个高度集权、带有“伪民主”特征的政治体制。
对此，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忽视了人口结构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长期张力。从历史经验来看，由在民族、宗教或文化认同上明显有别于人口多数的政治集团长期执掌国家权力，往往难以维系持久稳定，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最终将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反向塑造。即便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执政核心亦难以完全脱离社会基础而独立运作。随着穆斯林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其集体诉求势必逐步渗透至国家政策层面，并在中长期内对俄罗斯的内政与外交取向产生结构性影响。事实上，这一趋势在俄罗斯内政中已初现端倪。自2014年遭遇西方制裁以来，俄罗斯在经济与金融层面日益重视与穆斯林国家的合作，并开始在制度层面对国内穆斯林群体的部分诉求作出回应。例如，2023年，俄罗斯中央银行正式推动并接纳伊斯兰金融试点，允许部分穆斯林共和国开展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实践。13 这一政策转向不仅反映了俄罗斯在制裁环境下对穆斯林资本与市场的现实需求，也表明穆斯林群体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
在当前穆斯林舆论场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是，将“拯救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于巴基斯坦。然而，尽管巴基斯坦在军事层面具备一定实力，其国家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结构性制约。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高度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援助，并多次陷入主权债务偿付危机。仅在去年，巴基斯坦政府约有56%的财政支出用于偿还外债及其利息，这在显著程度上压缩了其在外交、军事投射及社会发展的政策空间。14 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水资源紧张与周期性干旱问题，而滴灌等节水型现代农业技术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系统性推广，这进一步限制了其农业生产效率与粮食安全基础，从而对整体经济韧性构成约束。更为关键的是，即便假设巴基斯坦在中长期内成功缓解经济与农业结构性问题，其战略重心亦未必会优先指向巴勒斯坦议题。在当前民族主义政治动员仍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克什米尔问题在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中的动员效应显著高于巴勒斯坦问题。对任何一届巴基斯坦领导层而言，围绕克什米尔采取强硬立场所带来的国内支持率，显然更具直接政治回报。然而，若巴基斯坦在此议题上与印度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即便取得战术或阶段性优势，也势必付出极其高昂的人员、经济与国家稳定成本，从而进一步削弱其在更广泛伊斯兰事务中的长期影响力。
关于土耳其是否在未来具备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能力，有必要从人口结构、社会文化趋势与经济-战略基础等多个层面进行审视。首先，从人口因素来看，土耳其的生育率自2018年以来持续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人口学研究普遍认为，长期低于这一阈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规模收缩、社会抚养负担上升，并在中长期内削弱国家综合实力。若这一趋势持续，土耳其的国力增长空间将受到结构性限制。其次，在社会与宗教层面，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显示，土耳其年轻一代对伊斯兰教的认同与实践程度正在下降。尽管土耳其社会仍具有深厚的伊斯兰历史传统，但在高度城市化、世俗化教育体系以及“西化现代性”叙事的长期影响下，部分青年群体逐渐与宗教实践保持距离。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耳其以伊斯兰身份进行跨国政治动员的社会基础。再次，从经济与战略韧性的角度看，土耳其在面对西方制裁时的承受能力明显弱于俄罗斯。土耳其经济对外部资本、金融体系和贸易渠道的依赖程度较高，一旦遭遇系统性制裁，其货币稳定性、财政空间与社会稳定性均可能受到显著冲击。相比之下，俄罗斯不仅拥有雄厚的自然资源基础，而且在能源、粮食与军工领域具备高度不可替代性。具体而言，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粮食出口国，小麦出口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2%。15 许多非洲国家超过一半的小麦进口依赖俄罗斯供应。若俄罗斯粮食出口受到全面封锁，相关国家极有可能面临粮价暴涨与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政权危机。正因如此，即便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多轮严厉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的粮食出口依然未被系统性纳入制裁范围，否则大量由粮食危机引发的非洲难民将涌向欧洲，对西方自身构成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压力。
