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打开页面…
在 2024 年总统选举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第二次就职之后，ISPU 进行了第七次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该调查由芝加哥大学的 NORC于 2025 年 4 月 2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期间进行。国际种族灭绝学者协会于 2025 年 8 月宣布加沙发生种族灭绝，以及抗议加沙的美国学生遭到袭击，这给美国穆斯林创造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新环境，他们经历了日益严重的审查和伊斯兰恐惧症的飙升（IAGS，2025）。
随着这些困境的加剧，公民参与度也随之提高：许多穆斯林组织起来，在总统选举中拒绝投票给当时的总统乔·拜登，以及在他退出竞选后，转而支持新的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以此要求加沙停火。也有一些穆斯林不同意这种做法，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在穆斯林社区内部造成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获得了其他美国穆斯林的选票。那么，穆斯林最终在2024年是如何投票的呢？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分裂的选民群体中的投票份额，以及他们的政策优先事项、对特朗普总统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以及他们在人际交往和制度环境中遭受歧视的经历。
本次调查更新了美国穆斯林的人口统计特征，数据来源于ISPU在2022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美国总人口，并对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超额抽样。这两个宗教群体在美国的代表性不足，其独特的经历很少被纳入民意调查。因此，我们的报告能够将美国穆斯林的回答与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白人福音派教徒以及无宗教信仰者的回答进行比较。此外，数据还按种族、性别和年龄进行了细分。
与以往的民意调查一样，本次调查的受访者被问及一系列关于投票和公民参与的问题。为了了解美国穆斯林在以色列加沙行动以及美国对此的回应（在调查问卷中统称为“加沙战争”）的影响下，其投票偏好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次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在2024年和2020年分别投票给了谁。此外，受访者还被问及在选择总统候选人时的政策优先事项，以及对特朗普总统若干政策的满意度。除了投票之外，受访者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也通过一系列关于公民参与的问题来了解。
伊斯兰恐惧症指数第五次测算，使ISPU能够展现不同信仰群体和非信仰群体在伊斯兰恐惧症程度上的排名。我们得以评估加沙战争是否改变了任何信仰群体对穆斯林的态度。此外，通过反复调查美国民众对穆斯林的态度，我们能够比较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程度随时间的变化，并评估其是加剧还是减弱。
报告最后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人员针对美国穆斯林面临的重要问题提出的建议。
美国穆斯林群体年轻且多元化
与之前的民调一致，我们发现穆斯林比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白人福音派教徒、无宗教信仰者以及普通民众更年轻；26%的穆斯林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而其他群体这一比例仅为7%至15%。穆斯林仍然是美国种族最多元的宗教群体，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多数族裔的群体。28%的穆斯林自认为是黑人，24%是亚裔，20%是白人，12%是阿拉伯裔，9%是西班牙裔。
美国穆斯林在教育水平上与普通民众持平，收入较低，且目前更有可能是学生。
与之前的民调结果一致，我们发现约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而其他族裔的这一比例为11%至21%。此外，36%的穆斯林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与其他大多数族裔的比例相当。鉴于穆斯林的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他们目前就读两年制、四年制、研究生或技术类课程的比例高于其他所有族裔（穆斯林占47%，而其他所有族裔的比例为6%至15%）。
在美国，穆斯林是最有可能将宗教视为重要性的宗教群体之一。
近九成穆斯林（89%）认为宗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这一比例低于97%的白人福音派教徒，但高于44%的犹太教徒、72%的天主教徒和82%的新教徒。所有年龄段和种族/族裔的穆斯林都同样认为宗教非常重要。44%的穆斯林每周参加一次或多次宗教活动，这一比例高于10%的犹太教徒、22%的天主教徒和23%的普通民众，但低于5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
自2016年以来，穆斯林选民登记人数稳步上升
在美国，85%的合法穆斯林选民已登记投票，这一比例低于犹太人的92%，但与其他所有群体持平。纵观历史，穆斯林选民登记率从2016年的60%稳步上升。尽管到2025年，穆斯林选民登记率将与其他大多数群体持平，但仍有增长空间。我们发现，在合法穆斯林选民中，女性和非白人穆斯林的选民登记率最低。这些群体是选民登记活动可以重点关注的对象。
2024年，一半的穆斯林选民投票支持卡马拉·哈里斯，不到三分之一投票支持特朗普，超过十分之一投票支持斯坦。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五分之四的穆斯林选民进行了投票。在穆斯林选民中，50%投票给了哈里斯，31%投票给了特朗普，12%投票给了吉尔·斯坦。在普通选民中，50%的登记选民选择了哈里斯，45%选择了特朗普，0%选择了斯坦。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斯林选民中，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42%的穆斯林男性投票给特朗普，而穆斯林女性的这一比例为17%）。我们在其他任何群体中都没有发现性别差异。预测穆斯林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的因素包括：共和党党员身份、年收入7.5万美元或以上（相比低于3万美元）、出生于美国（相比出生于美国境外）、白人身份（相比其他种族/族裔）以及认同任何反穆斯林言论（相比不认同此类言论）。
2024年和2020年穆斯林选票的变化
在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的穆斯林选民中，55%在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选民在2024年投票给了哈里斯，而82%在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在2024年也投票给了特朗普。与普通民众相比，穆斯林选民不太可能连续两年都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但他们同样倾向于连续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我们的分析显示，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选民中有16%在2024年转而支持第三方候选人。相比之下，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选民中，只有1%在2024年投票给了第三方候选人。
穆斯林选民表示，家人/朋友和党派归属是影响他们2024年候选人选择的最主要因素。
略超过半数的穆斯林选民（53%）表示，家人或朋友对他们2024年大选的候选人选择产生了影响；其次是49%的选民表示，他们的政党归属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还有40%的选民表示，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较少的穆斯林选民表示，地方或宗教领袖（两者均为35%）以及与其宗教团体相关的全国性公民组织（36%）会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
穆斯林选民将经济/就业、加沙战争和医疗保健列为影响其2024年投票的三大政策优先事项。
41%的穆斯林选民将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列为影响其2024年投票的首要政策考量，其次是加沙战争（35%）和医疗保健（23%）。经济也是普通民众最常选择的政策重点，占比高达50%，高于穆斯林选民。仅有4%的普通民众选民将加沙战争列为政策重点，而18%的选民则将医疗保健列为重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确保边境安全（34%的普通民众选民，而穆斯林选民仅为16%）和维护民主（26%的普通民众选民，而穆斯林选民仅为12%）也是首要政策重点。在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选民中，有30%的人将加沙战争列为首要政策重点，而普通民众中只有2%的特朗普支持者持相同观点。在投票给哈里斯的穆斯林选民中，有22%的人认为加沙战争是首要政策重点，而普通民众中只有6%的哈里斯支持者持相同观点。在2024年投票给第三方的穆斯林中，有78%的人将加沙列为首要政策优先事项。
穆斯林表示，2024年大选令他们感到经济不安全、恐惧和压力。
44%的穆斯林表示，由于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他们担心自己或家庭成员的经济安全，这一比例与其他大多数群体基本持平。然而，与其他所有群体相比，穆斯林和犹太人更有可能表示担心自身安全（穆斯林为29%，犹太人为23%，而其他群体为3%至20%）。我们曾在2017年就2016年大选后的担忧提出过类似问题。比较2017年和2025年的数据，我们发现，表示压力和焦虑到需要寻求心理健康专家帮助的穆斯林比例有所上升（2017年为13%，2025年为22%）。与此同时，表示担心自身安全的穆斯林比例从2017年的38%下降到2025年的29%。
穆斯林对国家发展方向和总统支持率的满意度下降
自2018年以来，穆斯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首次下降，从2022年的48%大幅降至2025年的23%。这一数字也低于2017年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41%的满意度。穆斯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与普通民众、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本持平。约五分之一（21%）的美国穆斯林认可特朗普总统的工作表现，这一比例与犹太人（17%）和无宗教信仰者（20%）基本持平，但低于新教徒（41%）、天主教徒（34%）、白人福音派教徒（63%）和普通民众（32%）。仅有21%的穆斯林认可总统的表现，与2022年认可拜登的60%相比，这一比例大幅下降。穆斯林男性比穆斯林女性更倾向于认可特朗普的工作表现（27%对14%）。
自2019年以来，穆斯林公民参与民选官员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
