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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后，伊斯兰教通过商人、贸易者、学者和传教士在西非传播开来，这主要是一种和平的传播方式，非洲统治者要么容忍伊斯兰教，要么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这样在撒哈拉沙漠及其周边地区传播开来。此外，阿拉伯商人渡过红海后，伊斯兰教传入东非，并在第二波浪潮中定居在斯瓦希里海岸。从公元14世纪开始，伊斯兰教曾对努比亚的基督教王国发动军事行动，例如，公元18世纪，穆斯林富拉尼人在乍得湖地区发动了圣战。此外，一些信奉非洲传统信仰（如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的人们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然而，至少在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教在与地中海南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沿岸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存在贸易联系的地区，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传播开来。这种宗教并非被统一接受，也未能保持其起源的纯粹性，它常常与传统习俗和仪式并存。随着宗教的传播，其他思想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在行政管理、法律、建筑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远不止是宗教思想的传播和接受。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洲通史》所总结的那样，与其他许多宗教不同：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涵盖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综合性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为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与社会、物质与道德、经济与政治、法律与文化、国家与国际——都提供了指导。（第三卷，第20页）
因此，考虑到上述情况，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非洲统治者和精英愿意接受一种外来宗教，因为它也带来了治理和财富方面的明确优势。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下半叶从中东传播至北非，当时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以武力征服了该地区。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通过皈依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他们或被迫或被诱骗皈依）沿着纵横交错于西非的贸易路线传播开来，从东非沿海地区进入中非内陆，最终抵达乍得湖。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南下埃及，并向西穿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苏丹地区。第三波伊斯兰教传播浪潮直接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将伊斯兰教带到了非洲东海岸、非洲之角和斯瓦希里海岸。
当伊斯兰教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草原地区后，便被非洲统治精英所接受。尽管如此，当地的信仰和仪式往往仍被保留，甚至与新宗教融合。随着穆斯林商人深入非洲腹地，伊斯兰教也从一个帝国传播到另一个帝国，首先于公元985年在加奥扎根，随后从公元10世纪末开始在加纳帝国（公元6至13世纪）传播。之后，伊斯兰教向东传播至马里帝国（公元1240年至1645年）和桑海帝国（约公元1460年至约公元1591年）。随着卡内姆王国（约公元900年至约公元1390年）的统治者在公元11至13世纪期间皈依伊斯兰教，以及豪萨兰从公元14世纪末开始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至此完成了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全面覆盖。
在东非，伊斯兰教面临着来自基督教的激烈竞争。基督教在努比亚以及法拉斯王国（又称诺巴提亚王国）、栋古拉王国、阿洛迪亚王国等国根基稳固，并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克苏姆王国（公元1至8世纪）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直到公元14世纪，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国（公元1250-1517年）的军事干预才使这些基督教王国皈依伊斯兰教，阿比西尼亚王国（公元13至20世纪）是个例外。此外，非洲之角还有两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阿达尔苏丹国（公元1415-1577年）和阿朱兰苏丹国（公元13至17世纪）。
除了真正的精神信仰之外，非洲领导人可能也意识到，接受伊斯兰教（或者表面上接受伊斯兰教）对贸易是有益的。
伊斯兰教在更南边的斯瓦希里海岸迅速传播开来。公元8世纪中叶起，来自阿拉伯和埃及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在斯瓦希里海岸沿线的城镇和贸易中心定居。当地的班图人和阿拉伯人相互融合，语言也随之交融，通婚现象十分普遍，文化习俗的融合最终促成了独特的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公元12世纪，来自波斯湾的设拉子商人抵达斯瓦希里，伊斯兰教在此地更加稳固地扎根。正如历史学家P·柯廷所言：“伊斯兰教最终成为斯瓦希里人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后世，成为斯瓦希里人就意味着成为穆斯林”（125）。伊斯兰教在沿海地区取得了成功，但在公元19世纪之前，它对东非内陆地区的人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努比亚的基督徒之外，还有其他挑战。许多人面对这种新宗教，仍然坚定地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信仰。另一个与伊斯兰教浪潮抗争的群体是莫西人，他们控制着尼日尔河南岸的土地，并在公元15世纪上半叶攻占了廷巴克图等城市。随后，信奉基督教的葡萄牙人抵达非洲东西海岸，挑战伊斯兰教的传播。在欧洲人广泛贸易的地区，例如非洲西海岸的刚果王国（公元14-19世纪），一些国家皈依了基督教。从公元16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对斯瓦希里海岸的统治也受到了挑战。
除了真诚的精神信仰之外，非洲领导人可能也意识到，接受伊斯兰教（或表面上接受伊斯兰教），或者至少容忍伊斯兰教，对贸易是有利的。伊斯兰教和贸易这两个领域紧密交织在一起，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中所解释的那样：
伊斯兰教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民族，如迪尤拉人、豪萨人和迪亚汉克人，在其各自的国家与穆斯林接触后，率先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现象的解释在于社会和经济因素。伊斯兰教诞生于麦加的商业社会，由一位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先知所宣扬，它提供了一套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伦理和实践准则。这套道德准则有助于规范和控制商业关系，并在不同族群成员之间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从而保障了安全和信用——这是长途贸易的两大基本要素。（第三卷，39页）
