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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已经摒弃了大部分关于麦加贸易的认知，是否就失去了解释伊斯兰教兴起的能力？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是先知出现在阿拉伯半岛、其教义传播以及阿拉伯人征服中东的关键因素，那么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事实上，麦加贸易从未对上述任何事件提供过令人信服的解释。
认为麦加贸易是伊斯兰教兴起的根本原因，这是瓦特的观点。读者或许会觉得本书对瓦特的批判已经足够多了，而作者本人也持相同看法。但要反驳传统观点，就必然要反驳这一观点的根源和起源：在本书中，读者可以将瓦特的名字视为“早期伊斯兰历史学家”的代名词，并将对他的批判视为一种变相的赞扬。正是由于瓦特著作的巨大影响，我们对该领域主流理论的总体评价最终还是要回到瓦特身上。
根据瓦特的说法，古莱什人向商业经济的转型破坏了麦加的传统秩序，造成了社会和道德上的弊病，而穆罕默德的传教正是对这种弊病的回应。然而，麦加人交易的是普通商品而非奢侈品这一发现显然削弱了这一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假设就一定无效。即便如此，还有其他理由应该摒弃这一假设。
首先，例如，哈伊勒镇在十九世纪如此短暂的商业时期内，其商业地位便如彗星般迅速崛起，堪比麦加，而传统规范却没有相应迅速瓦解的迹象，这不太可能。为什么会有这种瓦解呢？要动摇一个既未被迫迁徙也未被迫改变经济组织形式的群体的部落秩序，需要远不止一个世纪的商业成功。商队贸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瓦特将麦加人描绘成一心追求利润的金融家，这有时表明他认为麦加人已经过渡到了二十世纪。
其次，麦加普遍存在社会弊病的证据并不充分。瓦特认为，《古兰经》表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贫富差距，富人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怀日益减少，即使是对自己的亲属，孤儿尤其受到虐待；此外，《古兰经》强调慷慨的行为，暗示着旧有的慷慨理想已经瓦解，以至于富人在沙漠中的行为会被视为可耻；与此同时，《古兰经》强调人对真主的依赖，则表明麦加人开始崇拜一种新的理想——“财富至上”。然而，《古兰经》并未证明人们对社会分化或困境的意识日益增强：由于缺乏《古兰经》之前的文献证据，因此不能将这部经典作为社会变革的证据。指责人们过度贪恋财富、漠视他人，尤其是穷人和弱者，是所有一神论传教士的惯用伎俩，正如强调人对上帝的依赖一样：人们不禁会想，如果穆罕默德的传教生涯始于麦地那，或者更确切地说，始于其他地方，他的传教方式又会有何不同？先知在阿拉伯半岛出现的客观因素与穆罕默德对其使命的主观理解之间不太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先知继承的是先知传统，而非从外部视角审视社会的社会学习惯。
那么，撇开《古兰经》不谈，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证实了瓦特的诊断呢？麦加人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异教敌人，被指责忽视亲属关系和其他保护性关系，以及强者“吞并”弱者的倾向。但作为早期穆斯林，他们又因其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受到赞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贸易活动被认为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合作为特征；事实上，到了伊斯兰教兴起之时，已经不存在穷人了。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仅仅表明，传统所提供的是宗教诠释，而非历史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以这一传统所呈现的整体图景为准，那么毫无疑问，瓦特的诊断是错误的。从社会层面来看，穆罕默德据说在幼年丧父、后成为先知期间都受到亲属的庇护，这表明当时的部落制度依然完好无损，瓦特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还补充说，麦加的外国人结成联盟也印证了这一点。正如阿布·苏富扬所说，正是穆罕默德的传教打破了传统的亲属关系。从道德层面来看，慷慨等传统的部落美德备受推崇并被奉行：像阿卜杜拉·本·朱丹这样的麦加富人如果得知他们的行为在沙漠中会被视为不光彩，一定会感到震惊。
从宗教角度来看，麦加人被描绘成其异教神龛的狂热信徒，同时也是一系列其他神祇的信徒，他们向这些神祇发誓，以他们的名字为孩子命名，并在与穆斯林的战斗中带着这些神祇的形象。瓦特将菲贾尔时期违反禁忌的行为解读为“可能是信仰衰落的标志”。但显然，圣地和圣月时常遭到亵渎：据说穆罕默德本人也曾亵渎过圣月，却并未因此丧失信仰；如果麦加人认为这种亵渎行为无可指摘，他们就很难将相关战争称为“罪恶之战”（huru-b al-ija-r）。麦加人将异教神灵带入战场，并不意味着“阿拉伯残余的异教信仰已经达到了魔法的程度”。我们很难认为，到了西芬战役时期，伊斯兰教的残余也达到了类似的魔法程度（据说士兵们当时携带了《古兰经》）；或者认为佩戴十字架的基督徒仅仅是拜物教徒。瓦特承认，“鉴于穆罕默德在麦加所受到的反对，可以想象，那里的一些小团体——或许是那些特别关注某些宗教仪式的团体——对异教信仰的接受程度略高一些。”信仰。”但是，在可能具有特殊功能的小群体中，信仰程度略高一些，这很难充分解释这种反对的规模。