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通过市政厅会议参与、竞选活动以及与公职人员的接触来评估非选举公民参与情况。我们此前曾调查过2019年与地方和国家民选官员的互动情况。2025年，22%的穆斯林表示曾与联邦民选官员联系，而2025年和2019年，普通民众和穆斯林的这一比例均为17%。另一方面，2019年，31%的普通民众表示曾与联邦民选官员互动，这一比例有所下降。2025年，19%的穆斯林和18%的普通民众曾与地方民选官员联系。在过去一年中，穆斯林（23%）和犹太人（18%）参加市政厅会议的可能性高于其他群体（4%-10%）。同样，在过去一年中，穆斯林（15%）和犹太人（12%）参与政治竞选活动的可能性高于其他所有群体（3%-8%）。前一年，19%的穆斯林向政治竞选捐款，犹太人的捐款比例不到30%，但与其他群体持平。
除了性别定义问题外，大多数穆斯林反对特朗普的政策。
略超过半数（52%）的穆斯林表示支持将性别定义为男性和女性，这一比例与50%的普通民众持平。大多数天主教徒（53%）、新教徒（65%）和白人福音派教徒（84%）也表示支持。大多数穆斯林反对我们询问的所有其他特朗普政策（政策完整列表见第3页）。纵观所有群体，白人福音派教徒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度最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支持除拟议的强制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31%）和拟议的削减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19%）之外的所有政策。穆斯林男性比穆斯林女性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的政策。穆斯林和犹太人对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包括加沙政策）的支持程度相当，但对特朗普性别定义政策的支持率存在显著差异（52%的穆斯林支持，而犹太人的支持率为33%）。
大多数特朗普支持者反对驱逐加沙人
在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中，只有不到一半（46%）的人表示支持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这一比例与普通民众中39%的特朗普支持者持相同观点。然而，普通民众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比穆斯林特朗普支持者更倾向于支持驱逐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分别为58%和45%）。
2024年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的穆斯林在大多数特朗普政策问题上与哈里斯的支持者立场一致。
2024年投票给哈里斯的穆斯林比普通民众中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政策。相反，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的穆斯林则与普通民众中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为一致。具体而言，1%至13%的普通民众中支持哈里斯的选民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各项政策，这与2%至13%的未投票给两党候选人的穆斯林选民的这一比例相符。
伊斯兰恐惧症与对特朗普政策的更高支持率相关
在普通民众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我们询问的所有政策（除两项外）的重要预测因素：1）削减医疗保险/医疗补助；2）裁减联邦政府雇员。在穆斯林群体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我们测试的所有特朗普政策（除以下四项外）的重要预测因素：1）只承认两种性别；2）支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3）设立政府效率部（DOGE）；4）裁减联邦政府雇员。
穆斯林群体遭受宗教歧视的经历依然普遍，且比其他所有群体都更为普遍。
63%的穆斯林表示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宗教歧视，这一比例高于犹太人（50%）和其他宗教群体（22%至27%）。2025年穆斯林遭遇宗教歧视的比例为63%，与前几年（2016年至2022年）基本持平，此前几年的比例在59%至62%之间。穆斯林在结构性和社会性层面都面临宗教歧视。穆斯林男性和穆斯林女性在过去一年中遭遇宗教歧视的比例大致相同（穆斯林女性为63%，穆斯林男性为64%）。
近半数穆斯林家庭反映子女遭受宗教欺凌，而欺凌者往往是权威人士。
在过去一年中，47%的穆斯林家庭（家中有学龄儿童）表示他们的孩子曾遭受过基于宗教信仰的欺凌，而普通人群的这一比例为23%。这一比例与2022年报告孩子遭受欺凌的穆斯林家庭比例（48%）基本持平。至于欺凌者是谁，55%的家庭表示是其他学生群体，36%的家庭表示是老师或学校官员，13%的家庭表示是同学的家长。
2025年伊斯兰恐惧症加剧
截至 2026 年 5 月，我们的研究团队已进行修正，其中包括更新 2025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中伊斯兰恐惧症指数的三个数据。点击此处查看完整说明。
伊斯兰恐惧症联盟（ISPU）连续第五年使用全国伊斯兰恐惧症指数来衡量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普通人群中，该指数从2022年的25跃升至2025年的33。其中，白人福音派教徒（上升15分）、天主教徒（上升12分）和犹太教徒（上升11分）的增幅最为显著。新教徒的指数也上升了7分，从2022年的23分升至2025年的30分。穆斯林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保持稳定，2022年的26分和2025年的21分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尽管如此，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的内化伊斯兰恐惧症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挑战。自2022年以来，无宗教信仰者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也没有显著变化（从22分升至25分）。在考察预测伊斯兰恐惧症的因素时，我们发现，投票给特朗普总统（对于普通民众和穆斯林而言）以及保守的政治观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与较高的伊斯兰恐惧症得分相关的最强因素之一。
芝加哥大学 NORC 开展了 2025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该调查由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 (ISPU) 开发，于 2025 年 4 月 2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期间，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穆斯林、犹太人和普通民众样本进行了调查。该研究调查了人们对政治、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信仰习俗和宗教歧视的看法。
NORC 对来自美国普通人群的 2486 名成年人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 800 名穆斯林成年人和 428 名犹太成年人的超额样本。这些超额样本群体已根据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进行加权。该调查提供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并根据受访者在招募小组时提供的偏好，采用两种方式进行：1）受访者通过网络自行填写；2）由访员通过电话进行访谈。最终数据使用 NORC 的 TrueNorth 校准方法进行加权。
NORC共完成了2430次网络访谈和56次电话访谈。NORC代表ISPU开展了这项研究，使用了NORC的AmeriSpeak®样本库（n=1743）、Generation Lab样本库（n=515）以及Dynata样本库（n=172）。AmeriSpeak是一个基于概率的样本库，Generation Lab同时包含基于概率和非概率的样本库，而Dynata是一个非概率样本库。
AmeriSpeak是美国首个将小组调查的速度和成本效益与更高的美国人口代表性、行业领先的回复率以及创新且全面的项目方法和透明度报告相结合的多客户家庭调查小组。自2015年由芝加哥大学NORC创立以来，AmeriSpeak已完成1000多项调查，被数十家媒体引用，并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新闻机构——美联社的主要调查合作伙伴。AmeriSpeak是美国市场上科学性最强的多客户调查小组。
该问卷由ISPU与顾问团队和NORC项目团队协商制定。在实地调查之前，NORC已将研究程序录入其数据收集平台，以便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问卷调查（取决于受访者的偏好）。为了确保跳题模式和样本分割符合问卷设计，程序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最终数据采用 NORC 的 TrueNorth 校准方法进行加权，具体如下所述：
AmeriSpeak 小组权重：由于概率抽样的抽样框是 AmeriSpeak 小组（其本身也是一个样本），因此本研究的加权过程以 AmeriSpeak 小组权重和 Generation Lab 基准权重为起点。小组权重反映了小组的累积招募选择概率、无应答调整以及与人口基准的校准，包括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
概率基准权重： AmeriSpeak 小组权重会根据研究样本设计中从该小组中抽取样本的概率进行调整。AmeriSpeak 研究样本的基准权重是 AmeriSpeak 小组权重与从该小组中抽取样本的概率倒数的乘积。Generation Lab 的基准权重体现了其两阶段抽样方法：首先，从其注册学生构成 Generation Lab 高等教育框架的大学中抽取简单随机样本；然后，从该框架中抽取参与本研究的穆斯林学生分层随机样本。
无应答调整概率权重： AmeriSpeak 案例的无应答调整权重是通过调整应答者的基本权重来计算的，以补偿按宗教、年龄、种族/民族、性别和教育程度划分的无应答权重类别中的无应答者。在每个权重类别中，无应答调整权重是基本权重与加权应答率倒数的乘积。Generation Lab 案例的无应答调整权重以类似的方式单独计算，即在按种族/民族和性别划分的类别中，计算基本权重与加权应答率倒数的乘积。然后，Generation Lab 的无应答调整权重根据年龄和教育程度校准到 AmeriSpeak 穆斯林受访者的参考无应答调整权重；使用 lambda 构成公式，该公式可以正确考虑每个样本来源的样本量贡献。
TrueNorth流程解决了非概率抽样固有的诸多问题，并生成了一个伪概率样本，其偏差远小于单独的非概率样本。这主要是通过将高质量、低偏差的概率样本与非概率样本混合来实现的。但真正的区别在于TrueNorth巧妙地融合了这些样本。
最终的 TrueNorth 权重随合并样本数据一同提供，其计算过程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对合并的概率样本和非概率样本拟合加权树模型。其次，基于拟合的树模型，估计个体被纳入合并的概率样本和非概率样本的概率，并将估计概率的倒数作为初始权重。第三，对初始权重进行事后分层调整，包括基准校准和权重修剪，以生成最终权重。一般人群的数据以人口普查、当前人口调查 (CPS) 和皮尤研究中心全国民意调查 ( NPORS ) 的人口统计估计数据为基准。犹太人和穆斯林超额样本的数据以SSRS 开展的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中列出的参数为基准，这些参数本身来源于 SSRS 综合调查和皮尤的估计数据。
最终设计效果和误差范围如下：
全部的：
研究设计效应：3.63
研究误差范围：+/- 4.03%
穆斯林：