至于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如在英国和美国，其穆斯林人口在短期内通过生育率变化而显著提升总体人口占比的可能性亦相对有限。近十余年来，西方长期维持的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地产价格，使住房成本快速上涨。这一结构性变化不仅对整体社会的生育意愿产生抑制效应，也同样影响了穆斯林群体，使其生育率出现放缓趋势。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西方国家长期面临高额主权债务压力。为避免新增国债利息负担失控，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压低基准利率来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美国财政部门在2022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指出，若利率上升100个基点（即1个百分点），联邦政府的年均利息支出将增加约1870亿美元。16 这一数据清楚地表明，高利率环境对财政体系构成的巨大压力。在低利率背景下，政府融资成本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副作用亦十分明显：家庭和企业更容易获得低成本信贷，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推高房价。这一过程加剧了年轻世代的住房负担，延迟婚育年龄，削弱了包括穆斯林群体在内的整体生育能力。长期而言，高房价与低生育率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困境。基于上述现实，可以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情形，至少在当前这一代人乃至其子孙辈中，发生的可能性都相当有限。因此，若从战略与现实层面思考穆斯林在国际政治中可能发挥的集体影响力，将主要期望寄托于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变，显然并不具备可行性。
此外，尽管英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确实出现了数量不断增加的穆斯林议员和地方政治人物，但由于穆斯林整体仍处于人口极少数地位，其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塑造能力依然受到显著限制。在以选票最大化为核心逻辑的议会民主制度下，主流政党领导层往往需要优先考虑非穆斯林选民的总体态度，以避免在关键选区失去支持。因此，即便部分穆斯林政治人物在个人立场上同情或支持巴勒斯坦，其所属政党在实际外交政策上通常表现出高度克制。与此同时，西方政治体系中高度依赖竞选资金的现实，也进一步压缩了政策空间。政党在全国性选举中往往需要争取来自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及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助，而这些捐助者中相当一部分在对中东问题的立场上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关联，或至少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亲以色列外交框架。在此背景下，政党领导层通常不愿因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明显突破的立场，而冒着失去关键资金来源或中间选民支持的风险。
综上所述，穆斯林世界在国际问题上的实际影响力，关键不在于情感立场，而在于人口结构、国家能力与地缘政治位置等结构性因素。从这一视角看，单纯寄望于传统穆斯林国家或西方穆斯林少数群体，往往难以突破其经济、制度与政治约束。相比之下，俄语区穆斯林在教育水平、人口结构与制度嵌入程度方面具备相对优势，并与一个拥有战略自主性与资源韧性的国家体系相结合。随着俄罗斯穆斯林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其在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潜在影响力亦可能逐步增强。因此，若从长期与现实的战略层面思考穆斯林在国际体系中的集体力量，俄语区穆斯林应被视为一个不可忽视、且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重要变量，而非边缘性的存在。
支持俄语区伊斯兰教育的实践路径
作为结语，笔者希望汉语区的穆斯林在关注全球穆斯林议题时，能够特别重视俄语区这一具有现实潜力的地区。对于那些想提供实际帮助的人，笔者建议吉尔吉斯斯坦或许是一个相对可行且务实的切入点。该国宗教政策相对开放，伊斯兰教育活动受到的制度性限制较少，但经济基础薄弱，教育与宗教机构长期面临资金匮乏，大量年轻人不得不前往俄罗斯务工以维持生计。想要支持的人可以亲自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关注首都比什凯克的伊斯兰学院建设条件，包括学生宿舍是否充足。如条件允许，可租赁或购置公寓，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从而降低他们接受系统宗教教育的现实成本。这类投入虽不必宏大，但若管理透明、目标明确，将对当地伊斯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切实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慈善行为，更是对未来知识与社会资本的投资。若俄语区能够培养出一批具备扎实宗教素养、良好表达能力并熟悉现代传播方式的学者，他们不仅能服务本地穆斯林社群，也可能在更广泛的俄语社会中开展理性而有效的宗教传播。如果其中有人日后成长为像 Zakir Naik 那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宣讲者，推动更多俄语使用者理解并接受伊斯兰，这无疑将成为俄语区穆斯林长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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