事实上，传统上认为麦加并无任何弊病，无论是宗教、社会、政治还是道德方面的。相反，麦加人被描述为极其成功；瓦特认为他们的成功导致了愤世嫉俗，这源于他试图从穆斯林的视角解读伊斯兰历史，尽管这种尝试本身值得称道。麦加人在史料中被描绘成道德败坏，并非因为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而是因为它运转得太好了：麦加人宁愿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不愿接受伊斯兰教。正因如此，他们在史料中受到了惩罚；一个人越是忠于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就越是愤世嫉俗、不道德或虚伪：阿布·苏富扬如果向异教神灵发誓，读者就会本能地对他感到厌恶，因为读者从史料中得知，向假神发誓的人根本就什么都不信。
第三，瓦特的论点未能解释穆罕默德的信息是在麦地那而非麦加被接受这一事实。在麦加，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准先知，如果他留在麦加，也只能止步于此。考虑到麦加危机普遍缺乏证据，这一点也合情合理：如果穆罕默德最初将他的一神论构想为麦加社会和道德改革的蓝图，那么他很快就会将其改变。他的一神论在麦加之外，先是在麦地那，然后是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方，才有了市场：麦加人必须先被征服才能皈依。由此可见，穆罕默德的信息所解决的问题，必定是麦地那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所面临的问题，而非麦加人所面临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些问题与麦加的贸易毫无关系。
这令人惊讶吗？归根结底，瓦特的论点可以概括为：阿拉伯半岛偏远角落的一座城市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一位传教士以此为契机创立了一种世界性宗教。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反应过度。麦加的社会改革蓝图为何会引发整个半岛的革命？显然，我们必须关注阿拉伯半岛的普遍因素，而非麦加特有的因素；我们认为麦加越特殊，它就越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无关。
当然，瓦特并非没有意识到需要解释穆罕默德的信息在麦加以外地区取得成功的原因。但他既然将信息的起源与麦加的贸易联系起来，就不得不找出第二组问题来解释其在麦地那的成功；而既然他选择了麦地那定居生活带来的问题，就需要第三组问题来解释其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传播，这一次他选择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独立于部落之外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生命在死亡时终结的问题。人的最终归宿是什么？死亡就是终结吗？”
然而，这些变化和转变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瓦特自己造成的。至于麦地那人不得不应对的世仇，它们并非源于向定居生活的过渡，而是定居生活本身固有的矛盾。认为部落组织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而定居必然导致其他形式的组织、规范和信仰，这是一种误解。石油发现之前的阿拉伯定居者，例如贝都因人，也是以部落形式组织的，他们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规范和信仰；无论是定居生活还是游牧生活，通常都处于无政府状态。瓦特认为定居生活确实增加了对权威的需求，但建立和维持稳定国家结构所需的物质资源却十分匮乏。因此，阿拉伯定居点通常饱受世仇的困扰；六世纪麦地那的世仇似乎与十九世纪包括麦地那在内的大多数阿拉伯定居点的世仇并无二致。穆罕默德提出的解决方案，旨在解决阿拉伯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纷争，而非变革的结果。真正新颖的，唯有解决方案本身。这种解决方案的创新之处在于其所倡导的、经神认可的国家架构；而真正对阿拉伯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并非穆罕默德所谓的社会改革蓝图，而是他所建立的国家。
至于精神危机，六世纪的阿拉伯似乎并不存在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危机。穆罕默德的传记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长期争论最终得到解决的迹象。相反，传记中充满了民族起源的强烈意识。这部传记传达的信息是，阿拉伯人早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并且最终统一建立了一个国家。穆罕默德既不是社会改革家，也不是精神疑虑的解决者：他是一个民族的缔造者。