研究设计效应：2.89
研究误差范围：+/- 6.35%
犹太人：
研究设计效应：2.20
研究误差范围：+/- 7.57%
芝加哥大学NORC开展的研究和分析深受决策者信赖。作为一家无党派研究机构，NORC在衡量和理解世界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八十多年来，NORC研究了人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以及所有重大新闻事件。如今，NORC与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提供必要的客观性和专业知识，为社会面临的关键决策提供信息：www.norc.org。
作为向ISPU交付成果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NORC对调查中的所有指标进行了双变量交叉表分析和统计显著性检验，比较了以下群体的结果：穆斯林、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白人福音派教徒、无宗教信仰者和普通公众。NORC还按性别、种族、年龄和总统候选人选择，对穆斯林和普通公众进行了双变量交叉表分析和显著性检验。此外，我们还分析了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多年来提出的问题，以评估时间趋势并检验是否存在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统计显著性差异。对于某些主题，ISPU研究团队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例如因子分析、预测概率和多元逻辑回归。这些分析在报告的相关章节中有所说明。除非另有说明，我们报告的所有结果均具有95%或更高的置信水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ISPU 以往的研究 表明，美国穆斯林的构成十分多元化。了解穆斯林群体的多样化人口特征及其交织的身份认同，对于理解本报告中呈现的他们的行为和态度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首先对美国穆斯林的人口结构进行概述。
美国穆斯林的平均年龄较轻，这具有几个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穆斯林更有可能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为政府税收做出贡献。此外，由于该群体中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口比例较高，预计其人口增长速度将超过生育率较低的其他群体。对于许多年轻的美国穆斯林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完全成长于“9·11”事件后的时代——在此期间，他们的宗教群体经常面临审查、安全化和刻板印象。美国穆斯林相对年轻的年龄也对他们的媒体消费产生影响。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是受访成年人中最年轻的群体（18-29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使用率则有所下降（Auxier & Anderson，2021）。鉴于当前学生抗议活动遭到镇压以及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调查的背景，18至24岁的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面临对其教育和职业生涯的直接影响。
为了收集种族和族裔数据，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让受访者自行选择其种族和族裔身份。ISPU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种族和族裔调查。美国人口普查局评估种族和族裔的方式是，首先询问受访者是否具有西班牙裔血统，然后要求他们选择一个种族类别，并允许他们在该种族类别内具体说明其族裔来源。种族类别包括白人、黑人或非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以及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根据 人口普查局的定义，在 2020 年人口普查之前，中东或北非裔人士被归入“白人”类别。这种情况将在 2030 年人口普查中发生变化，届时将新增中东或北非 (MENA) 类别。
皮尤 研究中心 以美国人口普查局为蓝本评估种族和族裔。ISPU也采用这种方法，但鉴于我们关注的是美国穆斯林群体，我们在种族问题中也加入了阿拉伯人选项。这样，受访者可以选择是否将自己归类为阿拉伯人，而不是像目前的人口普查那样将所有阿拉伯人都归为“白人”。
正如之前 报道，在我们调查的所有宗教和非宗教团体中，穆斯林是唯一一个没有单一种族或族裔背景占多数的群体。穆斯林中，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占多数（28%），其次是亚裔（24%）、白人（20%）、阿拉伯裔（12%）和西班牙裔（9%）。不到1%的穆斯林认为自己是 美洲原住民或土著居民。
20%的穆斯林自认为是白人，这一事实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对这个群体的构成缺乏了解。在ISPU之前一项名为“谁是白人穆斯林？”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三分之二的白人穆斯林是在穆斯林家庭长大的，64%的人出生在美国以外，这与美国普通民众中自认为是白人的人群有所不同。
此外，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具有复杂性。本研究发现，约四分之一的黑人穆斯林（24%）出生于美国境外，而美国黑人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3%。移民是美国黑人穆斯林经历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开展更多研究，探讨移民黑人穆斯林与美国本土出生的黑人穆斯林之间的差异，以及该群体中特定族裔群体的经历。
穆斯林所持有的多重种族/民族身份在其作为美国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范围涵盖公民参与、医疗保健、就业等诸多方面。美国穆斯林多元化的种族/民族构成也会影响他们在特定种族/民族社区环境中经历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Proctor et al., 2023; McDaniel et al., 2023; Ghaffar-Siddiqui & Steward-Streng, 2024; Steward-Streng, 2025）。
就收入而言，35%的穆斯林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元或以下，这一比例高于犹太人（11%）、天主教徒（19%）、新教徒（20%）、白人福音派教徒（21%）以及无宗教信仰者和普通民众（均为20%）。另一方面，约四分之一的穆斯林（24%）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或以上，这一比例与其他大多数群体相当，但低于犹太人（48%）。
白人穆斯林家庭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万美元的可能性高于黑人和阿拉伯裔穆斯林（分别为44%、7%和19%）。此外，亚裔穆斯林（34%）家庭年收入达到这一水平的可能性也高于黑人穆斯林（7%）。
尽管穆斯林群体年龄较轻，但36%的穆斯林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这一比例与普通人群的36%、天主教徒的30%、新教徒的37%以及无宗教信仰者的42%基本持平。穆斯林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的比例低于犹太人（59%）。
在我们进行民意调查时，47%的穆斯林表示自己是学生，这一比例高于犹太教徒（12%）、天主教徒（15%）、新教徒（6%）、白人福音派教徒（6%）、无宗教信仰者（13%）以及普通民众（11%）。我们对学生的定义是指正在攻读四年制学位、研究生学位、两年制副学士学位或接受技术培训的人员。在穆斯林中，26%正在攻读四年制学位，14%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4%正在攻读两年制副学士学位，2%正在接受技术培训。考虑到穆斯林的年龄普遍较轻，我们预期穆斯林在校学生的比例会更高。在穆斯林中，亚裔（54%）、阿拉伯裔（62%）、白人（30%）和黑人穆斯林（31%）成为大学生或研究生的比例高于普通民众（7%）。鉴于目前全国都在关注 限制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 削减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以及打击国际学生的移民政策，我们可能会看到穆斯林学生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Singh，2025；美国教育委员会，2025）。
十分之七的穆斯林有工作（70%），这一比例高于新教徒（57%）、白人福音派教徒（52%）和普通人群（61%）。穆斯林的就业率与犹太人（67%）、天主教徒（65%）和无宗教信仰者（63%）相当。8%的穆斯林是自雇人士，与其他所有群体（6%至11%）的比例基本持平。对于全美各地的就业者和求职者而言，联邦政府雇员人数和联邦拨款的减少，以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鉴于美国穆斯林的平均年龄较低，预计他们的退休率最低（穆斯林的退休率为6%，而其他所有群体的退休率为10%至30%）。
89%的穆斯林认为宗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这一比例高于犹太教徒（44%）、天主教徒（72%）和新教徒（82%）。只有白人福音派教徒（97%）在认为宗教对日常生活重要性方面超过了穆斯林。穆斯林男性和女性认为宗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比例大致相同（89%的穆斯林男性和90%的穆斯林女性）。
正如以往所有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所显示，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都同样认为宗教对日常生活非常重要。这包括18至29岁人群中的61%、30至49岁人群中的62%以及50岁及以上人群中的70%。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中，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比例因年龄而异，老年人的比例最高（18至29岁人群中的17%、30至49岁人群中的29%以及50岁及以上人群中的43%）。
近四分之三（73%）的阿拉伯穆斯林认为宗教非常重要，这一比例与白人穆斯林（57%）、黑人穆斯林（66%）和亚裔穆斯林（60%）的比例基本持平。白人穆斯林比其他族裔的穆斯林（33%）更倾向于认为宗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
44%的穆斯林表示每周参加一次或多次宗教活动，这一比例高于犹太教徒（10%）、天主教徒（22%）和普通民众（23%）。白人福音派教徒每周参加一次或多次宗教活动的比例最高，达到59%。穆斯林（17%）和白人福音派教徒（22%）每周参加宗教活动超过一次。穆斯林男性比穆斯林女性更可能每周参加一次或多次宗教活动（分别为55%和31%）。各个年龄段的穆斯林每周参加一次或多次宗教活动的比例大致相同（18至19岁人群为43%，30至49岁人群为46%，50岁及以上人群为43%）。此外，所有年龄段的穆斯林都比同龄的普通民众更可能每周参加一次或多次宗教活动。具体而言，18-29岁穆斯林中有43%的人是穆斯林，而18-29岁普通民众中这一比例为12%；30-49岁穆斯林中有46%的人是穆斯林，而30-49岁普通民众中这一比例为21%；50岁及以上穆斯林中有43%的人是穆斯林，而50岁及以上普通民众中这一比例为30%。