然而，例如在加纳帝国，并没有证据表明国王本人皈依伊斯兰教，相反，他们容忍穆斯林商人以及那些希望皈依伊斯兰教的加纳人。值得注意的是，加纳首都库姆比萨利赫自公元11世纪中叶起便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城镇。其中一个城镇是穆斯林聚居地，拥有12座清真寺；而另一个城镇距离仅10公里，由许多中间建筑连接，是王室的居所，拥有许多传统宗教圣地和一座供来访商人使用的清真寺。这种划分反映了本土万物有灵论与伊斯兰教并存的局面，前者主要在农村社区中盛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里帝国的国王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最早可确定的例子是曼萨·乌利（又名曼萨·瓦利或耶雷伦库），他于公元1260年代或1270年代前往麦加朝圣。此后许多统治者效仿，其中最著名的是曼萨·穆萨一世（公元1312-1337年在位），他访问了开罗和麦加，并将穆斯林学者、建筑师和书籍带回马里。清真寺拔地而起，例如廷巴克图大清真寺（又名金格雷贝尔清真寺或金格雷贝尔清真寺），古兰经学校和大学也相继建立，并迅速赢得了国际声誉。廷巴克图一位著名的学者是圣人谢里夫·西迪·叶海亚·塔迪尔西（卒于公元1464年），他后来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圣人。一个宗教阶层逐渐形成，其中许多成员来自苏丹，他们经常担任传教士，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西非南部地区。
许多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人努力学习，成为学者、传教士，甚至成为圣人，因此伊斯兰教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是被视为非洲黑人的宗教。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伊斯兰教，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神职人员从国外被吸引而来，伊斯兰教也进一步传播到西非各地。许多本土皈依者前往摩洛哥的非斯等地学习，成为伟大的学者、传教士，甚至是圣人。因此，伊斯兰教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是被视为非洲黑人的宗教。此外，穆斯林神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为社区做出贡献（从而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吸引力），例如应要求提供祈祷、处理行政事务、提供医疗建议、占卜（如解梦）以及制作护身符和符咒。
除了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以巩固统治、震慑民众之外，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动机是，新王朝或许可以通过皈依新的宗教来增强其合法性。这很可能是卡内姆王国在公元11世纪末皈依伊斯兰教的最重要因素。皈依伊斯兰教也使得与北非国家互派使节、派遣学者接受培训成为可能，这两项举措都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是与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建立了联系，并提升了统治者的威望。此外，伊斯兰教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它带来了识字能力，这对于依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帝国而言，无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具。
统治者并非一直都热衷于皈依伊斯兰教。例如，桑海帝国的国王桑尼·阿里（公元1464-1492年在位）就强烈反对伊斯兰教。但穆罕默德一世国王（公元1494-1528年在位）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他的子民，并在廷巴克图、杰内和其他城镇任命卡迪（伊斯兰教法官）担任司法首脑。然而，与加纳和马里的情况类似，桑海的农村居民仍然固执地忠于他们的传统信仰。
如前所述，古老的本土信仰仍在延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在公元1352年左右访问马里时便有记载。此外，伊斯兰教研究至少在初期是用阿拉伯语而非本土语言进行的，这进一步阻碍了其在城镇受过教育的宗教阶层之外的普及。即使是最终得以扎根的伊斯兰教，也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一种特殊变体，这或许是因为非洲统治者无法完全摒弃其大多数民众仍然坚持的本土宗教习俗和信仰，而这些习俗和信仰往往将统治者奉为神明或半神。
即使在斯瓦希里海岸——这个或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成功地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许多皈依者仍然保留着安抚带来疾病和其他不幸的亡灵的习俗。祖先崇拜依然盛行，在一些城市，妇女享有的权利甚至比在严格的伊斯兰教法下还要好，而且，在一种非常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做法中，墓地里到处都是将贵重物品与死者一同埋葬的墓穴。
伊斯兰教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伊斯兰教的传入导致古代非洲社群中某些群体的地位普遍下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是金属工匠，他们凭借精湛的锻造技艺，一直以来都受到普通民众的崇敬。同样，那些发现和开采黄金、铁等贵金属的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然而，与伊斯兰教的联系有时却能带来某种声望，这一点在社群历史和建城神话的重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神话中往往包含了来自东方的创始人的到来。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口头传统也保持了其文化完整性，因此我们看到了平行历史，例如马里帝国创始人桑迪亚塔·凯塔（公元1230-1255年在位）的传记。在史料记载中，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在口头传说中，他却是当地宗教的伟大巫师。
男女角色有时会发生变化，一些非洲社群此前赋予女性比穆斯林法律下更为平等的地位。一些非洲社会原本是母系社会，后来转变为父系社会。一些较为表面的变化包括改用穆斯林偏爱的名字。这些名字通常会根据非洲语言进行调整，例如，穆罕默德变成了马马杜，阿里变成了阿利尤。服饰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女性被鼓励穿着更加保守，青少年则被要求遮盖裸露的身体。
伊斯兰建筑随着宗教的传播而扩散，凡是有信徒的地方都建起了清真寺。然而，就像宗教本身一样，各地的清真寺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地域差异。例如，斯瓦希里海岸的清真寺既没有宣礼塔，也没有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清真寺常见的内院。
伊斯兰教带来了诸多技术创新，例如文字、数字、数学、测量和度量衡。不仅穆斯林学者和传教士访问并居住在非洲，还有像伊本·白图泰和伊本·赫勒丁（公元1332-1406年）这样的穆斯林旅行家和编年史家，他们对中世纪的非洲生活进行了极其宝贵的观察和记录。这些作家以及考古学，极大地帮助了我们重建古代非洲，尤其是在欧洲殖民时期之后。当时，欧洲殖民者竭力抹杀非洲大陆的历史，唯恐历史与种族主义观念相悖，即非洲早已等待着被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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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oll, T.“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考古学。”世界史前史杂志，第 10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第 439-504 页。
（作者是WHE的出版总监，拥有约克大学政治哲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位全职研究员、作家、历史学家和编辑。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艺术、建筑以及探索所有文明共通的思想。文章来自WHE，书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