瓦特试图探究阿拉伯社会变革和精神危机的动因，源于他将宗教视为一套关于生命本质和意义的终极真理：人的命运是什么？死亡是终点吗？在这种宗教观念下，人们通常需要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发生根本性改变才会放弃信仰，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良心的谴责和精神的煎熬。如果我们假设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也持有这种宗教观念，那么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迅速传播就表明，必然存在某种根本性的变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变革通常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剧变——并伴随着精神危机。接下来，我们只需探究这场危机的本质即可。瓦特关于伊斯兰教兴起的著作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在于他以这种非常易懂的方式思考，并提出了一个必要的社会经济变革：麦加人正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信仰。这多么熟悉啊！麦加人就像我们一样。然而，将我们自身的经历归因于一个简单的社会，这种解释不太可能是正确的。以色列人皈依耶和华之前经历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精神危机？冰岛人通过议会投票接受基督教，他们又对人类的最终命运思考了多少？显然，并没有。伊斯兰教的情况也类似。伊斯兰教起源于部落社会，任何试图解释其出现的原因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那么，阿拉伯部落的宗教本质是什么呢？这里需要注意的基本一点是，部落神祇是世间一切可观察现象的最终来源，而非关乎生命本质和意义的终极真理。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人类社会中那些至关重要却又超出人类直接控制范围的现象的最终来源，例如：雨水、生育、疾病、占卜者的知识、社会群体的性质等等。人们崇拜它们，是因为它们能为这些现象提供实际的帮助。正如韦尔豪森所指出的，它们与其他神灵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拥有名字和专门的祭祀仪式；没有名字，神祇就无法被召唤和操控，而祭祀的目的正是为了让神祇代表其信徒行使神力。正如一块三世纪的铭文所言：“伊拉哈，请以仁慈之心眷顾鲁巴特部落。”正因如此，部落神祇既不要求也不接受信徒的情感投入、爱戴或忠诚。因此，一个著名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异教时期，巴努·汉伊法部落有一个用椰枣和酥油混合制成的神像。他们崇拜它很久。后来他们遭遇饥荒，于是就把神像吃掉了。” 出于类似的务实精神，一位现代贝都因人发誓要将他猎获的猎物一半献给神。他猎到一些猎物后，吃了一半，把另一半留给了神，然后离开了；但他仍然感到饥饿，于是偷偷溜回去，成功地偷走了神那份，并夸耀说：“神没能保住他的那份，我把他的那份也吃掉了。” 如果饥饿能让一个部落成员毫无悔意地吃掉或欺骗他的神，那么显然，实际的需要同样能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或用另一个神来代替这个神。 “我们来到萨阿德那里，是希望他能把我们聚集起来，但萨阿德却把我们驱散了；所以我们和萨阿德没有任何关系。”据说，一位前伊斯兰时代的部落成员在看到自己的偶像吓跑了骆驼后，厌恶地说道。同样，当一个部落的首领被一位基督教僧侣治愈了不孕症后，整个部落便放弃了本土神灵，转而信奉基督教。其他许多阿拉伯人也因基督教上帝的医术令人印象深刻而皈依基督教，他们皈依的过程想必也并不困难。毕竟，神不过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存在，侍奉神的意义就在于期待神会运用其力量来庇佑信徒。一位现代的提亚哈部落成员被洪水冲走时，愤怒地向神呐喊：“我是提亚哈人！我是提亚哈人！神啊，如果你不信，看看我骆驼身上的烙印！” 显然，如果一位神如此无能，竟会降下洪水侵袭自己的信徒；或者如此软弱，无法保护他们免遭饥荒；无法占有自己应得的猎物；也无法施行奇迹般的治愈，那么人们自然有理由吃掉他、欺骗他、辱骂他、谴责他，甚至抛弃他。
在无数次试图劝说道蒂皈依基督教的场合中，有人问他：“那两个字是什么？跟我们一起念，对你无害。”这些人根本没意识到，信徒可以对神灵倾注全部心力，将生命的终极意义寄托于此。那些试图劝说道蒂皈依基督教的人显然对伊斯兰教非常虔诚，但他们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他们个人意义上的救赎真理。他们告诉道蒂：“皈依吧，安顿下来，我们会给你棕榈树。”换句话说，就是“加入我们”。对他们而言，真主是社群认同的来源，而不是对来世问题的解答。同样，那些试图劝说道蒂皈依基督教或因他的基督教信仰而惩罚他的人，既不了解伊斯兰教作为救赎真理的意义，也不关心它，但他们却对道蒂公开否认他们社会赖以生存的神灵感到愤怒。正如部落神灵没有阐明伟大的精神真理一样，它们也没有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中。前伊斯兰时期（或者说前现代时期）的阿拉伯地区在神话、仪式、礼节和节日方面都极其贫乏。宗教生活简化为定期前往圣地、圣石和圣树朝拜，进行献祭和咨询占卜师；大多数贝都因人的宗教活动甚至更少；而且这些习俗与对特定神祇的信仰并没有紧密的联系。一年一度的盛大朝圣显然并非以任何一位神祇的名义进行，其余的习俗也可以轻松地从一位神祇转移到另一位神祇；所有这些都流传到了现代，在穆斯林和基督教部落中都得以保留。因此，放弃一位神祇而改信另一位神祇并不需要改变任何观念或行为，除非新的神祇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与部落规范相悖。