穆斯林选民：公民参与度不断提高
美国穆斯林正越来越多地参与选举进程。穆斯林选民登记人数持续增长。2020年总统选举中，穆斯林公民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例如Emgage发起的“百万穆斯林选票” 运动，反映了过去十年为提高美国穆斯林投票率所做的努力。
总体而言，美国合法选民中穆斯林的选民登记率与其他大多数宗教团体相当，85% 的合法选民穆斯林已登记投票，低于犹太人的 92%，与其他所有群体持平（天主教徒为 87%，新教徒为 83%，白人福音派教徒为 87%，无宗教信仰者和普通民众均为 84%）。
在具有合法投票资格的穆斯林中，男性选民登记率为92%，高于穆斯林女性的76%。我们此前已将穆斯林女性列为选民动员工作的重点人群。同样，天主教男性（93%）和普通男性（87%）的选民登记率也高于天主教女性（81%）和普通女性（81%）。就种族和族裔而言，在具有合法投票资格的穆斯林中，白人穆斯林（96%）的选民登记率高于亚裔穆斯林（82%）。在总人口中，白人选民（86%）的选民登记率高于拉丁裔选民（75%），但与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的登记率基本持平。
在具有合法投票资格的穆斯林中，男性选民登记率为92%，高于穆斯林女性的76%。我们此前已将穆斯林女性列为选民动员工作的重点人群。同样，天主教男性（93%）和普通男性（87%）的选民登记率也高于天主教女性（81%）和普通女性（81%）。就种族和族裔而言，在具有合法投票资格的穆斯林中，白人穆斯林（96%）的选民登记率高于亚裔穆斯林（82%）。在总人口中，白人选民（86%）的选民登记率高于拉丁裔选民（75%），但与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的登记率基本持平。
我们采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了穆斯林和普通民众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投票预测因素（控制了年龄、收入、性别、教育程度和其他协变量）。在穆斯林群体中，政党归属、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与民选官员的联系均不影响其投票意愿。相反，人口统计变量和宗教变量是投票率的最强预测因素。具体而言，在穆斯林群体中，60岁及以上人群（与18至29岁人群相比）、年收入7.5万美元及以上人群（与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人群相比）、白人穆斯林（与非白人穆斯林相比）、美国出生人群（与美国以外出生人群相比）、每周都去清真寺的人群（与不常去清真寺的人群相比）以及表达过任何伊斯兰恐惧症的人群（与未表达过伊斯兰恐惧症的人群相比）在2024年投票的可能性显著更高。
在普通民众中，年收入3万美元及以上的人（与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相比）、45岁及以上的人（与18至29岁的人相比）以及联系过当地民选官员的人（与未联系过的人相比）在2024年投票的可能性显著更高。任何公开表达的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归属、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都不是普通民众投票率的显著预测因素。
2024年大选期间，穆斯林选民备受关注。尽管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关键的摇摆州，穆斯林选民的数量足以左右总统选举结果（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仅以几千票之差决出胜负）。一些机构的出口民调显示，2024年有相当比例的穆斯林选民投票支持吉尔·斯坦，媒体报道也指出，许多此前投票支持民主党的穆斯林选民在2024年大选中改变了立场。
我们的调查显示，50% 的穆斯林（与普通民众相似）投票支持卡马拉·哈里斯，这一比例高于新教徒（39%）和白人福音派教徒（14%），但低于犹太人（70%）和无宗教信仰者（74%）。调查显示，31%的穆斯林投票支持特朗普，低于天主教徒（50%）、新教徒（57%）、白人福音派教徒（82%）和普通民众（45%），但与犹太人和无宗教信仰者持平。吉尔·斯坦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的支持率最高，其中穆斯林群体支持率高达12%，远高于其他群体（1%或更低），而2020年斯坦在穆斯林群体中的支持率更是不足1%。2024年，仅有3%的穆斯林选民参与投票，但他们并未投票给任何总统候选人。
按种族和族裔划分，大多数黑人穆斯林（76%）投票支持哈里斯，而多数白人穆斯林（49%）投票支持特朗普。亚裔穆斯林（22%）是投票支持吉尔·斯坦的群体中占比最高的，尽管他们中有50%投票支持哈里斯。在所有选民中，只有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较高（53%），而大多数黑人（90%）和多数拉丁裔（49%）投票支持哈里斯。阿拉伯穆斯林选民的样本量太小，无法进行统计。
我们运用回归分析来识别影响2024年大选支持特朗普的因素。我们分别对穆斯林、犹太人和普通民众进行了这项分析。对于穆斯林、犹太人和普通民众而言，持有或倾向于共和党（相对于其他所有政治倾向）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重要预测因素。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持有较为保守或非常保守的政治观点（相对于温和或自由主义观点）也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预测因素。对于穆斯林和犹太人而言，较高的家庭收入（75,000美元或以上，相对于30,000美元或以下）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预测因素。对于穆斯林而言，在美国出生（相对于在国外出生）与更高的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相关。对于普通民众和犹太人而言，年龄较大（普通民众为45岁及以上，犹太人为30岁及以上，而两组人群的年龄范围均为18至29岁）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预测因素，但对于穆斯林而言则不然。对于普通民众和穆斯林而言，种族（尤其是白人）与更高的特朗普投票率相关。在犹太人中，每周参加宗教活动是预测特朗普投票率的因素，但对普通民众和穆斯林而言则不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大学学历（与教育程度较低者相比）与较低的特朗普投票率相关。
根据ISPU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本报告稍后将详细讨论），任何公开表达的伊斯兰恐惧症都会预测穆斯林和普通民众会投票给特朗普，但对犹太人则不然。这意味着，对于穆斯林和普通民众而言，认同我们询问的任何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错误观念都会增加他们投票给特朗普的可能性。
在普通民众中，2020年投票给乔·拜登的人中有79%表示会在2024年投票给卡玛拉·哈里斯。同样，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的普通民众中，有81%表示会在2024年投票给他。在普通民众中，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人中只有2%表示会在2024年投票给哈里斯或特朗普以外的候选人，而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中只有1%表示会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哈里斯或特朗普以外的候选人。然而，在穆斯林群体中，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人中只有55%表示会在2024年投票给哈里斯，而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中，有82%表示会在2024年投票给他。这表明，在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之间，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投票率有所下降。
进一步分析揭示了这些2020年民主党选民在2024年的投票倾向变化。一小部分穆斯林选民似乎在过去几届总统选举中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摇摆不定。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穆斯林中，有10%的人表示在2024年投票给了特朗普。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穆斯林中，有16%的人表示在2024年投票给了第三方候选人或除哈里斯或特朗普之外的其他候选人，另有19%的人在2024年没有投票。另一方面，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中，只有1%的人表示在2024年投票给了除哈里斯或特朗普之外的其他候选人。
在2025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中，ISPU调查了选民影响其总统候选人偏好的因素。随着TikTok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自2021年以来的兴起，重新评估影响美国穆斯林选民及其选择的因素至关重要。2024年，家庭/朋友和政党归属是影响穆斯林总统候选人选择的最显著因素。
影响美国穆斯林投票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家人和朋友（53%）、政党归属（49%）以及社交媒体意见领袖（40%）。对犹太选民和普通民众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党归属（分别为36%和33%）、家人和朋友（均为23%）以及主流媒体（分别为16%和17%）。与其他所有群体和普通民众相比（这三项的影响比例均在6%至19%之间），穆斯林选民更有可能受到当地宗教团体和全国性宗教领袖（均为35%）以及与其宗教团体相关的全国性公民组织（36%）的影响。
2024年的总统选举对穆斯林选民而言是特殊的一年。穆斯林选民围绕加沙战争组织起来，从州级和全国性的竞选活动，例如“倾听密歇根”运动、“未决选民”运动和 “永不拜登” 运动，到针对州和联邦议员的地方电话拉票活动，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努力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如何围绕加沙战争这一单一议题团结起来，这种团结程度在美国穆斯林选民中前所未见。2024年，经济和就业（41%）以及加沙战争（35%）是美国穆斯林在选择总统候选人时最关注的议题。虽然这两个议题最为重要，但穆斯林的整体政策优先事项仍然无法清晰地体现出党派倾向。穆斯林和犹太人以及无宗教信仰者一样关心与民主党相关的议题，例如气候变化和医疗保健，但与犹太人（37%）、天主教徒（25%）和无宗教信仰者（39%）相比，他们不太可能将维护民主（12%）列为首要任务。
与普通民众（50%）、新教徒（52%）和白人福音派教徒（56%）相比，穆斯林（41%）更少将经济/创造就业列为政策优先事项。他们更倾向于将加沙战争列为优先事项（35%），而持此观点的犹太人（10%）和其他所有群体（包括普通民众，3%–4%）的比例则较低。仅有3%的穆斯林认为维护有关性别和婚姻的传统价值观是首要政策优先事项，这一比例与其他大多数群体（1%–5%）基本持平，但低于白人福音派教徒（20%）和新教徒（10%）。
41%的穆斯林女性比30%的穆斯林男性更倾向于将加沙战争列为首要议题。对于18-29岁（47%）和30-49岁（37%）的穆斯林而言，加沙战争是他们评判总统候选人的最重要政策议题，而55%的50岁及以上穆斯林则认为经济和就业创造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反映出不同年龄段的穆斯林选民在政策优先事项上的差异。就种族和族裔而言，59%的亚裔穆斯林将加沙战争列为首要政策议题，而37%的白人穆斯林和53%的黑人穆斯林则将经济和就业创造列为首要议题。对于白人穆斯林选民而言，加沙战争（32%）是第二重要的议题，而对于黑人穆斯林选民而言，医疗保健（33%）是第二重要的政策议题。12%的黑人穆斯林选民将加沙战争列为2024年总统选举的政策优先事项。阿拉伯穆斯林的样本量过小，无法进行分析。
