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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是否有权持有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
最近网传有地方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进入寺院，以收缴“非法出版物“之名义收缴经书，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这一行为透露出的法律问题值得探讨。寺院经书无论为寺院所有还是信教公民私有，都属于私权利主体持有的范畴，下面仅从信教公民个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一分析也可以推及其它权利主体，比如寺院或民间组织。
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我们的习惯上将其称为“非法”出版物，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规范上的区别。
中央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网站给“非法出版物”给出的定义为：“非法出版物，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出版、印刷或者复制的出版物，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刊名称出版的出版物，非法进口的出版物等。”
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非法出版物”是以其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进行的界定，没有将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一概认定为“非法出版物”。可见，将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一律认定为“非法出版物”，是对这一概念在规范意义上的扩张解释，从行政正当性的角度，这一解释存在明显不当。因此，不能将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一概视为“非法出版物”。
那么，公民是否有权持有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呢？
中央宣传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网站给“非法出版物”所下定义时援引的规范为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可见条例的调整对象为“出版活动”，从文义解释，应当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印刷和扩散（如售卖）行为。各地方出台的出版物管理法规的调整对象也与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所调整的对象基本一致。公民的持有行为显然不属于此类规范调整的范围。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是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范，对公民持有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的行为，也未予以禁止。
再则，公民持有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的行为属于私行为，不可能对公共秩序造成影响。即便公民持有的作品含有法律禁止流通的内容，比如黄色、淫秽内容，只要不进行传播，就不属于公权力干预的范畴。如当年陈冠希的艳照，法律虽然禁止其传播，但不能干预其持有。再退一步讲，将全国各类博物馆、图书馆的馆藏、其他民间机构或公民个人收藏的古籍善本，若以没有取得出版许可为名认定为非法出版物，岂不荒唐之极！
笔者曾在参观哈达铺纪念馆时，看到馆内有当年红军在路过当时的岷州哈达铺时颁布的《回民地区守则》的展板，《守则》明确要求“不得损坏回民经典”。可见，保护少数民族典籍，是党革命之初的初心和使命之一。党在长征时期的这一政策宣言，可谓高瞻远瞩，为党立足西北，赢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心，加分不少。这份文件，在此后的建政过程中，成了奠定我党民族政策的基石性文件。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义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于法有据，否则其行为就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且行政机关不得为其行政行为随意赋权。在限制公民权利时，对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得随意扩张解释。行政机关将公民持有的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一概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甚至予以强行收缴，是对规范适用的不当扩张。这一做法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也违反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原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这一行政行为至少侵犯了公民对持有物的物权和财产权。如果该物品对该公民还有其他特殊意义，比如为亲人的遗物或其他有纪念意义的物品，那还有可能侵犯了公民的其他人格权。
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法谚“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皆自由。” 以此告诫各级行政机关，应尊重公民权利，不可滥用行政权力，随意干预公民的自主行为。法律既无禁止公民持有未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的行为，那么，公民的这一行为，就不应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强制收缴，更是行政权力的滥用。
政治学上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社会的失序，是从公权力失去边界开始。在一个公权力不守边界的社会，没有人是安全的。将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即给公权力划定边界，社会和民众才能享有真正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