原则上，基督教的神祇确实带有这样的准则，但实际上，活跃在阿拉伯的圣人们无力确保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仅仅是简单的两句话而已。但伊斯兰教的神祇则不然。相反，他认可并推崇了诸如好战和民族自豪感等部落的基本特征。尽管《古兰经》对贝都因人抱有戒心，但只有在新月沃土地区古典伊斯兰教发展起来之后，穆鲁瓦（muruwwa）与德姆（dm）、男子气概与宗教信仰之间著名的对立才得以出现。除非新神祇所携带的行为准则与部落规范相悖。原则上，基督教的神祇确实携带了这样一套准则，但实际上，活跃在阿拉伯的圣人们无力确保皈依基督教仅仅意味着念诵两句简单的教条。然而，伊斯兰教的神祇却并非如此。相反，他认可并颂扬了诸如好战和民族自豪感等基本的部落特征。尽管《古兰经》对贝都因人抱有戒心，但只有在新月沃土地区古典伊斯兰教发展起来之后，穆鲁瓦（muruwwa）与德姆（dm，即男子气概与宗教信仰）之间著名的对立才得以出现。除非新神祇所携带的行为准则与部落规范相悖。原则上，基督教的神祇确实携带了这样一套准则，但实际上，活跃在阿拉伯的圣人们无力确保皈依基督教仅仅意味着念诵两句简单的教条。然而，伊斯兰教的神祇却并非如此。相反，他认可并颂扬了诸如好战和民族自豪感等基本的部落特征。尽管《古兰经》对贝都因人抱有戒心，但只有在新月沃土地区古典伊斯兰教发展起来之后，穆鲁瓦（muruwwa）与德姆（dm，即男子气概与宗教信仰）之间著名的对立才得以出现。
由此可见，阿拉伯半岛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并非精神危机、宗教衰落或异教信仰衰落的体现。事实上，就行为方式而言，19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信奉异教。大规模皈依表明，穆罕默德的真主在当下具有极具吸引力的诱惑力。当伊斯兰教之前的神祇萨德吓跑了信徒们的骆驼时，信徒们得出结论：“萨德不过是块石头”：他所拥有的力量被证明是虚幻的。但当穆罕默德确立自己的地位后，他们便得出结论：“真主伟大”。阿拉伯人皈依伊斯兰教是因为真主的力量远胜于此前在阿拉伯半岛已知的任何其他拥有名字和崇拜的神灵，问题不在于皈依的难易程度，而在于皈依的诱因。真主究竟提供了什么？
他所提供的，是一套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征服的纲领：建立乌玛（伊斯兰社群），发起圣战。穆罕默德是一位肩负政治使命的先知，而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位偶然涉足政治的先知。他的一神论本身就是一套政治纲领，这一点不仅在非穆斯林对其生平的记载中显而易见，伊本·伊斯哈格的著作也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伊本·伊斯哈格告诉我们，穆罕默德作为先知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他开始公开攻击古莱什人的祖神并谴责自己的祖先之时。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这样做动摇了自己部落的根基；如果不是他的族人英勇地继续保护他，他早就被驱逐或处死——而不是因为他的一神论教义据称对异教圣地或麦加贸易构成了威胁。毕竟，当时的他不过是一个地方上的怪人，只要他的教义仅限于关于今世和来世的抽象真理，古莱什人就很乐意容忍他的怪癖，包括他寥寥无几的追随者。但他们无法容忍他攻击自己的祖先。他们对此感到义愤填膺，而且理所当然：一个试图摧毁自己社群根基的人，通常会被视为叛徒。但若非对另一种社群抱有愿景，穆罕默德几乎不可能背叛。他谴责自己的祖先，表明他的神与当时存在的部落分裂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源于他的神与基督教的神不同，他既是一神论者，又是祖先神。安拉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唯一真神；部落群体传统上正是围绕着祖先神而形成的。由此可见，阿拉伯人应当围绕安拉，也唯有安拉，团结在一起，所有认可当前分裂的祖先神都是虚假的。如果我们接受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的传统记载，那么穆罕默德在麦加时就已经是一位政治煽动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向其他部落毛遂自荐。“如果我们效忠于你，而真主使你战胜了你的敌人，那么在你之后，我们还能拥有统治权吗？”一位阿明（伊斯兰教法学家）应该这样问，他完全清楚接受穆罕默德就等于接受一位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而且，接受他就是接受一位统治者，而不仅仅是接受一位超凡脱俗的仲裁者。他被麦地那人接纳了。