在2024年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的普通民众中，他们最关注的三大政策优先事项分别是：边境安全（63%）、经济（59%）和移民改革（21%）。而对于支持哈里斯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政策优先事项则是：维护民主（43%）、经济（43%）和医疗保健（28%）。经济是哈里斯和特朗普支持者唯一共同关注的首要政策优先事项。
另一方面，对于支持特朗普的穆斯林选民而言，他们最关注的三大政策议题是经济（32%）、加沙战争（30%）和税收（27%）。对于支持哈里斯的穆斯林选民而言，他们最关注的三大政策议题是经济（49%）、医疗保健（29%）和加沙战争（22%）。而对于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或其他候选人的穆斯林选民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政策议题是加沙战争（78%）、经济（34%）以及让美国不卷入海外战争（20%）。由此可见，加沙战争是哈里斯、特朗普以及第三方候选人的穆斯林选民共同关注的首要政策议题。与此同时，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的穆斯林选民更有可能将加沙问题列为他们投票的政策驱动因素，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穆斯林选民中有16%在2024年转而支持第三方候选人。
穆斯林（29%）比天主教徒（8%）、新教徒（7%）、白人福音派教徒（3%）、无宗教信仰者（20%）和普通民众（12%）更可能担心自身安全。近四分之一的犹太人（23%）表示担心自身安全，与穆斯林持平。穆斯林女性（36%）比穆斯林男性（24%）更可能担心自身安全。18至29岁的穆斯林对家人遭受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的担忧（39%）以及对自身移民身份的担忧（31%）高于30至49岁（分别为25%和18%）和50岁以上（分别为21%和11%）的穆斯林。
14%的穆斯林会改变自己的外貌以减少其穆斯林身份的显眼程度，穆斯林男性和女性这样做的比例大致相同（分别为17%和11%）。与其他群体（1%至6%）相比，穆斯林也是最容易因移民身份而感到担忧的群体（22%）。亚裔穆斯林（43%）最容易因移民身份而感到担忧，其次是白人穆斯林（14%）、黑人穆斯林（18%）和阿拉伯裔穆斯林（18%）。就普通民众而言，西班牙裔（13%）比白人（2%）和非裔美国人（3%）更容易因移民身份而感到担忧。
2017 年至 2025 年间，因压力和焦虑而感到情绪低落，并认为自己需要心理健康专家服务的穆斯林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 2017 年的 13% 上升到 2025 年的 22%。尽管穆斯林和犹太人比其他所有信仰或无信仰群体都更有可能表示担心自身安全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但对于穆斯林而言，2025 年的结果（29%）实际上比 2017 年（38%）有所下降。此外，由于总统选举，首次参与公民组织的穆斯林比例也显著下降（从 2017 年的 18% 降至 2025 年的 9%）。
2017 年和 2025 年，因前一年总统选举而经历以下情况的穆斯林比例没有差异：制定了必要时离开该国的计划（2017 年为 18%，2025 年为 20%）、改变自己的外貌以减少其宗教社区成员的身份识别（2017 年为 15%，2025 年为 14%）、减少对与其信仰社区相关的组织的捐款（2017 年为 8%，2025 年为 9%）以及让孩子退学（2017 年为 5%，2025 年为 4%）。
尽管有所下降，但美国穆斯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仍然高于无宗教信仰者（12%），但低于白人福音派基督徒（38%）。在报告中使用的95%置信区间下，穆斯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与普通民众（24%）、犹太人（17%）、天主教徒（28%）和新教徒（30%）的满意度基本持平。
2025年，在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在穆斯林群体中，男性表达满意度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30% 对 14%）。其他群体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包括新教徒（男性 36% 对 女性 24%）、白人福音派教徒（男性 51% 对 女性 27%）以及普通民众（男性 28% 对 女性 20%）。
与往年一致，30至49岁的穆斯林最有可能对国家在2025年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36%的30至49岁穆斯林表示满意，相比之下，18至29岁穆斯林的满意度为14%，50岁及以上穆斯林的满意度为15%。相比之下，在普通民众中，50岁及以上人群对国家在2025年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的比例高于30至49岁人群（27%对18%）。
2025 年，白人穆斯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最高，达到 44%，高于其他所有穆斯林族裔群体：黑人穆斯林为 18%，阿拉伯穆斯林为 22%，亚洲穆斯林为 11%。与普通民众和其他群体相比，美国穆斯林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工作表现认可度较低。
2025年，约有五分之一（21%）的美国穆斯林认可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工作表现。这一比例与犹太人（17%）和无宗教信仰者（20%）基本持平，但低于新教徒（41%）、天主教徒（34%）、白人福音派教徒（63%）和普通民众（32%）。
在穆斯林群体中，男性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27%）显著高于女性（14%）。年龄也是影响人们对特朗普总统支持率的因素之一。在穆斯林群体中，30至49岁年龄段的人群支持率最高（33%），其次是18至29岁的年轻穆斯林（15%）和50岁及以上的年长穆斯林（9%）。
在所有种族群体中，白人穆斯林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最高，达到41%。这一比例显著高于黑人穆斯林（20%）、阿拉伯裔穆斯林（16%）和亚裔穆斯林（8%）。在普通民众中，41%的白人美国人表示支持特朗普，而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美国人的支持率分别为25%和7%。
与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趋势一致，穆斯林民众对总统的支持率在2025年较2022年大幅下降（2025年特朗普的支持率为21%，而2022年拜登的支持率为60%）。犹太人的支持率也呈现同样的趋势，从2022年的58%下降到2025年的17%；普通民众的支持率也从2022年的42%下降到2025年的32%。
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通过市政厅会议出席情况、政治竞选志愿者活动、政治竞选捐款以及与联邦和地方官员联系等方式来评估投票以外的公民参与情况。
2025年，穆斯林的公民参与度高于大多数其他群体。穆斯林（22%）联系联邦民选代表的可能性低于犹太人（31%），但高于普通民众（17%）。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51%）比投票给哈里斯（26%）或其他候选人（27%）的穆斯林更有可能联系联邦官员，而普通民众的情况则相反，投票给哈里斯的穆斯林（26%）比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18%）更有可能联系联邦官员。
穆斯林（19%）联系地方官员的可能性低于犹太人（30%），但与天主教徒（14%）、新教徒（22%）、白人福音派教徒（19%）、无宗教信仰者（15%）和普通民众（18%）的比例相当。白人穆斯林联系当地民选官员的可能性高于黑人穆斯林（分别为28%和13%）。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46%）联系地方官员的可能性高于投票给哈里斯的穆斯林（23%）。在普通民众中，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者联系当地民选官员的可能性相同（分别为21%和25%）。
与天主教徒（10%）、新教徒（7%）、白人福音派教徒（4%）、无宗教信仰者（7%）和普通民众（8%）相比，穆斯林最有可能参加市政厅会议（23%），但与犹太人（18%）持平。
15% 的穆斯林表示，他们在调查前一年曾志愿参加政治竞选活动，这一比例高于 8% 的天主教徒、6% 的新教徒、3% 的白人福音派教徒、6% 的无宗教信仰者以及 7% 的普通民众，但与犹太人 (12%) 的比例相当。
与犹太人（30%）相比，穆斯林（19%）参与政治竞选的可能性较低。犹太人是所有群体中参与政治竞选的可能性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包括普通民众（15%）在内的其他群体。穆斯林男性参与政治竞选的可能性高于穆斯林女性（穆斯林男性为24%，穆斯林女性为11%）。与亚裔和阿拉伯裔穆斯林相比，白人和黑人穆斯林通常更倾向于参加市政厅会议、担任志愿者以及参与政治竞选。39%的白人穆斯林和29%的黑人穆斯林参加了市政厅会议，而亚裔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穆斯林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2%和7%。大约四分之一的白人穆斯林（27%）参与了政治竞选的志愿工作，这一比例高于亚裔穆斯林（5%）和阿拉伯裔穆斯林（12%）。16%的黑人穆斯林参与了政治竞选的志愿工作，这一比例高于亚裔穆斯林。近三分之一的白人穆斯林（32%）和四分之一的黑人穆斯林（25%）曾向政治竞选捐款，这一比例高于亚裔穆斯林（9%）和阿拉伯穆斯林（8%）。
在穆斯林群体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参与的五项公民参与活动的平均次数高于哈里斯的支持者和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分别为 2.39 次、1.25 次和 0.75 次）；而在普通民众中，哈里斯的支持者参与的公民参与活动的平均次数高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分别为 0.98 次和 0.67 次）。
我们的调查于2025年4月2日至5月8日进行，当时正值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开始三个月，期间他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 行政命令。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以评估公众对特朗普几项政策的看法：
请评价您对特朗普政府以下政策的支持程度：
在我们询问的所有特朗普政策中，除性别二元论外，大多数穆斯林反对所有政策。超过半数（52%）的穆斯林支持性别二元论，天主教徒（53%）、新教徒（65%）和白人福音派教徒（84%）也大多支持这一政策。事实上，承认两性是特朗普政策中最受公众支持的部分，有半数（50%）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33%）和28%的无宗教信仰者表示支持这项政策。多数穆斯林（48%）反对设立狗狗币，只有23%的人支持。
