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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7日，刚刚接管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发表声明称，他们将在“伊斯兰教框架内”保护阿富汗妇女的现有权利。声明中只字未提“人权”或西方的平等观念。相反，塔利班诉诸于一项拥有2500年历史的传统——文化相对主义。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对错、善恶取决于个人所属的文化。我们不愿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好或更差，不愿说某种行事方式是“不道德的”，也不愿说某些传统令人作呕或怪异。这样做可能会被贴上文化不敏感的标签——甚至更糟。但是，如果我们对不同文化间道德标准的巨大差异视而不见，我们又会失去什么呢？
你的道德观从何而来？你的是非观从何而来？如果你是绝对主义者，你的道德观大概来源于某种普世的（可能是宗教的）道德秩序。但如果你是相对主义者，你很可能会将其归因于某种世俗的来源，例如社会、家庭或个人良知。
广义上讲，相对主义者有两种：主观主义者和约定论者。主观主义者认为价值观和道德观完全由个人自行决定。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你是自由的，所以去选择——也就是说，去创造。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可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
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视角主义”也体现了这一点，它完全不承认事实的存在——尤其是道德事实——而只承认从我们特定视角出发的诠释。当他写道“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的哲学都不过是……其创始人的自白，以及某种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自传”时，他的意思是，每当我们宣称某事属实时，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表达或投射我们自身的价值观。
所以，主观主义者会说，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是素食主义者，你是肉食者。你乐于非法下载电影，我则不乐意。这都没关系。
另一方面，习俗主义者则认为，我们的道德观念源于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或历史规范。他们认为，是非对错根植于我们时代的传统和习俗之中。而最早对此观点进行清晰阐述的著作，出自希罗多德之手。
任何一位阅历丰富的旅行者都能证明，你看到的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甚至不相干的行为越多，就越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然而，尽管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不同文化，我们却很难放弃自身的文化观念。
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写——这是一部篇幅宏大、趣味盎然，且常常滑稽可笑地歪曲公元前5世纪人民和时代的著作——如果有人被问及“世界上所有的习俗”中，他们认为哪种习俗最好，他们几乎总是“最终会选择自己的习俗。他们深信自己的习俗远远优于其他所有习俗。”
尽管一片新土地可能充满野性和刺激，但我们回到家后仍然会告诉朋友们那里有多么奇怪和诡异。
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个与波斯皇帝大流士有关的故事。大流士问他的希腊俘虏，是否愿意接受报酬来吃掉他们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希腊人断然拒绝。按照希腊的葬礼习俗，尸体必须火化。大流士随后召来他的印度俘虏——一群被称为“卡拉提亚人”的人，他知道这些人会吃掉父亲的尸体。他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报酬来火化父亲的尸体。卡拉提亚人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简直是亵渎神灵，他们拒绝了任何报酬。
他的观点是：一部分人认为的禁忌之事，另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司空见惯。我们每个人拥有怎样的道德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出生在特定的时代和地点。
我们能断言另一种文化是不道德的吗？传统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很难理解如何评判其他文化中那些令人质疑的做法。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对错完全由社会定义”，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任何形式的暴行——从儿童祭祀仪式到纳粹大屠杀——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一个国家有着悠久且盛行的女性割礼传统，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它是错误的。如果一种文化接受童婚或未成年性行为，那只是他们的习俗。而且，以我们开头的例子为例，如果塔利班或阿富汗穆斯林传统压迫女性并禁止言论自由，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他们呢？
似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寥寥无几。其中一种方法或许是奉行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另一位“历史之父”——修昔底德。该理论认为，是非对错，或者说正义和荣誉等理想化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根本不适用。当国家之间相互对抗时，奉行的是弱肉强食或“强权即公理”——或许这是一种符合伦理的适者生存法则。
但这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想要挽救“某些信仰或行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道德错误的，甚至是应受谴责的”这一观点，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归某种道德绝对主义。这种立场并不容易论证，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似乎需要某种普遍的或客观的伦理标准来批判他人。我们需要一个答案，当有人问：“你的方法凭什么更好？”时，我们需要一个答案。当然，宗教是一种方法。但如果不是宗教，那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塔利班狡猾而又充满操纵性的新闻发布会揭示出，道德相对主义的缺失是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或许阿富汗战争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加绝对主义。
（作者在牛津大学教授哲学，他运营着一个名为“迷你哲学”（@philosophyminis）的热门Instagram账号。文章源于此，书味译）