假设麦地那社会因世仇而四分五裂，而非由早期君主统一，那么就不难解释麦地那人为何愿意尝试穆罕默德的政治纲领；但鉴于阿拉伯此前从未有过政治上的统一，此后也再未实现过，他及其继任者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统一，无疑是非同寻常的。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人为何如此钟情于国家结构和统一的愿景？
人们通常会援引麦加贸易来回答这个问题。据说，古莱什人实际上已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许多部落都参与了麦加贸易以及圣地的维护；由于麦加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利益已经趋于一致，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实际上就等于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尽管统一的进程只有在镇压叛乱之后才算完成。然而，尽管镇压叛乱确实完成了统一的进程，但这并非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麦加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利益真的趋于一致，那么为什么阿拉伯人在麦加与穆罕默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伸出援手呢？如果他们当时出手相助，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小政权或许早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反之，如果他们乐于任由麦加自生自灭，为何在麦加陷落后急于皈依伊斯兰教呢？事实上，麦加统一阿拉伯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源于伊本·卡尔布勒的传说，一个说书人的叙述。毫无疑问，阿拉伯确实存在某种统一感，这一点很重要；但这种统一是民族和文化上的，而非经济上的，也与麦加的贸易毫无关系。穆罕默德的成功显然与他同时宣扬建国和征服有关：如果没有征服，先是在阿拉伯半岛，后是在新月沃土，阿拉伯的统一就无法实现。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业利益促使统治精英决定采取征服政策；相反，史料将征服视为贸易的替代方案，征服的回报是统治大地的轻松生活，而非辛勤劳作的商人生活。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麦加贸易的崩溃导致了“经济衰退”，从而促使各部落民众如此热衷于这项政策。<sup>44</sup> 当然，推测贸易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固然合理，但这种推测实属无稽之谈。部落国家必须征服才能生存，而组成其成员的掠夺成性的部落成员通常更倾向于战斗而非袖手旁观。“我们的战马践踏了多少领主和强大的酋长……只要战争威胁到我们，我们就立即出征，永不休战，”一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夸耀道。“我们以牙还牙，杀戮了同样多的人，俘虏了无数的俘虏……岁月使我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都占据了先机；人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责我们的地方，”另一位诗人吹嘘道。“当我刺出剑时，它几乎弯曲成两截，我用锋利的马什拉菲剑杀死我的对手，我渴望死亡，就像一头奶水充盈的骆驼，”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宣称。
鉴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正是这类人，我们无需假设阿拉伯的物质环境有所恶化，就能解释他们为何热衷于征服政策。他们及其首领既然已在其部落故土开始征服，便不太可能止步于肥沃的土地：毕竟，那里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所在，也是他们此前曾利用过的资源。穆罕默德的真主认可征服政策，指示信徒无论在何处与不信者作战；如果我们接受非穆斯林史料的记载，真主还特别指示他们在叙利亚与不信者作战，因为叙利亚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因其共同的亚伯拉罕血统而共同拥有的土地。简而言之，穆罕默德必须征服，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他的神也指示他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理由吗？“我们的战马践踏了多少领主和强大的首领……只要战争威胁到我们，我们就立即出征，永不言败，”一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夸耀道。“我们以牙还牙，杀戮了同样多的敌人，俘虏了无数的俘虏……岁月使我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都占据了先机；人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鄙视我们的地方，”另一位诗人吹嘘道。“当我刺出利剑时，它几乎弯曲成两截；我用锋利的马什拉菲剑杀死我的对手；我渴望死亡，就像一头饱饮奶水的骆驼，”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宣称。