现在来看更广泛的公众，就特朗普政府的其他政策而言，只有少数美国民众支持他最受瞩目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扩大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规模（42%）；终止联邦政府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部门（34%）；设立州政府雇员福利办公室（DOGE）（30%）；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29%）；以及通过裁员来缩减联邦政府雇员规模（28%）。在我们询问的政策中，获得公众支持率最低的三项政策分别是：驱逐因抗议加沙战争而被捕的学生（24%）、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驱逐出境（17%）以及拟议削减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预算（10%）。
总体而言，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最有可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大多数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支持所有政策，但有两个明显的例外：一是提议强制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徙（31%），二是提议削减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19%）。另一方面，犹太人最不可能支持我们询问的任何一项特朗普政策，没有一项政策获得超过少数犹太人的支持。
2018年，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我们调查了人们对所谓“穆斯林禁令”的支持程度。我们在2025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在犹太社区中，对“穆斯林禁令”的支持率在2018年至2025年间有所下降，从2018年的24%下降到2025年的15%。同样，在普通民众中，对“穆斯林禁令”的支持率也出现了下降，从2018年的28%下降到2025年的20%。
2025年，大多数穆斯林和犹太人反对“穆斯林禁令”（分别为71%和61%），43%的公众也持相同观点。穆斯林（14%）支持“穆斯林禁令”的可能性与犹太人（15%）和公众（20%）相当。与2018年13%的穆斯林表示支持该政策相比，2025年穆斯林表示支持该政策的可能性（14%）在统计学上基本持平。禁止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人员入境，这一政策是特朗普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以各种形式写入法律的（英国国际特赦组织，2025），如今，经过修改后，它仍然是其整体政策纲领的一部分（Treisman，2025）。至少就其最初的构想而言，这项政策已失去美国公众的支持。
总体而言，穆斯林男性比穆斯林女性更倾向于支持本次调查中列出的特朗普各项政策。性别差距最大的是男性（32%）和女性（12%）对设立政府效率部（DOGE）的支持率。性别差距最小的两项政策分别是：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加沙以及拟议削减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计划，这两项政策的支持率均为18%（男性）和9%（女性）。这种性别差距也体现在总统选举投票中：在参与投票的穆斯林选民中，42%的穆斯林男性和17%的穆斯林女性投票支持特朗普。
这种性别差异并非穆斯林独有，尽管在穆斯林群体中最为显著。例如，犹太男性（43%）比犹太女性（21%）更倾向于支持承认两性、扩大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规模（男性36%，女性21%）、终止多元、公平和包容（DEI）政策（28%对14%）以及削减联邦政府雇员人数（28%对14%）。对于其他政策，犹太男性和女性的立场基本一致，包括少数群体对强制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支持率（均为21%）以及遣返巴勒斯坦学生抗议者的支持率（26%对25%）。
在政策方面，性别差异在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白人福音派教徒和普通民众中均存在。特朗普在白人福音派教徒中支持率最高，但即使在这一群体中，男性也比女性更倾向于支持终止多元、公平和包容（DEI）（73% 对 52%）、设立“州长平等机会”（DOGE）（73% 对 48%）、削减联邦政府雇员（75% 对 53%）以及驱逐因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而被捕的学生（61% 对 39%）。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受测群体中，唯一一个在支持特朗普政策方面完全不存在性别差异的群体是无党派人士。男性和女性对所有受测政策的支持率几乎相同，且任何一项政策的支持率都从未超过29%，这使得该群体成为所有受测群体中对特朗普政纲支持度最低的群体。
穆斯林和犹太人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程度大致相当，包括对加沙问题的支持，双方立场不相上下。但性别定义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穆斯林（52%）的支持率高于犹太人（33%）。大多数犹太人（52%）反对承认两种性别，这一比例与无宗教信仰者（48%）持平，高于穆斯林（18%）、天主教徒（24%）、新教徒（16%）和白人福音派教徒（6%）。
大多数穆斯林和犹太人反对特朗普旨在压制亲巴勒斯坦活动和权利的政策，包括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63%的穆斯林和52%的犹太人反对）以及驱逐因发表亲巴勒斯坦言论和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64%的穆斯林和61%的犹太人反对）。此外，55%的非宗教人士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61%的人反对驱逐参与加沙战争抗议活动的学生。
只有14%的穆斯林支持因亲巴勒斯坦言论而驱逐学生以及提议将加沙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这一比例低于犹太人（分别为26%和21%）。天主教徒（27%）、新教徒（32%）、白人福音派教徒（50%）和普通民众（24%）都比穆斯林更倾向于支持驱逐抗议加沙战争的学生。白人福音派教徒也最有可能支持将加沙巴勒斯坦人强制驱逐出境，支持率高达31%，而穆斯林、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普通民众的支持率分别为14%、16%、22%和17%。最不支持这些政策的群体并非穆斯林（10%），而是无宗教信仰者（9%）。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总统选举中，选民对特朗普总统政策的支持和反对程度。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是否得到了投票给他的人的压倒性支持？在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人中，是否存在任何支持他的人？
在两项反巴勒斯坦政策方面，普通民众中的特朗普支持者（39%）和穆斯林特朗普支持者（46%）对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的支持程度基本持平。普通民众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比穆斯林支持者更倾向于支持驱逐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学生（分别为58%和45%）。投票给卡玛拉·哈里斯的普通民众（2%）远不如投票给哈里斯的穆斯林（13%）支持强迫加沙人离开加沙。2025年7月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8%的民主党人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的支持率分别为71%和25%。在此之前，2025年3月盖洛普民调发现，自该民调开始追踪以来，民主党人首次更倾向于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49%），而不是对以色列人的同情（38%）。
从各项政策来看，我们发现，除了其中一项之外，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普通民众中的支持者）比他们的穆斯林同胞更倾向于支持他的所有政策。穆斯林特朗普支持者比普通民众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更倾向于支持削减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提议（分别为44%和21%）。
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与普通民众相比，穆斯林哈里斯选民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的所有政策，包括最不受欢迎的政策，例如削减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分别为 9% 对 1%）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从加沙流离失所（分别为 13% 对 2%）。
相反，我们发现，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吉尔·斯坦的穆斯林选民，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方面，与普通民众中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为一致。具体而言，1%至13%的哈里斯选民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各项政策，这与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之外的穆斯林选民中2%至13%的支持率相符。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总统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的政策存在差异，18%的哈里斯选民支持该政策，而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的穆斯林选民中支持该政策的比例高达57%，尽管这一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今年（2025年）是ISPU发布“全国伊斯兰恐惧症指数”的第五年，该指数此前分别于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发布。该指数衡量的是美国公众对五种与穆斯林相关的错误负面刻板印象的认同程度。以下是构成该指数的指标：
请指出您对以下陈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其中 1 表示您非常不同意，5 表示您非常同意，这些陈述涉及居住在美国的大多数穆斯林。
居住在美国的大多数穆斯林对其他穆斯林实施的暴力行为负有部分责任。
ISPU分析师选择这五个变量是基于以往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这些认知与对反穆斯林政策（例如清真寺监控、种族歧视、机场对穆斯林的更严格审查、所谓的“穆斯林禁令”，甚至剥夺美国穆斯林的投票权）的更高容忍度相关（Kteily & Bruneau, 2017; Bruneau et al., 2018; Kteily et al., 2016）。这五个指标并非旨在涵盖公众伊斯兰恐惧症的全部，后者可能包含且确实包含许多其他关于穆斯林的错误观念。相反，它们旨在提供一个基于证据的衡量指标，用于衡量已知与接受歧视性政策相关的五种认知。