鉴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正是这类人，我们无需假设阿拉伯的物质环境有任何恶化，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征服政策。既然他们已在自己的部落故土开始征服，那么他们及其首领就不太可能止步于肥沃的土地：毕竟，那里才是他们能够找到继续扩张所需资源的地方，而他们此前也曾利用过这些资源。穆罕默德的真主认可征服政策，指示信徒们无论在何处与异教徒作战；如果我们接受非穆斯林来源的证词，真主还特别指示他们在叙利亚与异教徒作战，因为叙利亚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因其共同的亚伯拉罕血统而共同拥有的土地。
简而言之，穆罕默德必须征服，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他的神也指示他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理由吗？“我们的战马践踏了多少领主和强大的首领……只要战争威胁到我们，我们就立即出征，永不言败，”一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夸耀道。“我们以牙还牙，杀戮了同样多的敌人，俘虏了无数的俘虏……岁月使我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都占据了先机；人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鄙视我们的地方，”另一位诗人吹嘘道。“当我刺出利剑时，它几乎弯曲成两截；我用锋利的马什拉菲剑杀死我的对手；我渴望死亡，就像一头饱饮奶水的骆驼，”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宣称。鉴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正是这类人，我们无需假设阿拉伯的物质环境有任何恶化，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征服政策。既然他们已在自己的部落故土开始征服，那么他们及其首领就不太可能止步于肥沃的土地：毕竟，那里才是他们能够找到继续扩张所需资源的地方，而他们此前也曾利用过这些资源。穆罕默德的真主认可征服政策，指示信徒们无论在何处与异教徒作战；如果我们接受非穆斯林来源的证词，真主还特别指示他们在叙利亚与异教徒作战，因为叙利亚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因其共同的亚伯拉罕血统而共同拥有的土地。简而言之，穆罕默德必须征服，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他的神也指示他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理由吗？“我用锋利的马什拉菲剑杀死我的对手，我渴望死亡，就像一头奶水过满的骆驼，”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宣称。鉴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正是这类人，我们无需假设阿拉伯的物质环境有任何恶化，就能解释他们为何热衷于征服政策。既然他们已在自己的部落故土开始征服，那么他们及其首领就不太可能止步于肥沃的土地：毕竟，那里才是他们能够找到继续扩张所需资源的地方，也是他们之前曾利用过的资源。穆罕默德的真主认可征服政策，指示他的信徒无论在何处都要与不信者作战；如果我们接受非穆斯林来源的证词，真主还特别指示他们在叙利亚与不信者作战，因为叙利亚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因其共同的亚伯拉罕血统而共同拥有的土地。
简而言之，穆罕默德必须征服，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而他的神明命令他去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吗？“我用锋利的马什拉菲剑杀死我的对手，我渴望死亡，就像一头奶水过满的骆驼，”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宣称。鉴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正是这类人，我们无需假设阿拉伯的物质环境有任何恶化，就能解释他们为何热衷于征服政策。既然他们已在自己的部落故土开始征服，那么他们及其首领就不太可能止步于肥沃的土地：毕竟，那里才是他们能够找到继续扩张所需资源的地方，也是他们之前曾利用过的资源。穆罕默德的真主认可征服政策，指示他的信徒无论在何处都要与不信者作战；如果我们接受非穆斯林来源的证词，真主还特别指示他们在叙利亚与不信者作战，因为叙利亚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因其共同的亚伯拉罕血统而共同拥有的土地。简而言之，穆罕默德必须征服，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而他的神明命令他去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吗？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他的神也告诉他要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吗？他的追随者喜欢征服，他的神也告诉他要征服：我们还需要更多吗？