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被用来构建一个累加量表，用于衡量总体反穆斯林情绪。该量表已标准化，范围为0到100。由此产生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比较和追踪的单一指标。伊斯兰恐惧症指数衡量了人们对反穆斯林刻板印象（暴力、厌女）的认同程度、对穆斯林侵略美国的感知、对穆斯林的非人化程度（文明程度较低）以及对穆斯林集体责任的感知（对暴力负有部分责任）。所有这些因素都已被证明可以预测公众对歧视穆斯林政策的支持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指数名为“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但它仅衡量公众中的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伊斯兰恐惧症在国家层面制度化的程度。伊斯兰恐惧症不仅是一种社会情绪现象，也是一种结构性现象，体现在地方、州和联邦各级的立法、预算决策和执法实践中。虽然我们的指数无法衡量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但公众对许多此类做法的容忍度与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的升高密切相关。
关于2025年伊斯兰恐惧症指数的说明：
截至 2026 年 5 月，我们的研究团队已进行修正，其中包括更新 2025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中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中的三个数据。
最初公布的犹太人（19）和穆斯林（19）的得分是五年（2018、2019、2020、2022 和 2025 年）的累计得分，而非仅 2025 年的得分。正确的 2025 年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分别为：犹太人 28，穆斯林 21。
由于2025年更换民调供应商期间发生的一起内部错误，2025年非党派选民的得票率被错误报告。非党派选民的正确得票率为25，而非23。
《2025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的其他调查结果均未受到影响，报告已更新以反映这些更正。准确性和透明度是我们使命的核心，我们致力于维护这两项原则。
更新后的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至2025年间，针对普通民众和大多数其他受访宗教团体的仇恨犯罪率呈现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这一上升趋势发生在2023年10月以来反穆斯林言论不断升级，以及充满争议的全国和地方选举中，在这些选举中，仇视伊斯兰教的言论已屡见不鲜。消除仇视伊斯兰教和反穆斯林仇恨的必要性依然迫在眉睫。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与往年相比，2025年伊斯兰恐惧症有所上升
伊斯兰恐惧症联盟（ISPU）连续第五年使用全国伊斯兰恐惧症指数来衡量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普通人群中，该指数从2022年的25跃升至2025年的33。其中，白人福音派教徒（上升15分）、天主教徒（上升12分）和犹太教徒（上升11分）的增幅最为显著。新教徒的指数也上升了7分，从2022年的23分升至2025年的30分。穆斯林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保持稳定，2022年的26分和2025年的21分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尽管如此，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的内化伊斯兰恐惧症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挑战。自2022年以来，无宗教信仰者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也没有显著变化（从22分升至25分）。在考察预测伊斯兰恐惧症的因素时，我们发现，投票给特朗普总统（对于普通民众和穆斯林而言）以及保守的政治观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与较高的伊斯兰恐惧症得分相关的最强因素之一。
公众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甚至在普通民众中的年轻人中也有所抬头。
即使在18至29岁的普通民众中，2022年至2025年间，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也显著上升，从24上升至31，上升了8个百分点。2018年至2022年间，18至29岁普通民众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在21至24之间。
伊斯兰恐惧症增幅最显著的群体是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
从2022年到2025年，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在白人（从24升至35）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从25升至34）中上升最为显著。黑人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则保持相对稳定，仅从2022年的26略微上升至2025年的29。
穆斯林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尽管有些人可能对穆斯林群体中存在伊斯兰恐惧症感到震惊，但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穆斯林会内化伊斯兰恐惧症 ，他们会认同关于穆斯林的错误负面刻板印象，这可以通过伊斯兰恐惧症指数来衡量（Mogahed et al., 2022; Mogahed et al., 2020; Ikramullah, 2019; Mogahed & Chouhoud, 2018）。读者可以参考这些先前的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内化伊斯兰恐惧症，包括其预测因素和媒体的作用。
白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得分最高
在穆斯林群体中，对伊斯兰恐惧症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白人穆斯林最容易认同错误的伊斯兰恐惧症论调，他们在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上的得分为31分，低于普通人群中的白人（35分）和拉丁裔美国人（34分），但高于普通人群中的非裔美国人（29分）。值得注意的是，白人穆斯林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可能性也远高于非白人穆斯林。49%的白人穆斯林投票支持特朗普，而亚裔穆斯林和黑人穆斯林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4%和21%。阿拉伯裔和拉丁裔穆斯林选民的样本量太小，无法进行分析。黑人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上的得分为24分，低于普通人群中的黑人（29分）、白人（35分）和拉丁裔美国人（34分）。迄今为止，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最低的是亚裔美国人（12）和阿拉伯裔美国人（8），这表明美国穆斯林群体对自身信仰的本质存在分歧，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社区对话和弥合分歧。
伊斯兰恐惧症与2024年总统候选人选择
包括穆斯林在内的特朗普选民在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上的得分明显更高。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其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高于许多其他群体，包括普通民众。虽然普通民众中特朗普支持者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为46，但他的穆斯林支持者也紧随其后，得分为43，该指数衡量了他们对反穆斯林刻板印象的认同程度。
同样，投票给哈里斯的穆斯林选民在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上的得分为21，高于普通民众的19。投票给吉尔·斯坦的穆斯林的伊斯兰恐惧症得分最低，为5。这种模式表明，对于穆斯林而言，支持两位主要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伊斯兰恐惧症的叙事，甚至比同党派的普通民众更甚。
伊斯兰恐惧症的预测因素
特朗普的选票和保守主义观点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最强预测因素。为了更好地了解哪些因素与更高的伊斯兰恐惧症水平相关，我们进行了一项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一系列变量如何预测更高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结果显示，在普通民众和穆斯林群体中，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和保守的政治观点比年龄、种族或收入更能预测更高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
特朗普的选票预示着更高的伊斯兰恐惧症
在普通民众中，自认为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与投票给特朗普密切相关，这可以预测他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倾向。如果普通民众自认为是保守派，他们认同反穆斯林言论的可能性会高出13%。然而，政治意识形态对穆斯林自身对反穆斯林言论的认知没有影响，但投票给特朗普会使穆斯林认同反穆斯林言论的可能性高出18%。
收入越高，伊斯兰恐惧症就越低。
在普通人群中，高收入人群（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上）在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上的得分较低，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低12%。收入对穆斯林的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没有影响。
年龄、性别和出生地与伊斯兰恐惧症程度显著相关
45至59岁的穆斯林（20%）和在美国出生的穆斯林（10%）在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上的得分较高，而女性则较少持有伊斯兰恐惧症的刻板印象。这些因素对普通公众中的伊斯兰恐惧症没有影响。
宗教信仰对公众的伊斯兰恐惧症看法没有影响
宗教信仰对公众的伊斯兰恐惧症没有影响。这表明，对于公众而言，政治意识形态而非宗教差异——即使是根深蒂固的宗教差异——才是导致反穆斯林偏见的根源。宗教信仰对穆斯林的伊斯兰恐惧症得分也没有影响。对于穆斯林而言，这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并非源于宗教信仰低下，而是源于年龄、本土主义以及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
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越高，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度也越高。正如之前报道，认同ISPU发布的《美国全国伊斯兰恐惧症指数》中关于美国穆斯林的错误刻板印象，与支持歧视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以及反民主措施（例如在恐怖袭击后暂停言论自由权）密切相关。过去几年，我们曾研究过伊斯兰恐惧症指数得分与选民参与度以及在多个议题上支持联盟建设之间的关联。本文也将进行同样的研究。下一节将详细介绍伊斯兰恐惧症指数的创建过程，并分析2025年的伊斯兰恐惧症状况。
今年，我们测试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政策，其中一些受到公众欢迎，另一些则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我们旨在评估，支持仇视伊斯兰教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有的话）能够预测人们对这些政策的支持。具体而言，我们研究了每项政策的支持概率与仇视伊斯兰教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了包括政党认同、政治观点、收入、教育程度、出生地、年龄、性别和种族在内的标准人口统计因素。
下表48中的数值是伊斯兰恐惧症对特朗普各项政策支持度的平均边际效应，代表在控制人口统计因素的情况下，伊斯兰恐惧症程度最高和最低时，各项政策支持率增加的百分比。分析结果如下。
在普通民众中，伊斯兰恐惧症是除两项政策外所有政策的重要预测因素：1）削减医疗保险/医疗补助；2）裁减联邦政府雇员。另一方面，认同五种反穆斯林刻板印象中的至少一种，是支持“穆斯林禁令”的预测因素。伊斯兰恐惧症程度最高的人群平均支持该政策的可能性高出19%，高于其他任何一项受调查的政策。受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最大的第二项政策是扩大移民执法和承认两性。伊斯兰恐惧症程度最高的普通民众支持扩大移民执法局（ICE）和维护性别二元论的可能性比伊斯兰恐惧症程度最低的人群高出15%。
同样，在穆斯林群体中，伊斯兰恐惧症是他们支持我们测试的所有特朗普政策的重要预测因素，但以下四项政策除外：1）只承认两种性别；2）支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3）设立政府效率部；以及4）削减联邦政府雇员。与普通民众一样，受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对“穆斯林禁令”的支持，认同五种反穆斯林刻板印象中任何一种的穆斯林支持该政策的可能性高出19%。认同至少一种反穆斯林刻板印象的穆斯林支持其他政策的可能性比不认同任何伊斯兰恐惧症刻板印象的穆斯林高出17%至18%（见表48）。
支持仇视伊斯兰教的观点是预测公众对影响所有美国人的国内政策以及对穆斯林群体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政策（例如驱逐亲巴勒斯坦学生抗议者、所谓的“穆斯林禁令”以及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支持度的重要指标。公众的仇视伊斯兰教情绪与支持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的政策之间的这种关联，凸显了仇视伊斯兰教不仅伤害穆斯林，也伤害整个社会。
最有可能遭受宗教歧视的穆斯林。2025年，穆斯林是最有可能报告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宗教歧视的宗教群体（63%），高于犹太教徒（50%）、天主教徒（25%）、新教徒（27%）、白人福音派教徒（26%）和无宗教信仰者（22%）。穆斯林男性和女性报告面临宗教歧视的可能性相同（分别为63%和64%）。
自2016年以来，遭受宗教歧视的穆斯林比例未发生变化。
自2016年以来，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歧视的穆斯林比例基本保持稳定。2016年，当ISPU首次开展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时，60%的穆斯林表示曾遭受宗教歧视。在随后的几年里，从2017年到2022年，这一比例在60%到62%之间波动。这些年来，报告遭受宗教歧视的穆斯林比例没有出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这表明谁入主白宫并不会影响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社会和结构性偏见。
穆斯林最有可能在社会和结构层面面临宗教歧视。
对于那些表示过去一年中曾遭受宗教歧视的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在不同场合遭遇过宗教歧视。为了便于后续分析，我们将以下场合归类为社会歧视：
我们将这些其他情况归类为结构性歧视：
天主教徒、白人福音派教徒以及曾经经历过宗教歧视的无宗教信仰者的样本量太小，无法报告，因此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社会歧视
在过去一年中报告遭受过宗教歧视的人群中，穆斯林（28%）在职场中遭受同伴歧视的比例与其他宗教群体相当，包括新教徒（23%）和犹太人（20%）。此外，穆斯林（25%）在大学校园中与同伴互动时遭受宗教歧视的可能性也高于其他任何群体，是犹太人（13%）和新教徒（6%）的两倍多。
结构性歧视
在报告曾遭受宗教歧视的人群中，无论其来自宗教团体还是非宗教团体，社交媒体平台公司（例如删除帖子或关闭账户）的歧视行为均位列榜首，成为受访者最有可能遭遇歧视的场所。在遭受宗教歧视的穆斯林中，近一半（49%）表示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司遭受歧视。在所有遭受歧视的人群中，46%的犹太人和24%的新教徒表示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遭受宗教歧视，这一比例在所有调查的场所中最高，其中犹太人与穆斯林的比例相当，而新教徒的遭遇率低于穆斯林。机场是穆斯林继社交媒体平台之后最常遭遇宗教歧视的场所（37%），这一比例较为特殊，因为其他所有受调查群体中，仅有不到6%的人报告在机场遭遇过宗教歧视。
在遭受歧视的穆斯林中，20%至29%的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遭遇歧视，这些情况都体现了结构性偏见：求职时（28%）、与移民官员互动时（29%）、在工作场所与权威人士互动时（26%）、在大学与权威人士互动时（24%）、与执法人员互动时（26%）、接受医疗保健时（23%）、购买或租赁房屋时（20%）以及在银行办理业务时（20%）。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穆斯林在这些场合遭受歧视的比例都高于其他任何受调查群体。
性别、年龄和种族在宗教歧视中的作用
性别。虽然在过去一年中，穆斯林男性（63%）和女性（64%）报告遭受宗教歧视的频率在统计学上大致相同，但在某些情况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报告遭受歧视。这些情况包括以下几种：
这与往年有所不同，往年穆斯林女性总体上更有可能报告遭受歧视（2019 年，68% 的女性报告遭受歧视，而男性为 55%）。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下两个结构性问题外，穆斯林男性和女性在遭受歧视方面处于同等地位。例如，经历过歧视的穆斯林男性和女性表示，他们在与同事互动以及与职场权威人士互动时遭受歧视的可能性相同（分别为26%和30%） （男性为30%，女性为20%）。这表明，除了少数结构性种族主义案例外，穆斯林男性和女性总体上遭受宗教偏见的可能性相同。历史上，穆斯林男性被国家和其他机构视为比穆斯林女性更具威胁性，这或许反映了将穆斯林男性描绘成暴力分子、将穆斯林女性描绘成受害者的流行刻板印象（Mishra，2007）。这或许可以解释结构性歧视经历增加的案例。我们之前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即美国关于穆斯林最常见的错误观念是，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歧视女性（Mogahed等人，2022）。这也可能反映出穆斯林男性更多地从事银行业务，并且更有可能申请工作，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在家庭以外就业（77% 的穆斯林男性，而 61% 的穆斯林女性）。
年龄。18-29 岁的年轻穆斯林（73%）比年长的穆斯林（30-49 岁人群中为 58%，50 岁及以上人群中为 56%）更有可能报告经历过某种程度的宗教歧视。
种族。亚裔穆斯林（73%）和阿拉伯裔穆斯林（70%）报告遭受宗教歧视的可能性与白人穆斯林（66%）相当。在经历宗教歧视方面，唯一存在显著差异的是亚裔穆斯林和黑人穆斯林（73% 对 55%）。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许多学者、活动家和学术界人士都注意到了伊斯兰恐惧症和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因此，必须指出，尽管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存在一些重叠之处，但它具有独特性。根据加拿大阿拉伯裔律师协会2022年的一份报告，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压制、排斥、抹杀、刻板化、诽谤或非人化巴勒斯坦人及其叙事”（Majid，2022）。根据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理解研究所的说法，这包括“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辩护”以及“抹杀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平等尊严和价值”。因此，尽管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可能包含反穆斯林的陈词滥调，但这种种族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针对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
超过半数的穆斯林家庭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欺凌
超过半数（47%）的穆斯林家庭（子女就读于幼儿园至高中）表示，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欺凌。这一比例远高于普通人群中，有23%的幼儿园至高中子女的家庭报告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基于宗教信仰的欺凌。自2017年以来，穆斯林家庭报告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欺凌事件比例一直保持稳定。
近一半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孩子是否遭受过基于宗教的欺凌，我们要求参与者指出是谁欺凌了他们的孩子。参与者可以选择多个答案，我们区分了网络欺凌和线下欺凌（尽管在分析中我们将两者归为一类）。我们首次将“同学的家长”作为选项。超过半数（55%）的参与者表示欺凌者是其他学生。此外，49%的参与者指出欺凌者是成年人，其中36%表示是老师或其他学校官员，13%表示是同学的家长。我们在2017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并未区分网络欺凌和线下欺凌。2017年，四分之一（25%）的孩子遭受欺凌的家长表示，欺凌者是老师或学校官员；86%的家长表示，欺凌者是其他学生。穆斯林儿童遭受欺凌，尤其是来自成年人的欺凌，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促使人们加强对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培训和问责，并需要为家长提供正确的工具来维护他们孩子的权益。
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我们向利益相关者提出以下建议，以应对美国穆斯林社区面临的一些挑战。
支持穆斯林公民参与
继续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