之所以经常有人提出其他动机，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圣战是为了掩盖更实际的目标。人们认为宗教利益和物质利益必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基督教观念；而这种观念也构成了关于征服者究竟是更多地受宗教热情而非物质利益驱动，还是反之亦然的无休止争论的基础。然而，圣战并非掩盖物质利益；恰恰相反，它是对这些利益的公开宣告。“真主说……‘我的义仆必承受大地’；这就是你们的继承权，也是你们的主所应许你们的……”在卡迪西亚战役前夕，阿拉伯士兵被告知（指的是伊拉克）；“如果你们坚持下去……那么他们的财产、妇女、儿童和国家都将归你们所有。”上帝的旨意再明确不过了。他告诉阿拉伯人，他们有权掠夺他人的妇女、儿童和土地，甚至有义务这样做：圣战的本质就是服从。穆罕默德的真主就这样将部落的武力和贪婪提升为至高无上的宗教美德：物质利益是部落社会固有的，我们无需臆测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正是因为真主和部落成员的物质利益一致，后者才如此热情地服从他。
事实上，穆罕默德的信息与部落利益的契合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的计划在阿拉伯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可能成功。阿拉伯国家形成和征服的潜力由来已久，一旦穆罕默德萌生了将一神论用于政治的想法，这一想法便被反复利用，尽管从未达到泛阿拉伯的规模。如果早期的易卜拉欣信徒也看到了自身信仰的政治意义，他们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统一阿拉伯半岛进行征服呢？如果穆罕默德没有这样做，那么后世的先知是否也可能扮演他的角色呢？可以说，征服的发生仅仅取决于有人提出了某种想法，而这种想法出现在七世纪而非五世纪、十世纪，或者根本没有出现，很大程度上或完全是偶然的。
但阿拉伯人直到七世纪才联合起来进行泛阿拉伯规模的征服，这一事实表明上述论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选择反驳，就必须寻找当时阿拉伯半岛独有的因素，而非麦地那内战等常态，并且这些因素必须影响整个阿拉伯半岛，而不仅仅是麦加这样的单一城市。鉴于穆罕默德的教义与部落利益的契合，这些因素也应当是强化部落社会长期利益而非像传统意义上的麦加贸易那样损害部落利益的。只有一种发展符合这三点要求，那就是六世纪和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特有的外来势力渗透。
如前所述，波斯人在阿拉伯半岛东部、内志和也门都拥有殖民地，其势力范围从叙利亚沙漠一直延伸到希贾兹。拜占庭帝国在塔布克以南没有殖民者，但其势力范围遍及阿拉伯半岛西部，从其附庸国王统治的叙利亚沙漠一直延伸到其埃塞俄比亚盟友统治的也门，直到被波斯人驱逐。因此，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遭受的外国统治规模之大，即使在近代也无与伦比：波斯人拥有殖民者和拜火教神庙，而英国人仅仅拥有菲尔比。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的扩张规模同样空前，最接近的例子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这两种现象不太可能毫无关联。
如果真是如此，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一种模式可以立即被排除。众所周知，帝国往往会通过传播思想、传递物质资源以及其统治所引发的怨恨，在其蛮族邻邦中催生国家结构；而一旦这些国家结构形成，它们通常也会成为被征服的目标。中亚和欧洲的情况正是如此；但这并非阿拉伯半岛的模式。在阿拉伯半岛，甚至在麦加，国家结构的萌芽阶段并非以牺牲部落关系为代价。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国家是由一位先知而非世俗政治家建立的，依靠的是宗教权威而非物质力量，其征服是通过部落社会的融合而非瓦解实现的。如果帝国列强确实促成了伊斯兰教的兴起，那么它们的方式必然截然不同。
另一种假设是，伊斯兰教起源于本土主义运动，或者换句话说，是对异族统治的一种原始反应，这种统治与阿拉伯征服者后来在北非和伊朗挑起的统治，以及欧洲殖民者后来在整个第三世界挑起的统治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接受非穆斯林文献对穆罕默德教义的描述，那么这种解释就非常吻合。
本土主义运动之所以原始，是因为参与者缺乏政治组织。他们要么来自政治组织匮乏的社会，例如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要么来自缺乏政治组织的社会阶层，例如伊朗那些融合宗教的先知所在的村民阶层。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地带有宗教色彩。领袖通常自称先知或上帝本人，他们通常用与被针对的外国人相同的宗教语言来阐述信息，但同时又强调自身的本土身份和价值观。这些运动几乎总是千禧年主义的，常常带有弥赛亚色彩，并且总是会发展出某种政治组织和行动，无论多么稚嫩；最初的行动通常是好战的，其目标是驱逐所谓的外国人。穆罕默德的运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种描述，可以参考19世纪60年代一位毛利先知的例子，他实际上为自己创立了伊斯兰教。据称，他自视为新摩西（如同穆罕默德），宣称毛利人和犹太人同出一源（如同犹太人及其以实玛利兄弟），并断言加百列教给他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如同穆罕默德所信奉的宗教一样）融合了对异族至高神的信仰和本土元素（神圣的舞蹈而非朝圣）。他宣称（或被认为宣称）审判日即将到来（如同穆罕默德）。他声称（或被他的追随者认为）在那一天，英国人将被驱逐出新西兰（如同拜占庭人将被驱逐出叙利亚），所有犹太人将来到新西兰与他们的毛利兄弟和平共处（如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叙利亚所期望的那样）。至少，这是当时的观察者（尽管他们常常抱有敌意）对他的信息的记载。尽管他本人可能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的追随者并非如此。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不同，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与毛利先知一样，穆罕默德动员犹太人的一神论对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并以此为己方争取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自主权。令人费解的是，这似乎是对异族统治的首次反抗，而且无疑是最成功的一次，却发生在拜占庭而非波斯的影响范围更广的地区。但阿拉伯西北部的犹太-阿拉伯共生关系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据塞贝奥斯记载，拜占庭对犹太人的迫害在穆罕默德运动的兴起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无论如何，穆罕默德并非七世纪阿拉伯唯一的先知，他的两位竞争对手穆塞利马和阿斯瓦德分别活跃于受波斯影响的亚玛玛和也门地区，而第三位先知萨贾则得到了参与过著名的祖卡尔战役的部落的支持。因此，阿拉伯半岛抵抗伊斯兰教的并非传统异教的代表，而是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这一事实不太可能意味着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在阿拉伯半岛已经失去影响力；相反，穆罕默德似乎找到了一种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有力方法。当然，当他开始征服阿拉伯半岛时，这种方法很可能也会被用来对付他自己。
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外国的存在不太可能对大多数阿拉伯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失去土地的毛利人不同，他们肯定不会感到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与柏柏尔人不同，他们也没有被迫改信伊斯兰教。此外，史料中也很少出现对外国统治不满的表达。诚然，在祖卡尔战役引发的诗歌中，反波斯情绪并不缺乏。先知穆罕默德据称将这场战役描述为阿拉伯人第一次向波斯人复仇，而征服（言下之意）则是第二次。但实际上，这场战役可能仅仅代表波斯人与其阿拉伯臣民之间的一次短暂冲突。然而，正如卡塔达在一段对比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Jahiliyya）的屈辱处境与伊斯兰教兴起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文字中所说，有些人认为“阿拉伯人被困在波斯和拜占庭的雄狮之间”。“其他人践踏我们，而我们从未践踏任何人。然后，真主从我们中间派遣了一位先知……他的应许之一就是我们将征服并征服这些土地，”据说穆格拉·本·舒巴曾向一位波斯将领解释道。总的来说，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的征服无非是“阿拉伯民族性的爆发”。
本土主义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有的话）适用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还有待未来的研究来解答；毫无疑问，阿拉伯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互动还可以有其他解释。但无论如何，拜占庭和波斯对阿拉伯的影响，而非麦加贸易，才是研究这一新兴宗教兴起的重点。麦加贸易或许能为揭示这一新兴宗教传播的机制提供一些线索，但它无法解释为何一种新的宗教会在阿拉伯出现，也无法解释为何它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政治影响。
（本文节选自Patricia Crone，《麦加贸易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自231页以下；书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